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的金銀姬是一名韓國網球教練，在一家健身房教兒童打網球。她留着一頭長發，如多數運動教練那樣，日常穿着是運動鞋和T恤衫。這位曾經的韓國網壇之星，選擇了過起普通人的生活。
看着自己的學生打球時，她的笑容總是忍不住浮上臉頰。“他們享受網球，大笑着的樣子治愈了我。”她說，“我希望他們成為快樂的運動員，不要像我一樣。”
她指的是自己在開啟職業網球運動員生涯時曾經曆過的那段“黑暗時光”——被教練強奸、毆打，而那時，她也不過隻是個十歲的孩子。
“我世界中的王者”
被教練喊去訓練場的房間裡時，金銀姬對男女之事一無所知，隻記得痛苦和羞辱，一次又一次。
“我用了多年才知道那是強奸。”金銀姬在實名接受法新社記者采訪時說，“兩年内他多次強奸我……他對我說那是他和我之間的秘密。”
盡管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不大，但韓國也稱得上區域性體育強國，在射箭、跆拳道和短道速滑等項目上在全球居于領先地位。在女子高爾夫排行榜上，韓國更是人才濟濟。
但與其光鮮、可見的不俗運動競技成績相随的，還有隐匿在體育界乃至整個韓國社會的頑疾：封閉的父權制和等級制主導，要想取得成功，人際關系和競技水準需兩者并重。
對于年輕運動員來說，想要在競争激烈的韓國體壇實現自我價值，需要付出一些代價，包括辍學，接受封閉式訓練，不能經常與家人待在一起。他們的青春，是在周而複始的訓練中，與同齡人和教練一同度過。
這為某些罪惡特别是性騷擾的滋生創造了條件——尤其是對于那些生活被教練控制的年幼選手而言。
“教練是我世界中的王者，能夠安排我的全部日常，從訓練、飲食到睡覺。”金銀姬說，除此之外，教練還在訓練中不斷對她進行體罰。
侵犯和毆打在兩年後停止。教練的受害者，不止一人。其他運動員的家長發現他的“可疑行為”後，向管理部門投訴。
教練在不久後被解雇，轉去了另一所學校，繼續做網球教練，沒有受到任何刑事調查。
“不再給他機會”
很多受害者被迫三緘其口，保持沉默，因為一旦公之于衆，往往也就意味着自己明星夢想的終結。
“這個群體内，那些敢于說話的人會被視為給體育帶來恥辱的叛徒，會被孤立和欺辱。”體育心理學教授鄭永哲說。
由韓國體育和奧林匹克委員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僅2017年，就有約七分之一的女運動員遭受過虐待，但70%的人未尋求幫助。“‘你們想看着你們的孩子運動員前途被毀掉嗎？’某體育官員、往往是施害者的朋友會對年幼受害者的父母這樣說。他們很多聽後就放棄了追究。”韓國著名體育評論員鄭熙俊說。
他說，有關體育組織往往也為施害者遮醜，把他們轉移到其他地方供職。“在對獎牌高于一切的追求中，隻要這些性侵者能夠培養出高水平的運動員，體育協會就會（對他們的劣迹）視若不見，他們的惡行會被認作這一過程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代價。”
2014年索契冬奧會韓國女子冰壺隊教練因被隊員舉報性騷擾，而被迫辭職。他随後去了另外一支冰壺隊執教。
除了性侵之外，還有體罰。
今年早些時候，韓國著名短道速滑選手沈石溪——她曾奪得四枚奧運獎牌，包括一枚平昌冬奧會接力金牌——指責她的教練多次對她拳打腳踢，她被迫接受了一個月的醫療。
她的教練趙載範向警方供認，在國家隊集訓期間，他打過沈石溪和其他隊員，目的是為了“提高她們的水平”。
作為一名前途光明的青年運動員，金銀姬曾在韓國國家體育節上赢得女子雙打銅牌，卻無法因此獲得成就感——每當看到男性運動員因為劇烈運動而喘氣時，她總是會想起教練的樣子，忍不住感到惡心。
痛苦記憶在兩年前的一場比賽時達到頂點，她碰到了自己兒時的教練。
“看到當年強奸我的人10多年來還在執教年輕選手，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我驚恐萬分。”她說，“我對自己說：‘我不會再給他機會去侵害其他小女孩。’”
她向法院遞交了控告他的刑事訴狀。去年10月份，當法庭宣判時，她站在庭外，聽到那個男人因強奸傷害罪被判十年監禁。
她哭了，“我一直在哭，無法控制，但情緒從悲傷，轉向快樂。”
●摘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