石川雄揮正在山裡設套捕麂子(胡俊凱/攝)夷隅市位于千葉縣房總半島太平洋一側，從東京乘特快電車到夷隅約需70分鐘。夷隅境内海灘秀美，是日本知名沖浪勝地。腹地為丘陵，産業以漁業和農業為主，人口約3.8萬。夷隅有1%的居民在東京上班，周末才回到這裡享受陽光與沙灘。
讓人意外的是，這個位于首都圈、離東京不遠的小城鎮，居然同許多偏遠鄉村一樣，“居民不了解本地優勢，政府職員不了解外部世界。人們似乎沒什麼發展動力，想不出辦法來利用本地優勢。”夷隅市副市長早川卓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早川卓也是日本總務省派來夷隅挂職的副市長。其所言幾乎是日本大部分村鎮都存在的問題：一方面人口急劇減少，亟待通過地方振興來增加人口；另一方面又缺乏有知識、有眼界、有能力的實幹人才。
2009年起，日本開始推行“地方振興協力隊”模式，試圖以此破解上述矛盾。本刊記者最近在夷隅市采訪了三位地方振興協力隊員，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該市市長、副市長，以及日本總務省負責此項事業的官員，也向我們介紹了這一模式的進展情況。
捕麂子者說
日本本州原本沒有麂子。大約25年前，夷隅市一個動物園破産，麂子沒人管，跑出園後自己繁殖，越來越多，終至泛濫成災。它們晚上出來啃食莊稼，對夷隅市農業構成嚴重威脅。農民們一度不知該如何對待這種外來動物。現在，夷隅市有約1.4萬頭麂子，千葉全縣大概有4萬頭。麂子們開始向縣外發展，一項預測說，十年後，包括茨城、枥木等縣在内的關東地區都将出現大量麂子，數量可達百萬頭……
我叫石川雄揮，今年40歲，大學讀的是日本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曾去倫敦留學1年半，學習中國、日本和東南亞政治。我以前做過電視制片人。因為有報道經曆，便和朋友一起開了家“報道吧”酒吧。但生意失敗了，我一下子失去了金錢、信用和常年構築的人際關系，跌入了人生谷底。消沉至極之時，我想去探索自然，于是成了一名獵人。那時我還在東京，沒法打獵，所以就想移居。我找了不少地方，後來注意到了夷隅。
夷隅是我奶奶的出生地，父親也在這邊長大。小時候，這裡有親戚，我也會過來玩。正巧碰到市政府在招募協力隊員，于是就報了名。我屬于孫輩返鄉吧。
2015年5月，我作為獵手來到夷隅。在這邊的工作主要是驅除野豬等有害動物，去山裡下套捕獵。這些動物會闖入人家裡。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再有就是捕殺麂子，現在還組織狩獵體驗旅遊，開了不定期的麂子皮加工體驗作坊。
來夷隅後發現這裡有很多麂子。早川副市長要我想想對策。我當時對麂子一無所知，但協力隊員裡有狩獵執照的就我一個，不得不做。我查了資料，發現麂子皮很有名，其實是一種高級動物皮毛。
麂子皮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中國殷朝是國寶，吉祥之物。古代中國還将麂子皮作為禮物送給日本彌生時代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在中國曆史上麂子皮還用于過濾污水。麂子皮在日本也有使用傳統，如以前被用于日本武士盔甲。現在，日本傳統工藝品“印傳革”還在使用麂子皮，當然是從中國進口的。
我查到這些曆史後，覺得開發麂子皮周邊産品有戲。麂子皮雖然産量不大，不容易弄到，但如果能夠好好挖掘這些故事，會很有意思。
夷隅市沒有屠宰場，沒法開發麂子肉産品。于是我先從麂子皮入手。當時什麼都不懂，連怎麼剝皮都不知道，還去請教專業公司。在日本，使用動物皮會給人不好的印象，而在中國古代，麂子皮很适合做嬰兒的第一雙鞋，人們認為可以讨個吉利。為了消除負面形象，我首先想到的是做麂子皮嬰兒鞋。當然光靠嬰兒鞋是不夠的，還試做了其他産品。
