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2日，《泰晤士報》刊發了關于戊戌變法的第一則消息，由其駐華記者莫理循從北京發回。消息刊登在第三版左上角，不及豆腐塊大。
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同年開始的美西戰争上，美國和西班牙開戰，這是西方列強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國主義戰争。這是一個巨變發生的年份，權力與欲望将世界版圖重新分割。中國在這場權力遊戲争奪戰中，處于異常尴尬的境地。
權力遊戲的犧牲品
1898年是莫理循到北京的第二年。每逢周三晚六點，他便盛裝來到東交民巷使館區的柴火闌胡同——那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家。赫德總是定期邀請各國公使鄰居到自家花園舉辦園遊會。園遊會上，100位男士和30位女士在銅管樂隊的樂曲中觥籌交錯，交換情報，各司其職。各國外交官們交談着對國際事務的看法，莫理循穿梭認識在場的每一位權貴，并由此探尋各種不知真假的小道消息。
莫理循平日也忙着和使館人員、海關人員和銀行家們吃飯，登門拜訪。他有時給德國海靖公使寫信，讓海靖感受到“巨大的滿足”。莫理循每星期還會特意抽出時間，給雙目失明的彙豐銀行北京分行經理熙禮爾閱讀英文報紙。
莫理循和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關系相當不錯，兩人頻繁通信，莫理循1898年買下房子還是畢德格幫忙的。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情報，畢德格有次直接把莫理循叫到李鴻章府邸賢良寺，告知俄國提出租借旅順、大連的領土要求。莫理循立即将消息發回倫敦見報，比英國外交部更早一步獲得情報。而莫理循也因該次事件，在東交民巷的外交圈子中小有名氣。全長1552米的東交民巷，表面上，世界和平，各國公使彬彬有禮，而實際上卻暗流湧動，成為利益争奪的角鬥場。
這一年，中國的大門一步步被西方列強打開。3月，膠澳租給德國，為期99年；6月，新界租給英國，為期99年；7月，威海衛租給英國，為期25年；8月，旅順及大連租給俄國，為期25年。
不過，對于世界版圖來說，中國又處于邊緣，淹沒在世界格局巨變的曆史洪流之中。“中國在當時并不是世界中心，菲律賓和美西戰争更受關注。”美國Hunter學院漢學家RichardBelsky這樣說道。
1895年中日甲午戰争後，列強形成了邊界模糊的兩方陣營：日英一方和俄德法一方。華東師範大學曆史系教授茅海建在其論文中分析道，遠東地區，日本與俄國進行激烈的争奪，形成對抗，而英國在遠東事務上多支持日本。根據《馬關條約》，中國要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俄德法以“友善勸告”的名義，使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清廷也關注到這樣的格局，部分官員認為可以“以夷制夷”，但這隻是自己的一廂情願。
列強無視中國，自行達成了多種協議：1898年4月，日俄之間簽訂了《西·羅森協議》，約定日本不幹涉俄國在滿洲的擴張，而俄國同意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利益。英國在日本的配合和俄國默認下，占領了中國的威海。
清廷在這場權力遊戲争奪戰中，既是個香饽饽，又是備受冷落的局外人。
暴風雨前的甯靜
1898年9月，戊戌變法已經進行一百來天了。可對莫理循和東交民巷的外交官來說，變法期間的大多數情況并不能引起他們太多的注意。
明治維新後，日本形成嚴格的情報系統，日本公使館對變法中大大小小的改革政令的報告，也隻是例行公事。不過，盡管報告短小，但茅海建認為，報告口吻中充滿了對改良的贊許和對改良派的同情，他們也更看重清廷内部高層權力的變化。
德國海靖公使則一點也瞧不上這次改革，除非涉及本國利益。直到9月，海靖公使還在一份緻帝國總理的報告中寫道：“至于最近每星期都有一次悅耳的改良報道，一點也不值得重視。實際上，這個國家正愈來愈快地陷于沒落并飛速地走向腐敗。”
話雖如此，有一件事還是引起了他的關注。1898年6月11日，清廷頒發關于計劃籌建京師大學堂的诏令，7月3日又為此通過了關于國家最高學府的規章。他得到消息，清廷計劃的外國語課程中有12個英語教授，其中有6名英國人，隻有一個德國人教德語，而且10個專業學科中，每個專業一概隻安排一個歐洲人或者美國人，海靖公使決定立即向總理衙門表示抗議。
在1898年8月10日一份與清廷的正式照會中，他說，這個措施将會“損害中國的獨立并使個别國家施加占優勢的和不合理的影響”。因為，這位公使要求預計聘用的15名外語教授中必須有3名德國人，而10名專業學科的教授中必須有兩名德國人。
