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不放心，陪他一起去考察。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母子倆到達烏克蘭首都基輔，發現這裡已經成為“代孕之都”。整個酒店都是從世界各地來找代孕的，歐美的、澳大利亞的，那時候，中國人還很少。
劉鵬覺得這事靠譜，當機立斷在醫院選擇一個代孕的貴賓套餐，隻要4.99萬歐元，取完精就回國了。
一年後，兒子出生。劉鵬在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為兒子辦回國旅行證時，同時碰到三對抱着孩子辦手續的中國夫婦。隻是一年時間，更多打算啟動代孕程序的中國人在醫院排隊等待。
白菜價格，貴賓服務
4.99萬歐元的套餐，是烏克蘭醫院的最高等級，不僅包含了取精、取卵、胚胎移植，再到生産等全部費用，還包括劉鵬和親友在基輔的住宿、交通和飲食費用。隻要客戶同意使用捐卵，這是一個包成功套餐，也就是說，無論嘗試多少次，最終醫院一定會讓你抱着健健康康的孩子回去。
作為貴賓客戶，從飛機降落基輔機場開始，醫院就會派專車和專職司機負責他們在基輔的全部行程，從醫療到遊覽。他們被安排住在市中心的一套100平到150平的套房裡，有專職保姆每天9點到18點負責飲食起居。如果他們覺得保姆做的飯不合口味，醫院也可以每天給予1200格裡夫納的餐費（約293元），有了這些錢，客戶可以去基輔任何一家餐廳吃飯——烏克蘭人的平均月薪隻有幾千格裡夫納。
孩子出生以後，醫院還會安排一個專職的保姆每天9點到18點照顧孩子，并有說英文的兒科醫生24小時随時提供服務。每周還有兒科醫生上門體檢。
聽完介紹，劉鵬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個套餐，因為它還可以選擇孩子的性别，而且“貴點，醫院也會重視一點吧，這點錢折合人民币不到40萬，不過是美國代孕費用的一個零頭”。
30歲的時候，劉鵬特别想要個孩子。自從2015年泰國出台法律禁止為外國人代孕之後，他就把目光鎖定美國，“必須是合法的國家，不合法的話，可想而知這裡面的貓膩有多少”。
他估算在美國做一次代孕，費用大概在120萬至150萬之間。對他來說，必須是一次成功，再多，他就負擔不起了，可這是誰也無法保證的。“像我在烏克蘭遇見一個大姐，她在美國做了四次了都沒有成，一次不成你就再交一次的錢，那就是個無底洞。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有錢，但我覺得中國一般的小中産負擔美國代孕費用确實很困難。”劉鵬慶幸自己當初的選擇，“而且那個大姐在烏克蘭就做成功了。試管嬰兒的技術已經不是什麼高新科技了，國内地下的小診所都在做，有時候也得靠點運氣。”
另外，還有兩個套餐更加便宜，分别是2.99萬歐元的經濟套餐和3.99萬歐元的标準套餐，同樣包含了代孕期間所有費用，也是包成功的。還包括他們在基輔的住宿費用，隻是住宿的面積相應地縮水，也沒有專車和專職司機，隻有在往返醫院進行醫療活動時，可以要求派車接送。标準套餐每天有四個小時的保姆服務，經濟套餐則沒有。
經濟套餐已經賣完
随着這幾年東南亞國家的代孕政策逐步收緊，除了美國，烏克蘭、俄羅斯和格魯吉亞成為世界上少數允許代孕旅遊的國家。
根據烏克蘭《家庭法》，為不孕不育夫婦代孕是合法的，孩子的父母親身份與代理孕母及精、卵的捐獻者無關。烏克蘭衛生部2008年12月23日發布了第771号文件《關于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條例》，對所需簽署的合同進行了規範。
