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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上妝”誰之過

時間:2024-10-20 11:41:30

佛造像重繪引來的非議,反映出了曆史上的鄉規民俗與文化遺産保護之間的某種觀念差異

四川安嶽峰門寺石刻造像重繪前後對比圖(圖片來源于網絡)

“眼懷慈悲、神态安靜的神佛生生被畫成了地主家的胖兒子。”前不久,一組反映四川安嶽石窟佛像重繪前後效果對比的圖片,在網絡上引發熱議。在對比圖中,佛像原本古意盎然的衣飾、神态,都被明豔的彩漆遮蔽,喪失了原有風貌。

四川安嶽,是中國目前已知的中國古代佛教造像遺址最集中的縣。安嶽石窟開鑿于南北朝時期,盛于唐宋,它“上承雲岡、龍門,下啟大足石刻”,在中國石刻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此次佛像被重繪,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除安嶽石窟外,四川廣安、内江等地,也存在造像被“妝彩重塑”的情況。

為什麼“妝彩重塑”現象會屢屢發生?在安嶽石窟等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與修複工作上,又存在着哪些盲點與困境?

研究者的“造像”,鄉民的“菩薩”

随着安嶽石窟造像被重繪的圖片在互聯網上引起熱議,當地相關部門立即作出了回應。

8月5日,安嶽縣文物管理局就峰門寺摩崖造像被重繪情況給出說明,稱峰門寺現存摩崖造像3龛23尊,1995年6月,當地群衆自發捐資,對峰門寺進行維修,由于缺乏文物保護意識,群衆聘請非專業人士對龛内造像進行重繪,後被縣文物管理所時任所長制止,雖然部分造像仍保持原狀,但是主尊造像已被重繪。

同一日,廣安經濟技術開發區社會事業局就金鳳山摩崖造像被重繪情況作出說明:1994年3月,當地信佛群衆自募資金,擅自對該造像的殘缺部位進行了修補,并塗上紅、藍、青三色油漆。同時,在文物保護單位附近擅自新建了部分佛像。2015年,當地信佛群衆又對文物保護單位附近自建佛像部分進行重繪,以緻佛像至今色彩豔麗。

四川省文物局在得知消息後,也派專人前往涉事地點,對摩崖石刻類文物開展了全面的實地勘察。

8月16日,國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公衆号發布《四川省文物局實地勘察揭開石刻造像遭重繪真相》一文,文中稱涉事地區現有石刻造像類遺址13處,20世紀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當地群衆自發捐資“妝彩重塑”,當時地方文物部門進行了及時制止;2006年至2013年間,未發現“妝彩重塑”現象。

“嚴格來說,這不是‘修複事件’,而是民間的重裝。”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陳履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為什麼民衆會對佛造像進行自發的捐資重修,“妝彩重塑”?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李松認為,石窟藝術從其誕生之日起,便是一種“公共藝術”。

“一千多年來,造佛修廟是當地民衆日常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今日那些出資重妝佛像的鄉民,其實就是千年前集資建造佛像的鄉民後代。鄉民們一般将這些造像泛稱作‘菩薩’,而我們研究者則統稱之為‘造像’,兩個名稱顯然有情感上的差異。”李松說。

在陳履生看來,佛造像重繪引來的非議,也反映出了曆史上的鄉規民俗與文化遺産保護之間的某種觀念差異。

“在上千年或數百年的曆史發展中,時間所造就的褪色、氧化、風化和脫落,将石窟造像統一為一種籠罩在曆史氛圍之中的色調,而這種曆史的包漿往往變成了藝術成就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文化遺産保護的概念下,業内提出了‘修舊如舊’。當然,這和曆史、鄉規民俗又形成了文化上的沖突。”陳履生說。

陳履生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用當下的文物保護理念來苛責二十年前民衆的做法有失公允,而如何讓民衆充分了解文化遺産保護的重要性,也是每一位文物工作者都要面對的挑戰。