日本很少有專門的麂子研究者。人們幾乎沒有關于麂子的知識。動物來到新地方後，會随着生态環境變化而變異。最近有人說，夷隅這邊的麂子可能原産于台灣，而不是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産的麂子和台灣産的麂子毛皮不同，個頭不同。台灣産的體型像中型犬。
現在，日本有貿易商進口中國麂子皮，這家貿易商現在和我也有往來。聽說現在中國每年出口10萬張麂子皮。我前陣子和東京一家電視台的節目組同去台灣采訪了當地麂子利用情況。在台灣，一頭麂子售價在6萬日元左右。
我們這裡的麂子皮還沒有産業化。我給你們看的這些麂子皮産品都是試制品，是我組織麂子皮加工體驗作坊時做的。這種體驗式作坊一年開幾次，參加者來自東京和千葉等地。這些東西從沒有對外銷售過。
這邊的麂子皮質量很不錯，比鹿皮要好。中國麂子皮一張賣6000日元，我們這裡的應該能賣1萬日元吧。
因為有麂子，我還組織過幾次狩獵體驗旅遊。有一名參加者是中國企業家。他說他小時候是吃麂子肉的，但現在太貴，買不到。他說他是因為聽說能吃麂子肉才參加狩獵的。在中國，麂子肉是不是很稀罕？
麂子肉味道不錯，我們用西式傳統烤肉做法。千葉這邊沒有野生動物屠宰場。我們希望在這邊建個屠宰場。不過日本人不愛吃野生動物肉，各地的野生動物屠宰場聽說都虧本。
我的協力隊員任期，今年8月就到期了。我考慮9月開始組織狩獵體驗旅遊，然後開始銷售麂子皮産品。
采訪後記：日本總務省地域力創造組地域自立幫扶課課長助理中井孝一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采訪時介紹，日本地方振興協力隊始建于2009年，為日本地方振興重要措施之一。農村人有時不清楚本地優勢，比如對日常吃的食品他們覺得很一般，其實在大都市人看來那是美味。地方振興協力隊員的作用，就是用新的視角發現當地的優勢。
這項措施首先由各市町村在各自官網上發布招聘信息招募隊員，然後對應聘者進行面試。選中後，讓隊員将戶籍遷到地方，在當地居住一到三年，以自治體臨時職員的身份參與當地振興活動。活動結束後隊員可自願選擇是否留在當地定居。
2009年隻有89名隊員，以後逐年增加，到2016年全國共有4158名隊員。其中40%為女性，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占70%。2017年3月結束活動的2230名隊員中，有60%選擇留在當地定居。
該措施實施主體為都道府縣和市町村。總務省提供财政支持，相關預算從2014年的48億日元增至2016年的132億日元。總務省為每個隊員提供每年200萬日元工資補貼和200萬日元的活動經費。如果錢花超了，由各地方政府負擔。200萬日元的工資補貼不算高，但隊員在當地可以做兼職。而且與東京相比，地方房租很便宜，生活費也不高。
總務省還舉辦地方振興協力隊全國大會，加強隊員之間的橫向聯系，并對隊員進行研修教育，跟蹤扶持。
夷隅星空（草原學/攝）拍星空者說
“該隊員喜歡拍攝星空，為了拍到美麗星空，輾轉于日本各地，北到北海道，南下沖繩，發現夷隅市的星空很美。2016年3月起，該隊員邀請著名攝影師中井精也老師來夷隅市舉辦‘感受夷隅市魅力攝影會’。該隊員表示今後也将利用攝影來振興夷隅市。”
——摘自夷隅市地方振興協力隊隊員簡介
我叫草原學，57歲，出生于山口縣下關市。30歲時因公司轉崗來到了東京。50歲那年，我已在公司幹了26年。那時工作非常忙，我開始審視自己的人生，覺得不能再這樣幹下去了。51歲時，我開始把主要精力花在愛好攝影上。那一年，我周遊日本各地拍攝。後來，原來那家公司的供貨商邀請我去做個項目，沒辦法，去那邊又幹了三年，又很忙。那項目結束後，我便開始考慮移居。考慮到沒頭沒腦地一下子移居有風險，知道有協力隊這個制度後，便報了名。在面試中我展示了自己的攝影作品，提出以攝影帶動地方創生而被錄取。
