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個月大的小浩習慣了吃藥和去醫院。兩個月的時候，他被診斷為輕度腦萎縮和腦積水，有發育障礙。當同齡人在搖籃裡玩耍時，小浩要每天去康複中心做各種基本動作訓練，還要從頭上注射藥物。他的整體發育依然比同齡人晚半年，現在還不會爬。經檢查排除了遺傳因素影響，醫生認為孩子的問題可能與生母懷孕期間營養不良有關。
小浩是位代孕寶寶，代母是一位柬埔寨女性。小浩的母親林芳認為這是代孕中介的責任，她找中介理論時，“他說如果真的是我們的問題，我調查清楚，那麼這個孩子你還給我，我重新給你做一個”。林芳瞪大眼睛喊，“對他們寶寶可能是商品，但他是我的命！”
代孕中介也不斷尋找專家，試圖将責任歸于林芳。雙方各執一詞，無法協調。但因為國内法律嚴禁代孕，林芳很難通過法律解決這個問題。
即便在柬埔寨，她的這場代孕，也是非法進行的。
自2015年，泰國、尼泊爾等傳統代孕大國紛紛出台禁止商業代孕的法規後，東南亞的代孕資源迅速向柬埔寨轉移。到2016年10月，柬埔寨内政部官員稱，國家再窮也不能靠代孕減少貧困，拒當“出售嬰兒的工廠”，針對商業代孕的禁令随之發布。有些代孕中介轉入地下，有些則流竄他國。
恰恰在這時候，林芳來到柬埔寨，開始了這場代孕的夢魇。
趕上末班車
林芳今年33歲，是貴州人，早年在上海打拼，靠洋酒銷售等生意賺了些錢。事業蒸蒸日上時，一次腹痛檢查改變了一切。2013年10月，林芳在醫院檢查時得知自己的子宮先天性發育不良，且輸卵管有扭曲。矯正手術後，醫生告訴她，懷孕的幾率隻有25%，而且，這個幾率之後還會加速下降，即使懷孕，也易流産。
林芳一直很孤單，希望有個屬于自己的孩子。20歲時，因母親出車禍離世，她患上抑郁症，并長期服藥。她原本打算做試管嬰兒，由于長期服藥，不符合國内試管嬰兒的藥物管理要求。國内這條路，幾乎堵死。她到泰國打算做試管嬰兒，又因為身體狀況沒能成功。
在這期間，林芳的婚姻出現變故。她在泰國做治療時，丈夫外遇并産下一子。親友一直也向她灌輸女人沒孩子就一輩子被人看不起的觀點。
諸多人生的困境，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林芳。孩子，成了她擺脫困境的一個解決辦法。試管嬰兒的路堵死後，林芳開始在網上查代孕的信息，加了二十多個qq群、微信群了解情況。
在她最絕望時，一位“病友”主動聯系她，稱自己也有類似病情，并熱切地推薦林芳去一家叫神州中泰的代孕公司。正好當時還有一家在柬埔寨的中介多次聯系她，林芳就和這位病友約着共赴當地考察。
從林芳查詢東南亞各種代孕中介資料開始，東南亞各國政府也在想方設法遏制瀕臨失控的代孕産業。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泰國代孕産業一直公開存在。當時泰國隻有醫學委員會的一項《行為準則》規定，允許精子或卵子來自代孕者親屬的代孕行為，禁止有償代孕，但立法層面上，并未對代孕産業進行明确規範。監管不嚴時，泰國一度成為中國和澳大利亞的“代孕天堂”，直到棄兒事件曝光。
2014年，一位泰國代母為一對澳大利亞夫婦産下龍鳳胎，但這對夫婦隻帶走了健康的女嬰，遺棄了患有疾病的男嬰，并拒付代孕費。當客戶遺棄代孕寶寶時，這些孩子多被送到福利院。不久，媒體又曝出一日本富翁在東南亞多家機構代孕生了13個孩子的新聞。商業化的生育技術被如此濫用引發國際媒體關注。
代孕也加劇了跨國人口販賣問題。2011年，泰國警方在曼谷一處别墅區發現13位被軟禁的越南代母，其中有被誘騙、威脅而來的，也有人遭到強奸。
2015年，為根治代孕引發的倫理争議和法律糾紛，泰國、越南、尼泊爾先後頒布禁止商業代孕的法律法規，2016年，印度政府拟定以立法全面禁止商業代孕的草案。據聯合國2012年一份報告顯示，印度約有3000家生育中心，代孕産業每年創收約10億美元。若施行，印度将失去大部分代孕市場。不過，到現在為止，這個法案都沒有通過。