“這三個國家都差不多，它們的法律都是從蘇聯那個體系沿襲出來的，整體風格、價格都很相似。”環球代孕執行總裁劉保君這兩年也開始做這幾個國家的業務，他還想在這些地方投資一個醫院，“以前由于路途遙遠，語言不通，中國人去這幾個地方做得很少。這兩年才陸陸續續多起來。而且，由于烏克蘭經濟要更差一些，價格原本也要比俄羅斯便宜一點，但這兩年中國人去得多了，烏克蘭的價格也是水漲船高。”
今年，一家烏克蘭輔助生殖醫院——彼奧醫院早早就宣布“從2018年到2020年，所有的經濟套餐都已經賣完了”。其它醫院也類似。劉鵬認為這其實就是變相漲價，因為這兩年中國人實在太多了。他聽說一家醫院的客戶經理一個月能接待七八十名中國客戶。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他自己也往烏克蘭介紹代孕的客戶，如今也有七八個了。
2017年9月17日，在與中國客戶的QQ視頻會上，彼奧中國部主任黎彼德遲到了，他解釋說，剛才忙于接待二十多名中國客戶，“中國的人口實在比烏克蘭多太多了”。根據彼奧官網給出的數據，2013年至2015年，中國人在這家醫院就診的人數穩定在一百五十個左右，2016年略有上升，達到192個，2017年則飙升到572個。
在烏克蘭，代母一般由醫院确定，客戶不能進行選擇。确定代母後，客戶也可以見代母，但一般聯系不多。“少聯系也好，我有個朋友倒是跟代母聯系頻繁，但他的代母總跟他要東西，也挺煩的。”劉鵬說。
胚胎移植成功後，代母就回到自己家中生活。“代孕，這是一份工作。我們的代母不是住在工廠的車間裡，她們跟家人住在一起。”黎彼德解釋說，“30周之後，她們會到醫院提供的房子集中居住，遵守所有醫生的指示。”
不過，據BBC今年2月的報道，有些醫院對代母不太好，沒有及時查出代母的身體有問題導緻并發症的發生。而一旦發生流産，有些醫院就拒絕給代母支付報酬。
由于中國客戶的大量湧入，烏克蘭的代母已經供不應求了，各種套餐都出現了排隊情況。在一次視頻中，黎彼德說，有幾個西班牙和德國的客戶給客戶經理塞回扣，想插隊優先啟動代孕程序，結果被取消資格。
劉鵬也發現，現在代母來自越來越遠的地方了。“原先他們是在基輔或者周邊的這些地方，因為當時我們選的貴賓套餐，基本上代母都是基輔的，我們比較放心，差一點的就是離基輔要坐火車兩個小時。如今代母來醫院一坐火車都要七八個小時，很明顯，在基輔的代母越來越少了。”
“随便去醫院開個證明就行了”
其實，劉鵬并不符合烏克蘭代孕法律的相關要求，他是同志，而按照烏克蘭法律，必須是合法夫妻，才可以進行代孕。
2016年9月他第一次到烏克蘭時，并沒有結婚。向醫院交完錢，取完精後，他就拿着合同回國了。他找了一個女孩幫忙，“就是領個證，也不幹什麼”，然後再把結婚證和有女孩簽名的合同寄回給醫院。
“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灰色地帶。”劉鵬聽說，也可以在當地找烏克蘭人結婚。在往返烏克蘭進行代孕的那段時間，劉鵬聽了很多相關案例。他聽說，結婚時，律師甚至同時會幫他們簽好離婚協議，配合結婚一方放棄孩子撫養權的協議。手續辦完，開始進行代孕，等孩子出生，辦完所有手續，他們再離婚。在烏克蘭當地，已經形成了一個假結婚的市場，這個市場并不是因為代孕出現的，“好多在烏克蘭做生意的中國人，想留在那裡，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個當地女的結婚。所以去那邊代孕的話，他們也可以找同樣的人。”
接孩子的時候，劉鵬把法律上的妻子也帶去了烏克蘭，因為媽媽不到場，孩子是沒法離開烏克蘭的。“現在政府查了，要求就更嚴了，簽合同時，媽媽也必須到場。”