夷隅市有魅力的地方很多。我現在的工作主要是攝影，與一家旅遊公司策劃組織夷隅星空攝影旅遊。此外也試做麂子皮産品和其他雜事。
我從30多歲開始迷上登山。那時候經常爬海拔兩三千米的山。登上山頂，空氣透徹，星空燦爛。我特别想給不登山的人看看這美麗的星空，因此喜歡上了攝影。拍人物很簡單，門檻低。拍星空則很難，相機調試等不按照手冊來的話，拍不到的。自動模式完全不可能拍到星空。拍星空難，但有趣。
我去沖繩石垣島星空保護公園拍過星空。石垣島靠近台灣，是日本唯一能夠穩定看到南十字座的地方，就觀測星空而言，是日本最棒的地方。我為何選擇了夷隅呢？如果要去石垣旅遊，至少得提前8天預約。但8天後誰也不知道天氣怎麼樣，很多時候看不到星星。夷隅則靠近東京。傍晚身在東京，如果發現今晚星空漂亮，馬上就可趕過來，不太會失望而歸。這是夷隅的優勢。石垣島的星空肯定更美，我去過石垣島20多次。但花高價去石垣島最後看不到星星的風險很大。
夷隅與石垣不同之處還在于這邊可以融星空于風景。比如可以把鐵路閘口與星空拍在一起。還有，夜晚的夷隅特别黑，也适合拍星空。五六月，這邊還有螢火蟲。這種美景夷隅比比皆是。對于這種美景，當地人都習以為常，不知道可以感動城裡人。我希望通過攝影，讓當地人能夠對自己的家鄉懷有自豪感。
在日本，有靠星空盤活當地經濟的先例。攝影的意義主要在于吸引遊客。長野縣阿智村每年有100萬遊客造訪，其中星空遊遊客就有三四十萬。全國星空漂亮的村落很多，夷隅的優勢在于靠近首都圈，這是其他地方替代不了的。其他星空漂亮的地方距離東京特别遠。夷隅當地人沒意識到這一點。看星空的人一般都會住一晚，在當地的消費要比普通遊客多不少。
星空本來就有，不需要人工雕琢。不需要資金投入。隻要保護好現在的環境，開設一些星空觀景點，就可以發展旅遊。能夠以最少的投入，實現各種可能性。
我在東京近郊有房子，以後不會隻住在這兒。大概80%的時間在夷隅，20%的時間在東京近郊家中。協力隊員任期結束後，我會兩頭跑。我不總待在這邊，所以對夷隅一直有新鮮感。要說工作的話，當然還是東京更方便。
我平時還兼職做些攝影講座，有時也帶學生去外面采風。現在最主要的兼職是與大型旅遊公司一起做的夷隅星空攝影遊。2017年11月18日組織了一次獅子座流星群攝影遊，吸引了42名遊客來夷隅拍攝。我是這次活動的組織者之一兼攝影老師。12月組織了雙子座流星群攝影會，也在夷隅。今年還和這家公司一起組織櫻花夷隅鐵路攝影會、螢火蟲攝影會等。
我們請過著名鐵路攝影師中井精也來這裡，花了不少錢，但效果還是很明顯的。他來這邊後，夷隅在網上的搜索熱度上升很快。不過，邀請著名攝影師還是太貴，所以我們現在主要是策劃攝影遊。
協力隊員工作上也有困難。2016年剛來時，我是第一次擔任協力隊員，市政府工作人員也沒什麼經驗，雙方溝通起來很困難，都想掌握主動權。我來自民營企業，在政府預算使用方面和政府工作人員的想法完全不一樣。我們民營企業總是在預算範圍内精打細算地花錢，政府工作人員則沒這種意識，雙方難以彼此理解。
地方政府預算都是上一年确定的，2016年給協力隊的預算很少，因為不知道具體要做什麼。頭一年經費不足，沒法施展自己的抱負。不過，經過磨合，現在和市政府方面關系融洽。
我的協力隊任期結束後，除繼續攝影外，可能會搞個麂子皮産品生産作坊。現在，夷隅市政府向給夷隅市捐故鄉稅的市外人士贈送土特産。我考慮以後向市政府銷售麂子皮産品，他們可以将這作為特産。
日本各地都在搞地方創生，競争激烈，猶如零和遊戲。但不論怎麼樣，不嘗試一下是不知道結局的。有人對協力隊有微詞，說浪費稅金。我覺得重要的是做好效果驗證。協力措施實施後，到底有多少人留下來了，帶來了什麼樣的成果，一定要好好驗證。應該等十年到十五年後再來評價吧。
