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9日，一位老撾代孕媽媽将甜甜帶到了這個世界上。但此時，她的父母，已經去世将近五年了。她的父母叫沈傑和劉曦，兩人結婚後，一直沒有孩子，他們計劃在南京市鼓樓醫院嘗試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手術，結果，未等手術，兩人發生車禍去世。冷凍在醫院裡的四枚胚胎，成為兩人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遺留。雙方父母到醫院讨要胚胎未果，隻好走司法渠道。2014年9月17日，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雙方父母擁有胚胎的監管權和處置權。在法院的判決中，法官充分考慮到了案件的倫理因素：“受精胚胎具有潛在的生命特質，不僅含有沈傑、劉曦的DNA等遺傳物質，而且含有雙方父母兩個家族的遺傳信息，雙方父母與涉案胚胎亦具有生命倫理上的密切關聯性。”鼓樓醫院曾以衛生部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反對雙方父母訴求。根據這個規定，胚胎不能買賣、贈送，禁止實施代孕。對此，法官認為，這些規定是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對醫療機構和人員在從事人工生殖輔助技術時的管理規定，南京鼓樓醫院不得基于部門規章的行政管理規定，對抗當事人基于私法所享有的正當權利。對中國代孕群體來說，這是關注度非常高的一個判決。在之前十多年裡，中國相關部門禁止代孕的依據，就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但無錫中院不但強調了它隻是行政管理規定，也強調了它的适用範圍——對醫療機構和人員在從事人工生殖輔助技術時的管理規定。許多醫生“是支持這件事的”黑龍江人劉保君，找到了沈傑的父親沈新南，表示願意幫助老人，通過代孕的方式，給沈傑、劉曦留下一個後代。由于前述管理辦法限制，國内醫療機構無法提供代孕服務，他把沈新南兒子兒媳遺留下的胚胎送到老撾，移植到當地一名代孕母親的子宮内，代母臨産前，又把她接到了廣州待産。劉保君算是中國比較早做代孕服務的中介。2005年，大學畢業三年的劉保君，無意中發現了代孕市場的商機。他辭去銀行工作，創建了名為“咿呀寶寶”的代孕網，為有代孕需求的客戶和代孕媽媽牽線搭橋，并幫他們在國内尋找能夠操作手術的醫院。很難确認是誰最早開展的這個業務，不過，确實有人比劉保君更早，比如，一直自诩是“中國代孕之父”的呂進峰。2004年1月，他在蘇州注冊成立了一家名為“AA69”的代孕網站。此前一位廣州中介接受采訪時稱，如今代孕圈内多數中介都複制了呂進峰的經營模式。早在2001年，衛生部就出台了《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并明确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2003年，原衛生部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中再次明确規定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代孕技術。但劉保君告訴本刊，早年間，院方管理不嚴格，許多醫生“是支持這件事的”，還是有不少醫生瞞着醫院實施代孕手術。劉保君強調自己多數時候隻提供“信息平台”，但客戶和代母經他牽線确定了合作意向之後，也都是找當地正規醫院實施手術。通常來說，這些醫院，都是擁有試管嬰兒資質的醫院，從技術上，非常方便實施代孕手術。2008年，有媒體調查北京地下代孕現象，代孕中介對記者稱，北京當時有7家醫院有資質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其中幾家與自己有業務往來。不僅如此，幾乎所有需求方和代母都向這名記者證實，手術是在知名醫院操作的。當時，社會輿論對這種現象也抱有很大誤解。劉保君記得，2008年前後，輿論幾乎是一邊倒地聲讨代孕，一些人帶着有色眼鏡看待這個事物，把它與“賣淫”、“找小三”并論，新聞标題常夾以“沖擊倫理道德”、“挑戰底線”等字眼。由于媒體大量曝光，醫療管理部門對醫院違規開展代孕手術的問題也越來越重視，這使得很多正規醫院的醫生不敢再頂風做代孕手術，反而，很多地下診所開始出現。
2013年3月26日，深圳市區兩級衛生部門聯合公安部門，對一處涉嫌代孕和非法行醫點進行突擊查處，一個複式住宅單元裡，6個房間住着5名女性（IC圖）
