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6日，修繕完畢的文瀾閣，正式恢複向公衆免費開放
文瀾閣還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不過，此文瀾閣非彼文瀾閣——空了。當初文瀾閣為書而建，如今這座沒有書香的樓閣，連書蟲都沒有一隻，幹幹淨淨，隻是一座空樓而已。但即便是空的，它依然擺足了皇家威勢。
因《四庫全書》而修建
建于1784年的文瀾閣已老态龍鐘了。
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下诏從官藏圖書中選取善本，并在全國各地的私人藏書中尋訪遺書，以此為藍本修《四庫全書》。這是一項宏大的工程，160餘編輯、3000餘謄錄人員，曆時10年，到1782年，皇皇36000冊的《四庫全書》大功告成，并抄寫了四部，分藏于“北四閣”，即朝廷在北方建的四個藏書館，也叫“内廷四閣”，分别是北京紫禁城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沈陽的文溯閣和承德的文津閣。
《四庫全書》是我國曆史上最大的叢書，乾隆完成了這樣一樁大事猶未過瘾，想起江浙一帶人文淵薮，幾次下江南感受頗深，于是朱筆一揮，決定再抄三部《四庫全書》，在江南也建三個藏書館。這就是揚州文彙閣、鎮江文宗閣與杭州文瀾閣。
文瀾閣位于西湖中間的孤山。這一帶早在南宋時就是皇家花園，元初被廢，到了清朝康熙南巡時，浙江總督李衛花巨資在孤山改建行宮。當時的建造費已無處可查，但修理費卻有些端倪，據史書記載，浙江地方官因不堪行宮年年巨額的修理費，請求皇帝“聖斷”，不得已，雍正将行宮改成聖因寺，讓和尚們去收拾。
文瀾閣，由聖因寺裡的藏經閣改建而成。它現在的位置在浙江博物館館區的西面，一個相對獨立的小院。2006年開始大修，那之前很少有人光顧。2013年重新開放，面對西湖的孤山路大門終于打開了，遊客可以随意出入，零距離接觸皇帝的圖書室。
乾隆在此寫《月台》
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樓閣，外面看是兩層，走進閣裡，站在屋子的中間，仰頭望去，卻隻有一層，正中間一個大大的藻井，據說皇帝坐在這裡看書時，是不能有人在他的頭頂走動的，樓上的書都是仆人從藻井吊下來。
閣前有一池靜水，池水引自西湖，既可供玩賞，又可蓄水防火備不時之需。池中疊有一峰名“靈芝峰”，池東有禦碑亭，刻錄了文瀾閣建閣的始末。
池南是一個前院，很小。幾乎被一座假山塞滿了，卻不擁擠，有百年老樹，有綠水環繞，玲珑剔透，婉轉騰挪。假山下面是中空的洞穴，上面就是賞月的平台。
乾隆皇帝下江南時，這裡曾是他駐跸的行宮，身為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瞎逛，微服私訪那是電視劇裡的故事，皇帝看書看得累了，也就隻能在這方寸之地舒展一下身心。
乾隆喜歡月台，1784年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南巡時，坐在文瀾閣裡，就信筆寫下一首《月台》詩。
月台與西湖隻有一牆之隔，早些年每次去文瀾閣，都要在月台的亭子裡坐很久，牆隔的是現代的喧鬧，從牆上滑落的陽光，似乎是幾百年前的。
月台後的那排平房“禦座房”，當年大約是給随從歇息的，皇帝若是在閣中看書，随從們樂得在這裡喝喝茶、聊聊天。多年前，我曾偶爾走到這裡，門開着，就走了進去。屋裡堆放着許多空空的楠木書櫃，據說是以前用來放《四庫全書》的書櫃，不管真假與否，拉開書櫃的門，真的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
