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正式退出伊朗核協議，并恢複對伊朗的制裁。這使得看似穩定的伊朗局勢再次陷入動蕩中。但在國際問題學者遊天龍看來，特朗普這一步，恰恰是以退為進，給解決伊朗核問題提供了更好的方案。
伊朗布什爾的主核反應堆外景（@視覺中國）
5月21日，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伊朗核協議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威脅，如果伊朗不能滿足美國提出的12條要求，美國将對其施加“史無前例”的經濟壓力。他聲稱這一輪制裁将會是“曆史最嚴”，并強調這不過是開始。
就在前一天，德國媒體報道稱，德法英俄中五國正在商讨一個新方案——給伊朗提供經濟援助的同時，新增條款限制其彈道導彈研發項目，減少伊朗對中東地區事務的幹預。五國希望以此為依據，拯救被特朗普政府抛棄的伊朗核協議。這幾個國家将在維也納召開會議讨論此事。雖然美國不會參與，但蓬佩奧21日的講話，無疑是試圖給這個會議定調。
“12點要求”
細讀蓬佩奧的發言，雖有12點之多，但可以歸于三大類：全面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管、停止彈道導彈技術的研發和擴散、停止破壞中東地區和平穩定。
前不久法國總統馬克龍訪美時，也就伊朗核協議提出“四大支柱”改進方案。兩相對比就會發現，蓬佩奧的“12點要求”遙相呼應了馬克龍的方案。而馬克龍的方案，又是基于去年10月特朗普提出的三點意見。
簡單來說，特朗普的方案、法國的方案以及蓬佩奧的“12點要求”，都相差無幾。這其實是向各方暗示：美國和歐洲已經就伊朗核協議的未來在關鍵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相比于咄咄逼人的“12點要求”，蓬佩奧在講話中談及的對伊“利好”政策卻為各大媒體忽視。他表示，如果伊朗滿足上述要求，美國将會撤銷所有經濟制裁、恢複雙邊外交與經貿關系，并允許伊朗對外獲得高新技術，甚至會支持伊朗的經濟現代化建設，将伊朗納入全球金融體系。
特朗普政府這一整套大棒加金元的政策，除了給伊朗政府曉以利害施加壓力外，也給伊朗核協議的其他締約國放出信号：一方面，美國期待與五國攜手促成協議的“升級換代”；一方面，事成之後帶來的對伊經貿利益和中東和平紅利也于各方有益。
5月9日，伊朗議員在議會焚燒兩張象征美國國旗和伊核協議的紙張，還同時高喊“美國去死”的口号（@視覺中國）比奧巴馬更有優勢
蓬佩奧講話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信息是，特朗普政府期待與伊朗核協議各方達成“條約”，并最終獲得國會參議院的同意。
在美國法律體系中，“條約”(Treaty)是享有更高法律地位的一種外交協議。憲法明文規定，條約需要得到國會參議院三分之二參議員“建議與同意”。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之所以能輕易退出跨太平洋合作協議（TPP）、巴黎氣候協議、以及伊朗核協議，恰恰是因為這些都是不需要國會授權和批準的“行政協議”（ExecutiveAgreement），未來的美國政府随時可以選擇撤出。
對比“條約”和“行政協議”的數量，也可以看出兩者重要性的差别：前者僅占美國所有外交事務協議的1%。
由此觀之，特朗普政府在此将伊核問題的解決方案提升到“條約”的級别，無疑體現了他們對事态的重視、對伊朗政府的尊重，以及接受更強國際約束力的決心。
2015年7月，經過多年的艱苦談判，伊朗與美國在内的伊核問題五國達成伊核問題全面協議。當年的奧巴馬政府并非不想與各方簽署“條約”，但與如今的特朗普政府相比，他處于很大的劣勢。
當時，民主黨在中期選舉再次大敗，導緻國會參議院落入共和黨手中。共和黨鷹派本來就覺得伊朗核協議太軟弱，就算奧巴馬将此方案交由參議院，也注定無法通過，反而會在國際上淪為笑柄。
這個背景下，奧巴馬不得不簽署了對未來總統缺少實際約束力的“協議”，期待2016年民主黨能赢下總統大選保住這一外交成果。