在烏克蘭的醫院，劉鵬還目睹了一起糾紛。一對中國夫婦在烏克蘭代孕了一個孩子，不過孩子出生前，這對夫婦離婚了，醫院就讓代母流産了，合同自動終止。孩子的中國爸爸來醫院鬧，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除了結婚證明，在烏克蘭代孕，還需要提供不孕不育證明，這就更簡單了。“随便去醫院開個證明就行了，比如說有心髒病不适合懷孕，烏克蘭那邊就是看一下，也不需要公證。”劉鵬說。
烏克蘭還要求委托代孕的夫婦不能有傳染病。據劉鵬這幾年的觀察也不是絕對的，有乙肝的客戶，有些醫院能做，有些醫院不能做，但患有艾滋病的客戶是沒有醫院肯做的。據劉鵬了解，這可能是因為乙肝有疫苗可打，還能洗精，雙重保險。
2017年1月18日，烏克蘭基輔一家輔助生育實驗室（@視覺中國圖）“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孩子”
烏克蘭是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代孕，成為很多女性的收入來源。
2013年底，烏克蘭國内開始政局動蕩，經濟嚴重倒退，貨币大幅貶值。據BBC報道，烏克蘭議會衛生委員會負責人、醫生索爾加·博格莫萊特認為，年輕女性沉迷代孕事業是“由于生活水平快速下降所緻”。她表示，烏克蘭代孕産業的問題在于不夠規範、缺乏監督，可能将代孕者和孩子親生父母都置于風險中。
烏克蘭的許多代孕機構也曝出一些不好的内幕——比如那些未被證實的胚胎交換的事、糟糕的體檢條件，以及人數太多而導緻醫生不能提供足夠的醫療護理。中國客戶越來越多，很多來自國内的資金，也開始進入烏克蘭代孕醫院領域，甚至還有莆田系的身影。
劉保君就接過幾個在烏克蘭和俄羅斯代孕産生糾紛的客戶。“有的做到一半沒人管了。他們可能是找的小中介不靠譜，也可能是當地人沒搞明白。比起美國，這些地方的信譽度還是要差一些。”
第一次去烏克蘭時，劉鵬也是找了國内的中介去的，到了那裡兩眼一抹黑。“我就是被那個中介賣人頭給醫院了，在烏克蘭沒有地接，把我介紹給醫院就不管了。”劉鵬回憶道，自己完全不懂俄語，就稀裡糊塗地簽了合同，有什麼事也隻能等着醫院通知，“你想問什麼也沒有渠道，你隻能信任，沒有信任你就覺得是被騙了。”
這種信任，隻是沒有辦法，不得不信。劉鵬最真實的感覺是，自己的權益并沒有辦法得到有效保護。雖然他會簽署協議，雖然烏克蘭法律也對代孕做了詳細規定，“一旦出現風險問題，也沒有什麼好辦法。你去打跨國官司吧，烏克蘭有些地方比較腐敗，打官司尤其這種跨國官司，赢的幾率非常小。”
劉鵬有個朋友也是在烏克蘭買了捐卵包成功的貴賓套餐，但目前已經做了八次胚胎移植都沒有成功。“染色體查過，精子質量也查過，都沒問題。隻是我那個朋友一定要男孩，醫院就說每次男孩的胚胎質量都不如女孩，所以導緻沒成功，但這事誰也說不清。光這種問題，我就遇到了兩個，還有一個做了四五次沒成的。”
他們後來覺得，醫院很可能就沒給做，隻是告訴他們沒成功的結果。“醫院光顧着接新顧客了。一些老顧客，一次沒成兩次沒成的，醫院可能就會給你放那兒了。”劉鵬說，“這個醫院光中國客戶好像每個月就去了60多個，哪個醫院忙得過來啊？從哪兒來60個代孕媽媽？”
劉鵬心驚膽戰地在家等了一年。醫院每個月會給他發一張B超單。2017年7月31日，孩子出生了，劉鵬第二天才知道。等他飛到基輔剛看到孩子時，他甚至有點蒙：“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孩子，我會懷疑。”
把孩子接到身邊後，劉鵬第一時間就是自己去聯系做親子鑒定：“醫院說給我們做親子鑒定，可是我不信啊，醫院給我的報告，萬一騙我怎麼辦？”
10天後，結果出來了，證明就是劉鵬的孩子。“那個時候的感覺就不一樣了，感覺就跟他親了好多好多。”
（應受訪者要求，劉鵬為化名；本刊記者張惠蘭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