文瀾閣裡有桂花樹，其中兩棵老桂樹，已經花開花落近三百回。今年去看，老桂的主幹似已枯死，可是樹幹上卻長滿了新枝綠葉，不知到了秋天，是否還能開花飄香。
有一個秋天，和博物館的朋友泡一杯茶，閑坐文瀾閣。那時女兒還小，拿着面包在水池前喂魚，她努力想把面包扔得遠一點，結果失去平衡，一個鹞子翻身落入水池，水比她深，驚走了一池的魚，自己也吓得不淺。
已是秋天，水有些涼，但那天太陽很好，桂花很香，把女兒撈上來後，我們就一直坐在桂花樹下曬小女，一邊看着桂花悄悄地落了滿杯。
命運多舛
文瀾閣默默不語，它的命運卻讓人心驚。
1861年，太平軍打到了浙江，與清兵作戰于杭州城。杭州一片混亂，不說巷戰，僅在湖中就有大小百餘戰，湖中小島湖心亭成了太平軍的水上據點，甚至翻越城南的慈雲嶺擡來了錢塘江上的舟船，西湖這個溫柔之鄉一時成了水軍激戰之地。湖中的文瀾閣成了軍營，閣中圖書散逸滿地，任人踐踏。又有人潛入閣内偷書，曾經是珍貴的皇家圖書，現在都落入了私人或書賈之手，更不堪的是流落街坊成了廢紙，或者被拆散了包東西。
據說有一日，杭州鄉紳丁申、丁丙兄弟避亂西郊，途中買了包吃食，打開那包裝紙不覺大驚，這明明是《四庫全書》的殘頁啊。丁氏兄弟目睹《四庫全書》的零落，痛心不已，他們連夜回杭進文瀾閣，把殘留的《四庫全書》捆紮了八百多捆，用船運到位于西溪的丁氏家祠風木庵。
現在已無法知道兄弟倆是如何在戰亂中冒險運書的，史書裡隻有“每天往返數十裡”一句，估計小船走的是西溪水道。西溪是一條通往西郊的河道，風景優美，為曆代文人所稱道，但這時的丁氏兄弟恐怕已經沒有吟詩的雅興，想象一下，戰亂中，有一條小船，漿聲欸乃中，居然運出了大量圖書。他們惟恐這些書再次散失，又輾轉運到上海，直到杭州的戰事平息後，才把這些圖書帶回杭州。
這丁氏兄弟也不是一般人物，丁家是商人，但更是讀書人、藏書人，是杭州著名的私人藏書樓“八千卷樓”的樓主。
“從我開始聚書”
杭州的藏書業堪稱源遠流長，北宋時杭州已是全國三大印書刻書中心之一，南宋時的印刷業更是蒸蒸日上，雕刻之精美為全國之冠。
且說丁氏家族在杭州繁衍幾代，到丁申、丁丙這一代，已是城裡的名流，倒不是因為他們熱心的文化事業，而是因辦企業而出名。1896年，丁丙與人合資的“通益公紗廠”（後來的杭州第一棉紡廠）在拱宸橋正式開張，這是杭州第一家具有現代意義的工廠，是浙江省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的近代棉紡織工廠，在此之前，杭州的紡織工業基本是家庭式的手工作坊，還不能叫做工廠。
丁家藏書是從丁氏兄弟的祖父丁國典開始的。丁國典是做生意的，卻喜好讀書買書，書買得多了，就在田家園的自家院子裡蓋了一個藏書樓，因有感于北宋丁顗有書八千卷，名“八千卷樓”。他的願望是：“從我開始聚書，書聚多了，一定有讀書人做我的子孫。”
果然，到了丁丙兄弟這一代，藏書何止八千卷，樓裡藏書已多達20萬卷，成為清末四大私人藏書樓之一，而丁丙也成了著名的藏書家。
中國古人是很敬惜字紙的，即便目不識丁的鄉下老婦，即便腰纏萬貫如丁家祖孫。1887年丁申去世，為繼承祖父、父親及兄長的遺願，丁丙在丁家園子的東面重修八千卷樓。
20萬卷書，要多大的一個地方啊。丁丙一口氣修了三座書樓，前面一樓五間稱“八千卷樓”，後面一樓五間稱“後八千卷樓”，又在舊屋西邊新蓋一樓三間，稱“小八千卷樓”。書樓建成，圖書入藏，一切安妥後，丁丙寫下《八千卷樓自記》一文告誡後輩：“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吾勉成之，小子識之。”