在東南亞和南亞地區，代孕開始像遊擊戰一般存在，泰國禁了，代孕中介就搬到越南，越南叫停之後，他們又轉戰柬埔寨。當東南亞和南亞對商業代孕的監管前所未有地嚴厲時，柬埔寨則成為地區最大的代孕市場。不過，這種代孕熱，在柬埔寨并未持續太久，林芳遭遇了轉折點。
2016年10月23日，林芳和家人來到柬埔寨。次日，當地政府就發布針對商業代孕的禁令，并組織多個部門開展大掃蕩行動。
“我真的不想再等了”
林芳說，當時由于語言不通，也無人提醒，自己并不知道有禁令。邀自己來柬埔寨的那位病友并未出現，但神州中泰的工作人員倒很熱情，請她去公司的醫院看看。
一位主任醫生現場讓林芳做了檢查，給出很樂觀的分析，建議她試試自己懷孕。與之前國内醫生的悲觀預期不同，這位主任給了林芳信心。她當天就交了三千美金，決定在這裡做試管或代孕。但真正接受促排等治療後，另一位主任醫生告訴林芳，據她卵子數量，自己做試管嬰兒的成功幾率基本沒有，隻能代孕。
求子心切的林芳，很快就同意了。11月2日，林芳簽了45萬元包成功套餐的合同。根據合同，有客戶胚胎的前提下，兩年内如果抱不到孩子，公司将退全款。
林芳回國後才通過新聞和群聊得知柬埔寨禁令的消息，她馬上聯系中介。“他們跟我說禁令不是問題，這不是我該操心的事。因為我是‘包成功，包回國’套餐，公司在當地有關系，都能搞定。還說要真有這種問題，那這麼多客戶，大家都不做了嗎？”
當時，做柬埔寨代孕的中介，确實也在觀望。“（柬埔寨）禁令和兒戲一樣。禁令一出很快就出台政策寬限期，限期到了又續寬限，因為沒有強制性的法律出台，一直在讨論中。”環球代孕執行總裁劉保君說。2015年國内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後，他就開始開發泰國代孕市場。兩年内，随着當地相關法規的完善，公司又将整套代孕服務轉至柬埔寨。有外媒統計，全盛時期，柬埔寨的各國代孕中介多達50個。
林芳之前對東南亞地區暧昧的商業代孕法規有所了解，知道各國至少是不鼓勵商業代孕的。這種情形下，自己簽的合同是否受法律保障也是問題，但面對婚姻、身體條件等現實壓力，她顧不了那麼多了。
“我真的不想再等了。”林芳說。采訪中，她說的最多的就是“我沒辦法了”。
付款前，中介公司曾組織客戶考察代母基地。七八個代母，林芳相中一位膚色較白，很愛笑的女性，但中介人員給她安排了另外一個人。她叫阿星，26歲，身材豐滿。工作人員說，林芳是大客戶，她們才安排這位最好的代母，她子宮内膜比較好。阿星是位離異女性，之前在餐館洗碗打工，每個月賺50美金，經人介紹聽說代孕可賺7500美金便來此工作。這也是當地代母的普遍經曆。
據劉保君介紹，在柬埔寨，結婚時，由女方負責買房安家，當地的離異女性數量也多，這都導緻女性經濟壓力較大。據統計，東南亞代母十個月的普遍收益在6000到1萬美金，是當地人均年收入的五到九倍。代孕成了當地婦女賺錢的“捷徑”。
26歲的越南人昆潔也是位代母，目前已懷孕四個月，她向本刊介紹，自己曾在柬埔寨的工廠、餐廳、理發店等地打工，收入隻夠自己吃喝，無法貼補家裡。在一位當過代母的朋友介紹下開始做代母。她覺得，代孕既幫助别人，自己又能獲得一筆滿意的收益，可以用來還貸，做些小生意，是件好事，也獲得了家人的理解。
合作前，準備代孕的婦女會做全套體檢，排查傳染病。公司對理想代母的要求是三十歲以下，最好生過一個孩子，這樣不容易有生産的并發症。
“與美國、俄羅斯等國比，柬埔寨的代母是沒什麼選擇權的。”劉保君說。
首次見到代母時，林芳和阿星也是在翻譯的配合下，連比劃帶說才簡單溝通幾句。林芳知道阿星此前産過一子，是順産。阿星對林芳的生活則一概不知。
看到代母身體健康，居住的環境幹淨整潔，林芳放心回國。11月底，公司發來報告，阿星成功懷孕。而這也是林芳和中介拉鋸戰的開始。
無奈去做偷渡客