“毀滅性”打擊4月底，上海已冒了些暑熱，劉保君坐在記者面前，典型東北式大個子，上身繃了件黑色襯衫，紐扣扣到颔下，正經搭配上深色西褲、皮鞋，皮質公文包随身，一副商務人士的派頭。談及沈新南事件，他坦言當時壓力很大。雙方談好合作後，當時他決定把沈新南的胚胎由陸路從雲南送到鄰國老撾，由于胚胎難以從海關過境，劉保君找了雲南當地人抄小路，用背簍把裝有胚胎的液氮罐送到老撾境内。這期間，他一直擔心，萬一出了差錯沒讓沈新南抱上孩子，“對整個行業也是毀滅性打擊”。這個說法未免誇張，代孕行業從誕生之日起，“毀滅性”打擊就一直伴随左右，但到現在，代孕中介就像打不死的小強一樣，依然屹立不倒。比如呂進峰的代孕網站剛成立一年，就遭到江蘇一家媒體曝光，随後又遭蘇州市公安局查封。呂進峰事後曾回憶，因被懷疑組織賣淫嫖娼，他還挨了警察一頓打。以這次曝光為開端，以呂進峰為代表的“地下代孕”正式進入大衆媒體視野。“他的确做得比較早，每次打擊，他都是在前頭。”劉保君也聽說過呂進峰的名頭，據劉保君了解，呂進峰後來去了廣州，悄悄與一些醫院生殖科的醫生牽線，繼續開展業務。結果，2009年，廣州媒體暗訪揭露廣州地下代孕生态，呂進峰即是被曝光的中介之一，白雲區計生委根據這一線索查抄了呂進峰的代母基地，據他說，自己因此賠了幾百萬。但越打擊，地下代孕的市場發展得越大。正規醫院無法做代孕業務，醫生們就利用空餘時間到中介開設的地下生殖中心做手術，有的幹脆辭職出來，承包一些醫院的樓房，成立所謂“不孕不育科室”，替代孕中介實施代孕手術。2009年10月，《長江商報》采訪了一名有醫學碩士文憑的醫生，他在廣州一家私人醫院工作期間，就與常帶客戶來做手術的呂進峰相識，當年四月，他回武漢以“與醫院合作”的方式成立“不孕不育專科”，呂進峰成了他的一大客源。除了這種有專業生殖醫師操持的科室外，不少中介口中的地下生殖中心更容易觸發安全風險。體外受精以及胚胎培育對環境要求極高，但劉保君透露，很多生殖中心就直接開在租用的别墅民宅，衛生條件很難保證。不僅如此，由于專業技術人員缺乏，有的生殖中心幹脆就由護士來取卵，卵巢被過度刺激很容易破裂，進而在就診不連續的情況下遭到切除，僅劉保君知道的就有好幾起。屢禁不絕的野蠻生長，顯然與巨大的需求有關。中國人口協會2013年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國内不孕不育人數約占育齡人口的12.5%，這意味着中國不孕不育患者人數已超過4000萬。對這個龐大的群體來說，代孕就成為重要的一個機會。
最緊迫的事考慮到如此龐大的不孕群體，無論學界還是民間，放開代孕的聲音一直都存在。甚至官方，也一直在讨論這個問題。2013年3月，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生殖醫學中心主任喬傑曾對媒體透露，衛生部正在向專家征集意見，此外還需要相關法律法規完善，代孕合法開展最快也需要5年到10年。2015年，《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出台前，原本有禁止代孕的條款，但在最後一刻被删除。2016年3月，衛計委專門召開了代孕的法律問題研讨會，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楊立新是與會者之一。他向本刊回憶，包括自己在内的現場多數專家都呼籲“原則上禁止，對于确有需要的适當放開”。之所以如此糾結，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問題過于複雜，牽涉到倫理、法律、社會觀念，甚至孩子的成長等諸多問題。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翟曉梅反複提及，要用“ELSI”（ethicallegalandsocialissues）的向度來看待代孕，即必須從倫理、法律、社會影響上評估代孕放開所可能帶來的後果，因而放開代孕絕不能急于一時。完全放開，可以不急于一時，但如何管理這個問題，确實到了必須正視的時候。《紐約時報》2014年的一則報道指出，中國約有1000家提供代孕服務的公司，成規模的約有20餘家。這些代孕公司背後，存在着更為龐大的代孕群體。如果繼續讓他們脫離在法律規範之外，并非什麼好事。而且，随着中國放開二胎市場，代孕的需求變得更大了。呂進峰和劉保君都感到，來咨詢生育二胎的客戶數量顯著增長。雖然他們都開通了國外的業務，但呂進峰發現，有實力又不怕麻煩到國外代孕的客戶隻有不到兩成，中國大多數代孕的需求方，還是會選擇國内。（本刊記者陳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