上世紀初，丁家後人由于經營不善，生意上虧空巨大，隻得一點點地将家産抵押出去，其中就包括了八千卷樓的藏書。丁家藏書有很多古本，有宋本40種左右、元本約百種，有明刻精本、《四庫全書》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還有日本和朝鮮所刻的漢文古籍，這是八千卷樓藏書的特色。1908年，我國最早的公共圖書館江南圖書館（後為南京圖書館），用75000兩銀子将八千卷樓藏書全部收購，并辟專庫貯藏。
1937年12月，日寇占領杭州，丁家人和許多杭州人一樣倉促逃難，丁家宅院被日本軍隊占用。這年冬天，異常寒冷，住在這裡的日軍烤火取暖，那火燒得大了，竟然連房子都燒着了，園子裡大多是木結構房子，一時間火燒連營。可是駐紮在這裡的日本軍隊把周圍一帶全部封鎖，不讓救火，結果院子裡的大部分房子都被燒毀。
今天，田家園已經面目全非，這條小巷已經不存在了，大概不久，連這個地名也将消失。幸運的是，“小八千卷樓”躲過了那場劫難。那座清代小樓現在依然安坐在浙醫一院院内，被整修一新，現在做了院史陳列室。
2005年7月27日，參觀者在杭州曆史博物館欣賞部分文瀾閣《四庫全書》藏本。當日，文瀾閣《四庫全書》的部分藏本首次在杭州曆史博物館免費展出這部書已“三世為人”
說回文瀾閣，當年它在太平軍戰火中大半頹圮，光緒年間（1881年）在原址重建。
可是丁氏兄弟撿回的書還不到原書的四分之一，于是他們又開始着手補缺。幾萬冊的圖書，不是一個小工程，他們一邊出資求購散失的書，一邊又雇了一百多個讀書人補抄，除了八千卷樓的藏書，還到甯波天一閣等其他藏書樓借來古籍文獻作底本，每千字四十文，按照《四庫全書》的目錄整理校對補抄。
從1882年到1888年，前後七年，耗資五萬餘元，抄配891種，補抄2174種，大緻恢複了《四庫全書》的原貌。丁氏兄弟的義舉，是文瀾閣曆史上的一座豐碑。
丁氏補書前無古人後有來者。1915年，當時浙江圖書館館長錢恂發起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曆時八年。1923年，時任浙江教育廳長的張宗祥也組織了一次頗具規模的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曆時四年，共補抄缺書211種，4497卷，全部資金由浙江人捐資。
此後，這套傳奇的庫書還有一次劫難。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為避戰火，庫書西遷。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訓慈受命，帶着一幫書生，開始了《四庫全書》大遷徙。1937年8月4日，分裝140箱的庫書離開孤山（1912年文瀾閣藏書移至離文瀾閣不遠的浙江圖書館孤山館舍），經過白堤，去往錢塘江碼頭，誰也不知道，這些書什麼時候能回來。庫書從水路和陸路到富陽、建德、龍泉，随着戰火逼近再遷往貴陽、四川，經浙閩贛黔川五省，曆戰事、水火、道路種種艱險，直到9年後的1946年7月，《四庫全書》才回到杭州孤山。
這部書，從抄成到今天，已經是三世為人了。文瀾閣《四庫全書》是“南三閣”的唯一幸存者，這部書得以奇迹般地完整保留下來，曆代讀書人功不可沒。
文瀾閣原來的主角是書，湖風入窗，書香流芳。如今主角早已退場，隻留一座空閣，以建築與今人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