與胎兒兩地相隔，林芳總是不放心。據她介紹，公司起初定期發B超等産檢報告，但遲遲不給孩子做合同裡保證的四維排查，最後，她自己另出錢帶着代母找醫院做檢查。而神州中泰則對本刊表示，公司嚴格按合同做了四維等産檢，并稱林芳在多個重要服務環節拖欠一兩個月才支付款項。由于當地的幾家中國中介的代母基地都很近，林芳在别家中介人員協助下進入代母基地，做了個“突然襲擊”。據她回憶，别墅裡坐着二十多位代母，她用翻譯軟件和代母們簡單溝通得知，她們六到八個人睡一間屋，快四十度的天氣，隻能開三小時空調，大多時候開電扇。冰箱裡并沒有之前中介展示過的豐富食材，菜闆上也全是螞蟻。
林芳雇了位翻譯，找自己的代母阿星對質，得知她每天吃不到水果，主食就是米飯和幹鹹魚。林芳每次送她的補品，阿星也要分給其他代母吃，一些車厘子和核桃還被中介人員克扣。中介則向本刊表示林女士的說法“完全不屬實”，公司每位代母都有獨立房間，飲食根據生殖專家、營養專家的建議而制定。代母飲食絕不可能出現被克扣的情況。
預産期間，産檢發現代母有胎盤鈣化的問題，缺氧。林芳稱自己帶着代母從别墅坐三輪車去醫院吸氧，但中介認為缺氧的診斷是醫院為騙錢編的，這樣大熱天來回折騰代母才容易出問題，讓林芳後果自負。不過，中介還是按醫生建議，為代母及時安排了缺氧治療。
整個代孕後期，在質疑與對抗中，雙方關系日益緊張。林芳試圖自己為代母安排更好的生産醫院，卻又遭到中介的拒絕。雙方不斷發生沖突、對抗，直到孩子出生後，都沒有得到緩解。
7月26日淩晨，寶寶降生。
中介方面聲稱，當時公司已按合同辦理好了孩子的出生證、健康證明、回國手續等文件，準備交接，但林芳卻以各種理由逃避支付10萬尾款，在孩子出生四天後，私自帶走孩子。而林芳認為，根據合同應先辦完手續，确保孩子順利出境才可付清全款，雙方僵持不下。
林芳和丈夫嘗試自行為孩子辦理證明，卻在去移民局蓋出境章時被扣。工作人員說他們這是代孕，根據規定無法蓋章。被扣留在當地兩個多月後，10月9日，林芳和丈夫收到法院傳票，稱他們涉嫌販賣人口。這期間，他們也結識了幾位同樣情況的中國夫婦，一行人最終先後偷渡回國。
回國後，林芳馬上帶孩子去醫院檢查，不到三個月的小浩經常頭後仰，全身肌肉僵直，腳後跟不會着地，也坐不住。他的新生兒評分不及格，醫生給出的輕度腦萎縮診斷把林芳吓壞了。
2014年8月12日，泰國曼谷，泰國皇家警察長官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日本男子泰國代孕案的進展，泰國警方認為，這名男子通過代孕一共獲得13名嬰幼兒（@視覺中國圖）無法保護
就在林芳終于帶着孩子回到中國後，柬埔寨政府在打擊商業代孕問題上，似乎下了決心。去年11月，一位澳大利亞護士因從事非法代孕的中介服務在當地被捕，判處18個月監禁。不少中介也再次向其他國家轉移。
“我們也隻能走一步，看一步。”劉保君說。政策緩沖期的不穩定性日益明顯，劉保君也計劃着更多開發俄羅斯和美國市場。
一個市場倒下，新的市場又在興起。從今年初開始，老撾湧現多家代孕公司。4月，泰國警方就逮捕了一位準備将六瓶人體精液帶入老撾的男子。
為躲避各國法令，東南亞的代孕中介會将代母多次轉移，比如在法規松散的地方進行胚胎移植，之後，将代母安置在條件好的泰國度過整個孕期，臨産時，公司再将代母轉移回管理松散的地區，以便嬰兒出境。
曾經為林芳服務過的中介，也撤出了在柬埔寨的代孕基地，市場轉向美國和俄羅斯。談到林芳的問題，他們拒絕承認是自己的責任，該公司發言人認為，林芳孩子的情況牽扯了很多因素，未及時治療的黃疸和偷渡期間的不良環境都可能造成孩子生病。
林芳咨詢的多位律師都稱，因中國禁止商業代孕，她和中介簽的合同不受國内法律保護，隻能以詐騙等罪名打官司試試。目前，林芳從财力和精力上都疲于官司，回國不久，她也和丈夫離婚，一人往返于上海和貴陽為孩子看病。林芳原本想通過孩子解決人生問題，結果自己卻又陷入更大的問題中。
“代孕這東西，沒法律保護，你要是運氣好，中介求财你求孩，大家相安無事。”林芳說，“一出問題，中介做的不是人做的事。隻能這樣，你說我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