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情況已然不同。除非被彈劾，特朗普必然執政到2021年，這次中期選舉共和黨也有很大幾率會繼續擴大領先優勢。如果美國政府真的能夠迫使伊朗大幅改進現有的核協議，即便是現在對退出核協議的行為大為抨擊的民主黨參議員，也很難對新條約說不。
因此特朗普試圖達成的新“條約”極有可能獲得通過。
一旦條約通過，新條約會對未來美國總統具有更強的約束性，反而加強了伊朗與其他各方的信心，加大了他們與美國重啟談判的可能。
5月8日，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當天美國紐約證交所，美油收跌2.4%，盤中一度大跌4.38%（@視覺中國）經濟壓力
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恢複制裁後，給伊朗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
歐盟各國雖然表示，要在美國撤出的情況下繼續維持該協議的落實，甚至試圖“複活”和修訂一個1996年起草的規定，保護被美國制裁的涉伊歐洲企業，但趨利避害的歐洲企業對此并沒有多少信心。
此次特朗普宣布退出協議後，歐洲企業第一時間紛紛斬倉脫手在伊朗的投資項目。
縱然歐洲各國政府積極捍衛該協議，在沒有企業配合的情況下，無法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的各方，尤其是伊朗，是否還有動力繼續遵守該協議就很令人懷疑了。
就算歐企願意冒着風險維持在伊朗的投資，謹慎的銀行界也勢必不願給予融資支持。要知道，在美國退出前，歐美銀行界已然對伊朗項目興趣缺缺，去年特朗普上台後，更是直接切斷了融資渠道。特朗普的退出聲明不過是壓垮歐洲赴伊投資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看似團結的英法德，也存有利益上的差别。比如說，在本國銀行業反對的情況下，英國政府很難認真落實支援另兩國企業赴伊投資的法案。這種明顯的立場差異将成為美國打破三國合縱的契機。
現在，已經很難從歐洲三國獲得實質性支持的伊朗，還遭到了美國财政部“斬首式”的精準制裁。
特朗普宣布退出協議後兩天，美國就以向伊朗革命衛隊（境外特别行動）提供資金支持為由，對六個個人和三家公司進行了制裁；而5月15日，美國又聯合沙特、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安曼和阿聯酋等國，制裁了黎巴嫩真主黨高層和給其提供資金的伊朗中央銀行官員。
有專家預期，美國的這種制裁還會進一步擴大。這樣一來，伊朗央行的資金鍊将會持續縮水，彈盡糧絕的伊朗革命衛隊将很難在中東其他國家制造事端。
近年來，美國采取的這類“極限施壓”屢屢奏效，以至于俄羅斯為了擺脫類似制裁選擇幹預美國大選，朝鮮也受此部分影響，最終選擇南北和解，并與美方走上對話的道路。國家綜合實力介于俄朝之間的伊朗，很有可能在無法得到其他大國支持的情況下選擇退讓。
中國的機會
在俄羅斯遭到制裁自顧不暇時，中國在伊朗核問題上也面臨一些抉擇。
雖然中國與美國金融體系融合程度有限，在伊的投資涉美業務也不多，但畢竟是伊朗第一大貿易夥伴。如果伊朗遭遇嚴重經濟制裁，其公私部門的還款能力将遭到極大削弱，中方的部分投資也會面臨可持續性的危險。
近日美方在中興案上的表現，也表明美國對此事的嚴肅态度，給有意在歐洲資本撤出伊朗時“接盤”的中企敲響警鐘。
在我看來，現在中美貿易戰暫時休戰，中方可以利用自身對伊朗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與美國讨價還價，換取美方在能源出口等領域的進一步放開，彌補因為伊朗能源出口下降所帶來的供應問題，争取兩國貿易争端的妥善解決。
中國不但可以此為契機，履行負責任大國的國際義務，還可以避免核擴散危機和中東地區局勢的進一步動蕩，從而鞏固與中東其他國家如沙特、以色列的雙邊關系。
現在解決伊朗核問題的窗口已經打開，但留給各方的時間卻并不多。因為2020年的參議院選舉，共和黨将面臨更多挑戰。特朗普本人是否能順利連任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何在這有限時間内達成協議，将考驗美國、歐洲、中國和伊朗領導人們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