“主要是在宣傳方面,要讓民衆知道怎麼保護文物,從根本上消除民衆的‘不懂’‘不會’,杜絕類似的不恰當做法。”安嶽縣文物管理局副局長唐文軍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在唐文軍看來,此次佛造像重繪照片雖然在網上引來了不少非議,也對安嶽石刻帶來了一定負面影響,但若從長遠考慮,未嘗不是一次直面大衆的機遇。

912處文物點,不到70名專職管理員

文物點的分散和文保人員的稀缺,是安嶽縣在文物保護方面所面臨的一大難題。

安嶽縣全縣有912處文物點,石刻造像10萬尊,至今保存較完好并具有一定規模和文物價值的石刻有45處。除有3061尊造像的千佛寨、1993尊佛像的圓覺洞、465尊造像的毗盧洞、159尊造像的華嚴洞等規模較大的文物點外,大多數文物的分布都相對分散、不易管理。

唐文軍透露,截至目前,安嶽縣文物管理局僅有20多個正式人員編制。

為解決保護力量不足問題,從2012年起,安嶽縣在全縣推廣了“三防”安保措施。“三防”即“人防、犬防與技防”。

“人防”是指在每個文物點都安排文物管理員。由于要做到“全員在位、全時在位,尤其是夜晚在位”,安嶽縣的文物管理員多數為住在文物點附近的老人,選擇的标準主要有三點:身體要相對健康,年齡不能過大;對文物有一定的興趣和保護意識;能夠得到家裡人的支持。目前,安嶽縣共有接近70名文物管理員,每人每個月平均能夠拿到1000元的勞務報酬。他們每半年都要接受一次固定培訓,内容包括業務培訓、安全培訓、消防培訓和宣傳培訓等。

其中,對文物管理員的宣傳培訓,是需要重點加強的方面。

“縣文物局主要負責級别比較高或需要重點保護的文物點,安排文物管理員進行看護;其他的文物點則主要依托鄉鎮、村社代為安排人員進行管理、保護,做到每個文物點都落實到人。”唐文軍說。

除了配置文物管理員,安嶽縣還配備了40條狼狗用于防盜,目前每條狼狗的夥食費已從每月150元提升到了200元;而視頻監控、紅外報警器等技術設備,也被運用到了石刻保護中,由國營性質的網絡公司代為維護設備,安嶽縣支付租賃費。

“安嶽現在每年财政撥出接近100萬元,用于文物管理員的經費、狼狗飼養費、設備租賃費等,應該說還是相對充裕的。”唐文軍說。不過他也坦言,全縣有900多個文物點,他們也很難預料到哪些文物點需要用錢。

安嶽“三防”措施固然在文物防盜、文物管理上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媒體此前報道說,文物管理員需要長期居住在陳設簡陋、取水困難的文物點,生活不易。

從事文物修複的人員為何少之又少

在此次佛造像遭重繪事件中,那些被“妝彩重塑”的佛造像能否恢複舊觀,也是公衆極為關注的問題。

唐文軍透露,截至目前,安嶽縣文物管理局尚沒有為佛造像制定相應的修複計劃。“我們接到的通知是先保持觀察,有新情況再向上級報告。對佛造像暫時先不作修複,因為修複石刻文物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萬一修複得不好,造成進一步的破壞,那就得不償失了。”唐文軍說。

在陳履生看來,“(佛造像)要去掉新裝、恢複原貌,不是不可能,但要考慮它對石刻的影響。比如砂岩比較松,如果在上面反複多次塗刷,一定會有影響。既然如此,讓自然和時間去慢慢恢複它,也是一種辦法,或者說是不是辦法的辦法。”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文物局在近期的實地勘察中發現,1995年遭重繪的峰門寺主尊造像,局部彩繪已出現脫落,漸露原貌;1992年遭重繪的睏佛寺主尊造像局部,表面金箔和彩繪已逐漸脫落,原貌逐步恢複。