采訪後記：夷隅對地方振興協力隊很感興趣，千葉縣一共才有30多名協力隊員，夷隅就有18人。早川卓也副市長說，為振興夷隅，以漁農業為主的夷隅制定了一頂“美食之城夷隅市——聖塞瓦斯蒂安化計劃”。聖塞瓦斯蒂安本身沒什麼旅遊景點，但因美食而名揚天下。夷隅的優勢也在于食材豐富，其伊勢龍蝦産量為日本第一，還盛産鮑魚、蝾螺等，海産品質量上乘。“遺憾的是，當地人一直住在這裡，不懂當地海産品有多好，天天吃就會變這樣吧。倒是外地人能夠發現夷隅海産品的價值。其實夷隅各種資源很豐富，是能夠發展得更好、吸引到更多人的地方，隻是當地人沒認識到而已。”早川認為缺乏人才和視野不廣是地方振興面臨的最大問題。
早市達人說
夷隅有一個著名的大原漁港。2013年當地在漁港開設“港之朝市”，今年已進入第六個年頭。最初每個月開一次市，後來變成半月一次。2016年改為每周一次。這是以農漁業為主要産業的夷隅市地方振興的一個重要平台。每到周日，漁民們運來各種海産品，農民們帶來生鮮果蔬，小工商業者擺出當地特色産品。市場内人來人往，不少人專程從東京趕來。近兩年，除專業漁民外，來這裡兼職擺攤的人也不少。“港之朝市”有一個事務所，隻有一名專職工作人員，叫吉田庸子。
吉田40來歲，看上去還要年輕些。她出生于神奈川縣橫濱市，有個姐姐。3歲時移居東京東山市，在那裡長大。父親是中央政府公務員，已退休。10年前父母移居到距夷隅車程一小時的長柄町。那以後，她常來夷隅市玩，覺得這兒挺好的。長柄町沒有海，都是山。因此她經常來夷隅看海，沖浪。
我畢業于大東文化大學，專業是國際關系，第一外語是印度尼西亞語。大學時在菲律賓做過植樹志願者。大學畢業前，很想做非營利組織和與國際合作有關的工作。大學畢業後，去澳大利亞待了一年，在小學教日語。回日本後，跳了幾次槽，在東京做過大學教授助理，還在東京都政府做過前台。後在“公平購物”公司工作了十年。這是份緻力于國際合作的工作，很适合我，我也很喜歡，也沒想辭職，直到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
我在東京長大，志在海外，沒怎麼關注日本國内。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我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每天消費的電力來自哪裡。才知道東京電力的核電站竟然建在了福島。海外确實有很多難題需要解決，但核電站事故讓我意識到，日本大都市是在地方城市作出犧牲的基礎上存在和發展的。這以後，我開始把目光投向日本地方城市，并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
核事故一年半後，我去仙台參與災後重建，在一個民間災後重建援助财團工作了兩年。這份工作任期滿後，當時有三個選擇：一是留在仙台，二是重返東京，三是去新的地方城市。那時父親身體出了問題，我想還是盡量在離家近的地方工作比較好。找工作時發現地方振興協力隊在招人，便報了名。
2016年4月面試的時候，被問到過早市相關問題。那時，夷隅招募各種協力隊員，比如做旅遊的等。我在簡曆上沒寫想做早市。但市政府從我的經曆考慮，覺得我适合做早市。要我自己選的話，我對有機農業更感興趣，還有重建山林等。
現在我早晨8點半來市政府打卡，然後去早市事務所。工作日要做事務所的各項工作和雜事，包括會計、宣傳，還有物品管理、外聯等事務性工作。有早市的周日，6點半就集合，要參與擺攤、撤攤，還要在會場的引導台引導顧客，并幫助攤主處理問題等。有時還要去東京的展銷會做會務助理。早市事務所就我一個專職工作人員。在“港之朝市”工作的吉田庸子（穿粉色T恤者）（吉田庸子供圖）我考上協力隊員後搬到了夷隅，住在距市政府步行5分鐘的大原。房子是自己租的，市政府每個月給我5萬日元的房補，我的房租加物業費才5.2萬日元，可以說是白住吧。房子很大，一個人住都不好意思。
