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成立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種種舉措凸顯了金融業在國家經濟活動中日益上升的重要性。由此帶來一個問題:中國金融政策統籌管理是否還應延續現有的部門制定、分兵把口的模式？是否需要在更高層次上進行協調管理？特别是在金融行業和市場規模均進入世界前列之時，金融結構複雜性、外溢性以及金融開放達到空前水平的條件下，在金融管理部門職責分工發生改變、監管機構工作重心趨向單一的情況下，對一定範圍内的金融政策是否需要在更高層次上進行統籌、協調和管理，以解決在經濟活動中不時出現的金融政策不協同、不配套的問題？毋庸贅言，回答是肯定的。
思考金融政策時不能隻考慮貨币政策
因過往中國央行承擔多重工作目标，并緻力于維護經濟增長，我們談論金融政策常把問題限定在貨币政策範疇，當然，任何時候貨币政策都是金融政策中的核心，但貨币政策對經濟活動一般隻表現為調整總量的政策，嚴格來說算不上是影響結構的政策，更談不上是影響效率的政策，否則央行近年就不會一直強調要實現貨币政策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
貨币政策能夠解決一部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問題，但絕不會解決金融業和經濟增長的全部問題。貨币政策效用的充分釋放要依托其他金融政策的高度配合和市場機制的高效運轉，依托于貨币傳導機制的暢順無阻，因此在讨論中國經濟問題時不僅需要考慮貨币政策，更需要考慮其他金融政策，考慮貨币政策如何與其他金融政策相機并用。
就金融政策的範圍而論，其包含的内容比較廣泛，如貨币政策、信貸政策，包括空間布局、創新、開放在内的産業發展政策、監管政策、風險控制政策、效率控制政策等。其中有些政策牽涉結構，如産業空間布局；有些牽涉效率，如産業創新政策；有些二者兼顧，如信貸政策、市場開放政策等。中國現在的問題并不僅在于一個個政策制定得是否合适，更重要的還在于如何實現不同政策間的協調。要達到這一目的，不僅需要在政策制定部門間建立起目标一緻的協作機制，還需要在更高層面建立統籌管理金融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工作體制。
今年在銀監會和保監會合并之時，中國央行和監管機構間的工作職責分工也同時做了調整，即銀保監會和證監會兩個監管部門未來将專事行業和市場監管，原來拟定行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央行。但其中留了個懸念：未來中國金融業的開放規模及節奏将由誰統籌負責？顯然不應該再由監管部門承擔這樣的主導責任，那該由央行統管嗎？這需要在更高層面上做出考慮和安排。可以說，事關金融開放的大政策，亦需在更高層次上做出統籌和管理。
具體看，中國當下需要在更高層次上管理多方面的金融政策。如涉貨币政策與監管政策協同的金融政策，涉需要貨币政策、監管政策配合化解系統風險的金融政策，涉動用貨币政策、監管政策平抑市場震蕩的金融政策，涉糾正和抑制行業或市場扭曲的金融政策，涉各金融領域的風險容忍度政策，涉支持創新的專業金融體系培育政策等等。
從國家金融安全方面考慮，則需要考慮金融國際化的國别風險敞口控制政策、海外金融橋頭堡的風險防範政策。即使是金融開放政策，除了要考慮金融市場布局及金融機構組織形态外，還要考慮風險傳染與抑制的管理政策，金融市場開放的副産品之一是金融風險傳遞的加速，這既包括一經濟體内部的風險傳遞，也包括一經濟體與外部市場的風險傳遞。金融已是當代國家的第二道國防防線，當今一國對另一國财富的掠奪常是通過金融絞殺實現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金融防線重要性不亞于軍事防線。因而需要從更高的層次上考慮國家的金融安全政策，擴大國家金融防線外延，以禦敵于國門之外。而金融獨立是國家獨立的根本前提，故維護國家金融根基不被侵蝕和動搖，将永遠是需要最高層考慮的根本金融之策。
不宜搞暴風驟雨式的修正式監管
中國是一個存在企業身份溢價、市場和行政機制會同時介入資源配置的經濟體。目前中國正處在完成大半程工業化以及低端産能過剩的時代，同時又值經濟活動高杠杆背景下貨币政策及信貸政策進退空間趨窄的時期，外部風險亦達到了空前複雜的程度，如何拿捏金融政策既關系到經濟增長和效率，又關系到金融風險的積聚和傳遞，已到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步，尤其需要在更高層次上形成應對各種挑戰和風險的金融政策預案。
在各種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要注意從實際出發，力求精準并減少負效應，盡量避免“大殺大砍”，盡量不以矯枉過正的方式處理以往工作不當所積留的隐患。長遠看，中國要堅持持之以恒的風險控制導向的全方位、全天候金融監管，而不是暴風驟雨式的修正式監管，要講究吹警哨、拉警笛，對違法者毫不留情地監管，而不是時軟時松地監管。後者對經濟活動一般不會增益，隻會增損。
中國的貨币投向，除了滿足正常流動性需求外，要逐漸向“滴灌”方面轉向，及早關死“漫灌”的閥門。要看到“放水”不一定能達到增加流動性的目的，有時放水不當反而會帶來更大恐慌。同時中國不得不考慮如何維護人民币國際化的支撐條件問題，特别在避免彙率大幅波動上一定要系統部署，口号喊多了必然會影響市場對人民币未來的信心。在防範資本外流問題上，要建立防止外彙存底惡化的動态調控機制，要有極端條件下的外彙基礎儲備保障準備。
而金融業本身，一定要從強化、優化企業治理機制入手，緻力于強身健體，不僅要具備順周期環境下發展和控制風險的能力，還要具備在逆周期環境下發展和控制風險的能力;不僅要具備在域内利用資源和平衡風險的能力，還要具備在域外利用資源和平衡風險的能力。隻有金融企業的強大才是一國金融業的強大，所有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才能産生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國的金融風險會源于内部，也會源于外部，但大多會源于内部，所以歸根結底仍在于在中國建立起從企業到監管、到市場、到政府的嚴密的風險防範體系，隻要金融系統本身不弱、不亂，中國就有十足的能力抵禦外部風險的侵襲。
最後還應強調，在更高層次上統籌管理金融政策，除了組織形式上的安排，還應包括金融政策制定管理的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和效率性，調整事關全局的金融政策要講究時間窗口，講究環境條件，後者對于充分發揮金融政策對經濟活動的積極影響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
關浣非
某國有銀行香港分行副行長，曾在香港及内地創建多家産險、壽險公司并任董事長、總裁。
責編：陳惟杉美編：孫珍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