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務院務虛會議對改革開放的初步醞釀
1978年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會議隻“務虛”，即隻作讨論，不作實策。它是中共認識到以開放促改革的轉折點。“其中有兩個文件對後來的實際決策發生較大影響，一是9月9日李先念的總結講話；一是7月28日胡喬木的發言。”李先念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但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為了大大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這比關起門來樣樣靠自己從頭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胡喬木代表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研究室作了發言，發言強調了“經濟規律的客觀性”，闡述了“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管理方法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等問題，提出：“隻有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結合起來，把外國經驗中一切有用的東西和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成功經驗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夠迅速提高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能力，才能夠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胡喬木發言中提出的觀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中央高層領導和許多經濟學家的共識，很多觀點後來融入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這次國務院務虛會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共高層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開始，使高層認識到改革和開放對于現代化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因此，“我們黨能夠重視經濟體制中的問題，重視改革，發轫于這次務虛會”，可以說，國務院務虛會醞釀了改革開放的正式決策。
二、達成共識的36天中央工作會議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期原定20多天，但會議中途情況發生變化，最終開了36天。華國鋒在開幕當天宣布會議議題是：第一，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産搞上去，具體讨論《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文件；第二，讨論、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第三，讨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大會沒有設秘書長，在舉行第一次會議時，華國鋒宣布在議題之前先讨論一個問題，即讨論從1979年1月起把全黨的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從大會的議題看，會議主要是讨論經濟工作，但同時又要求拿出兩三天的時間讨論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問題。華國鋒強調：“這是一個關系全局的問題，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那麼到底應該在什麼思想的指導下，用什麼樣的方針和政策來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呢？
1978年5月，在胡耀邦組織下掀起的“真理标準大讨論”涉及到到底該堅持什麼樣的指導思想的問題。“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大讨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論問題探讨，而是一場重要的政治論争。其政治意義在于，它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了人們重新認識毛澤東晚年的政治遺産，重新認識‘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盡管自“讨論”掀起以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已經得到全國多數人的支持與贊同，但是與之相對的“兩個凡是”的支持者仍舊在負隅頑抗，中央高層為此也分為兩種意見，未有明确答案。思想的混亂導緻行動的無措，思想上達不成共識，實踐上就會出錯。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是一場黨内高級會議，陳雲推動了會議議題的轉變，使會議朝着絕大多數人希望的方向進行。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提出了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中央應該對一些影響大、涉及面廣的曆史遺留問題給予充分考慮和作出決定，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強烈反響，改變了會議議程。陳雲的發言實際上涉及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的重大問題，直接指出當下的中國共産黨應該堅持什麼樣的指導思想的問題。各組在分組讨論中，紛紛要求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這個發言是工作會議上向‘左’傾錯誤開的第一炮、點的第一把火，它像重磅炸彈，打亂了錯誤領導的陣腳，起到了扭轉會議方向的關鍵性作用。”會議自此打破沉悶的氣氛，與會者充分發言，值得肯定的是，這次會議上黨内民主得到充分發揮，黨内政治生活得到充分開展，華國鋒起到了重要作用。華國鋒認真聽取大家意見的态度，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與會者回憶：華國鋒“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有回避，态度誠懇”“凡是讨論中提出的重大問題他都作出了令人滿意的答複”“幾乎沒有見過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夠這樣聽取大家的意見，問題解決得如此徹底明确”。會議高度評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标準的讨論，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指出“兩個凡是”背離了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完全錯誤的。12月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作了講話，對“兩個凡是”和真理标準讨論問題表明了态度。第一，在“兩個凡是”的問題上承擔責任并作了自我批評。第二，肯定了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黨的最高領導人對當時極為敏感的政治、思想問題都表了态，表明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基本上統一了黨内思想，達成了思想共識。
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緻向前看》報告，被認為是此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在此時已經基本沒有争論。“鄧小平的這篇講話不但提出和回答了在曆史轉折關頭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作了總結，而且也為即将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供了指導思想。因此，這篇講話實際上也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之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争為綱”的錯誤口号，正式決策實行改革開放。因此，達成共識的中央工作會議意義深遠，成為偉大轉折的前奏。
三、一錘定音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了國務院務虛會對改革的“發轫”和中央工作會議的充分準備，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由于之前對經濟建設有了足夠的重視，有了“擺開來講”的思想領域、曆史遺留問題方面的針鋒相對，進而取得重大共識，此次三中全會開得波瀾不驚，順利完成了各項議程，在會議結束當天就發布了公報。全會沒有國務院務虛會上與會人員的興奮與激動，也沒有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人員的激烈交鋒，但是人們知道，平靜的氣氛下孕育着偉大的曆史轉折。全會正式進行了撥亂反正。“撥亂反正”一詞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被廣泛使用，預示着時代的大轉變已經開始。“第一個正式使用它的中央領導人就是鄧小平。”“撥亂反正”本義是改正錯誤，返回正确。但是随着實踐的深入，“撥亂”已不是簡單地要返回到原有的所謂正确的認識和做法，而是越來越“反對”原有的一些所謂正确的認識，可以理解為“反對”“反着走”——當然不是絕對的反着走。“當‘反’逐步取代了‘返’，中共就開辟出了一條社會主義的新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次會議在事實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标志着主導改革創新的力量開始占據主導權，“改革派”自此在中央有了絕對的話語權，為實現偉大的轉折提供了組織上的可靠保證。
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盡管華國鋒間接地承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但是并沒有正式确立下來黨的思想路線。十一屆三中全會更像是一場程序性質的會議，将之前取得共識的成果通過黨的中央全會正式确立下來。全會重新确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思想路線，為改革、創新、探索打開了意識形态的空間。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口号，否定了“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重申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衆階級鬥争已經基本結束”的正确論斷，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全會總結了黨的曆史的經驗教訓，認真讨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實事求是地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規黨法，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在“隻進不出”的策略下，中央高層實現了權力結構的變動，事實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為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奠定了組織基礎，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貫徹有了組織保證。
（作者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