不過協力隊員的待遇真的不好。每個月隻能拿15萬日元。好在這邊物價便宜，能夠做副業。我加入的是國民健康保險。我覺得，從身份上看，我是自由職業者吧，做市政府委托的項目。
通過運營早市，我遇到了很多從沒見過的人，如從事第一産業的人，沒在東京住過的人。有的是早市攤主，有的經營農産品直銷所，有的從事水産加工。我覺得他們比在東京工作的人還勤奮。特别是做水産相關工作的。漁民都是冒着生命風險在捕魚。在東京時完全不知道的生活智慧，從他們那裡學到了很多。
我剛來的時候大家不怎麼認可我，覺得我是哪來的小姑娘，但經過自己的努力，我赢得了大家的認可，大家現在都很樂意在早市運營方面幫助我。
感到困難的主要是這邊的大男子主義。我是女的，有些地方不太适應，特别是一些需要交涉的問題，都麻煩别人幫忙。最驚訝的還是當地人的溝通手段太落後。在東京和仙台的時候，有事溝通發份郵件就好了，而在這邊，和攤主聯系基本靠傳真。甚至有一些人連傳真都沒有，隻能靠書信往來。不過我現在已經适應了，剛開始真的是覺得在地方工作要經受考驗。
作為協力隊員，從發現地方魅力和存在問題的角度看，這是一項對鄉村振興特别有意義的制度。不過，如果地方政府不告訴隊員當地明确的發展目标和相關政策，隊員也不努力去理解這項制度的理念和意義，地方政府的需求和協力隊員的抱負就可能錯配，達不到合作的目的。
我的任期到明年3月。任期結束後盡量住在這邊吧。至于以後靠什麼為生，我去年從同事那裡租了塊網球場大小的地，開始種香草，還有一些珍稀蔬菜。将來，我想把它們加工成裝飾品、化妝品之類的東西，而不隻是吃。這也算是農業六次産業化吧。
我在東京代代木有套房子，是父母的。以後打算把這套房子作為連接都市和夷隅的一間工作坊，來展示香草裝飾品等。去年，我在這間工作坊組織了5次體驗式活動，展示香草裝飾品等，并介紹了協力隊員的活動。
采訪後記：采訪中我們感到，“地方振興協力隊”這種模式，對人口流失、人才匮乏地方的振興，有一舉多得之效：
既能通過這些有見識、知識和技能的外來協力者，發現當地人看不見的資源優勢，并将其轉化成潛力，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也能對當地具有慣性、封閉甚至僵化的思維方式形成沖擊，激蕩出一股發展的新風。既能通過他們的工作，提升當地對外地人的吸引力；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在任期結束後選擇留在當地定居，又增加了當地的人口。地方為他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平台，他們也找到了适合或滿足自己精神追求的空間。
協力隊員既不同于在地方政府挂職的中央政府官員，也不同于普通志願者。他們來自民間，自願參加。政府以合同約束，擇能錄取。協力隊員中不少人與當地有着或多或少的關系，這使他們對當地的協力工作有了動力和感情基礎。他們每月有固定工資報酬，雖然不高，但政府給他們開了可以兼職的口子，以彌補不足。
當然，正如幾位協力隊員所說，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協力隊員與當地政府之間，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要評價一項事業的成敗，也需假以時日。但活躍在886個府縣和市町村的4000多名協力隊員的實踐，表明這種模式對于日本地方振興是具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