被“妝彩重塑”的佛造像能否恢複舊觀,尚有待時間來檢驗。而安嶽縣在文物修複技術以及人才儲備上的匮乏,也在事件的發酵過程中凸顯出來。

“技術能力是資金落地最大的保障,而安嶽石窟現在仍然沒有形成自己的技術隊伍。”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秘書長詹長法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為緩解卧佛院的風化問題,安嶽縣文物管理局曾計劃修建一座“卧佛樓”,用大型窟檐建築将卧佛“封閉”保護起來。在詹長法看來,這項方案之所以擱淺,原因在于安嶽隻考慮到了展示卧佛,卻忽略了“卧佛樓”與周邊環境是否協調的問題,由此反映出了安嶽石窟在文化遺産保護理念上的某種缺失。

事實上,即使是在全國範圍内,文物的保護、修複也同樣面臨人才短缺問題。

“現在全國文物系統也就有15萬人左右,其中真正從事文物修複工作的人員,又能有多少?而且,文物修複可不是三兩年就能做起來的,要靠幾代人一點點摸索,才能有所進展。比如具體到石窟保護,即使是在文物修複領域工作了一輩子的老專家,談到石窟風化的症結,沒經過研究也不敢下斷語。”詹長法說。

在陳履生看來,“要盡快建立一個國家級的文保修複中心,國家加大投入,建立專業隊伍、确立國家标準、創設國家體系,才能切實解決當前小而散的現狀。目前,各館都在建立自己的文保修複隊伍,難以面面俱到,又不可能做大做強。”

詹長法則認為,可以參照日本、意大利等國家在文物保護中引入社會力量的做法,“放開思維,包容社會各行各業的保護力量,讓社會上的力量去做主動性保護工作”,才能讓文物保護、修複找到源頭活水。

一樣的石刻,不一樣的境遇

2017年年底,安嶽縣文物管理局增設了安嶽縣石刻研究所、安嶽縣博物館這兩個事業單位。目前,安嶽縣石刻研究所已引進兩名研究人員,着手開展對安嶽石刻的研究工作。

與此相比,距離安嶽不到100公裡的大足石刻,卻早已擁有專業的文物保護研究團隊,是國家5A級景區、世界文化遺産地。

大足石刻研究院官網顯示,大足石刻研究院内設12個二級機構,定編130人,現有在職正高級專家2名,副高級專家10名,中級職稱人員23名,其中1人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2018年一般公共預算财政撥款收入為4323.60萬元。

實際上,安嶽石刻與大足石刻都是西南石窟造像的佼佼者,在曆史沿革、石刻藝術上有着極為緊密的聯系。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二者在知名度以及文保力量上的巨大差異?

20世紀90年代,安嶽石刻與大足石刻同時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産,最終卻由于行政區域劃分原因,安嶽石刻未能成功“申遺”。

“安嶽石刻的确失去了一個機會,因為國際上對世界文化遺産地的監測、管理、評估有一整套程序和标準。如果安嶽當時‘申遺’成功,按照國際标準來管理、保護,那肯定會不一樣。”詹長法說。

2017年,安嶽縣重啟“申遺”計劃,成立石窟申遺工作領導小組。唐文軍透露,目前安嶽“申遺”已進展到編制文本階段,正在聯系專家、學者對安嶽石窟進行實地調研,對各個文物點進行初步的篩選工作,力争入圍《中國世界文化遺産預備名單》。

但與20年前相比,安嶽石刻的“申遺”過程并不容易。

“近來國家對‘申遺’的要求是越來越高了,一種類型全國一年隻能申報一處,而且根據國家文物局反饋回來的消息,目前連預備名單都已經排到幾十号了,安嶽石刻既然連預備名單都沒進去,‘申遺’的過程肯定會比較漫長。”唐文軍說。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來安嶽也在加快整合安嶽石刻保護利用的規劃布局。截至目前,《資陽市安嶽石刻保護條例》即将完成三審工作;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和同濟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共同編制的《安嶽石窟保護利用總體規劃》,也已全部完成。

而在詹長法看來,向大足石刻取經,是安嶽石刻眼下最應予以發力的方式。“不隻是安嶽要放下身段,還要讓四川省來主導做這件事,這是最直接、最靠譜的學習方法。”詹長法說。

絕版佛經石刻藏身四川安嶽摩崖經窟,正遭遇風化、滲水侵蝕等世界性保護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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