一周後，慶親王奕劻回複了他的照會，禮貌且冷淡，他說，京師大學堂的事務已經任命了一位身居要職的人（孫家鼐）負責，他會把照會轉給他。
不過，海靖公使對這場改革似乎并不抱希望。提交照會後，他轉過身，又向帝國總理表達了對籌辦京師大學堂能否實現的懷疑，他認為“最好的思想、計劃、設施和工具，一旦經中國人插手管理，立即會化為齑粉并被玷污”。
1898年9月21日前一天，東交民巷一如往常。美國公使去西山了，英國公使去北戴河了，德國公使海靖及其夫人也在那兒，雙方時不時還會有一些口角之争。
這個巷子裡幾乎沒有人事先察覺到政變即将發生。莫理循也是如此。9月20日晚，他采訪了中午剛剛見完光緒帝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采訪過程中，伊藤博文忍不住向莫理循表達自己對中國維新運動的看法，他認為官員腐敗成性，無可救藥，對維新诏令消極應對，他極其失望。
一切看似平靜，可此時風雨已然醞釀。
9月22日，莫理循聽到了政變的消息，靈敏地感覺到一絲不同尋常，迅速向倫敦發出了本文開頭那篇簡短的報道，僅僅92個字。字少，事大。
消息發出後，一直冷眼旁觀變法的莫理循和西方公使們，終于開始卷入到中國這場巨大的政治變動中。
營救康梁
1898年9月22日，一則來自上海道蔡鈞的通知擺在了英國駐上海代理總領事白利南面前：因康有為制造毒丸，光緒帝斃命，所有從天津開來的英輪都要接受搜查。
接受還是不接受？這成為了一道關乎康有為性命的選擇題。白利南用行動表示了自己的選擇：他拒絕蔡鈞的要求，不許中國派員登輪搜捕，隻是說自己會派兩位巡捕搜查。
這“一是基于同情和正義，一是受友人李提摩太所托”，曆史學家王樹槐在《外人與戊戌變法》中寫道。李提摩太是當時在中國的英國傳教士，與上層官員和維新派人士有着密切交往。
既然來不了硬的，那就來軟的。蔡鈞派秘書把康有為的照片送給白利南，表示如果擒獲，将送酬金三千元。但這并沒有改變白利南的想法。白利南決定在吳淞口提前攔截載有康有為的船隻，囑其避禍，為避免領事館人員公開涉及此事，他讓在上海的英國人濮蘭德前往處理。
濮蘭德是莫理循的朋友，兼職在《泰晤士報》寫稿，兩人關系匪淺，在1897年就相識結交，經常通信。9月24日清晨，濮蘭德在吳淞口數英裡外迎接載有康有為的重慶輪，他拿着那張上海道送來的康有為照片，很容易就在人群中發現了他。他把康有為引到另一間房間，出示逮捕公文。康有為這時才知道發生了政變。
“他（康有為）用足夠的淡定閱讀完了逮捕公文，花了好一會兒時間才反應過來他離開北京後發生的全部事情。”濮蘭德在《泰晤士報》11月一篇專門描寫康有為的文章中記錄了當時的場景：“他極其渴望知道皇帝的安全和福祉。在他的腦海蹦出來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他想拯救皇帝的計劃是否成功……”
濮蘭德毫不吝啬自己對康有為的贊賞，同時也用盡全力救助康有為。當時有一艘英國炮艦也停泊在吳淞口外，以資警戒，這就像是一個煙霧彈，幾乎所有人都以為康有為上了這艘炮艦。但其實，濮蘭德把康有為接到了另一艘商船。
白利南還害怕商船上的中國工人因迷戀獎金而傷害康有為的性命，于是讓船長派武裝警察日夜看守康有為的艙門，給予嚴密的保護。到了香港後，康有為被安排住在警察局裡，極其安全。從搭重慶輪，到路遇濮蘭德，康有為的逃亡之路可謂貴人開挂。
另一邊，日本駐華使館也開始營救梁啟超。9月21日下午，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在東交民巷21号的日本公使館見到前來求助的梁啟超，并答應了他兩件事：“解皇帝之幽困，使玉體安全，并救康有為氏。”他被梁啟超的勇氣所折服，極力相勸梁啟超随時來使館，自己一定救援。梁啟超含淚而别。事後，林權助将這件事告訴伊藤博文。
當晚，梁啟超果然再來日本使館求助。“救他吧，讓他逃到日本去吧，我幫助他。梁這青年對于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伊藤博文說道。
考慮到日本與清政府的關系，梁啟超對日本公使館來說，就像是一個定時炸彈，不能在此久留。但好在當時清廷還沒有把梁啟超列為政治犯，林權助說，收留梁也“不會落包庇犯人之名，無失禮于友邦而破壞與鄰邦友誼之嫌”。
翌日，林權助讓梁啟超剪掉辮子，穿上西服，下午3點，由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陪着一起乘火車趕往天津，并在适當時候安排他前往日本。
天津正在四處搜捕康有為，風聲尤為緊張。9月25日夜晚，鄭永昌、梁啟超等四人換上獵裝，悄悄登上一艘中國船，從紫竹林前往大沽。但北洋大臣的小蒸汽船很快趕上，淩晨兩點，小蒸汽船上的中國官員聲稱船中有康有為，不顧鄭永昌的辯解，用暴力強行将小船纏上。兩個小時後，雙方達成協議，清廷的士兵到鄭梁船上，一起前往塘沽解決。第二天早上7點，鄭永昌看見日本軍艦大島号在不遠處，他伺機揮動帽子求助。清廷士兵見狀匆匆離去。10月12日，梁啟超乘坐大島艦安全抵達日本。
清末民初，北京外國使館區東交民巷街（@視覺中國圖）各懷心事
就在梁啟超躲避逃難期間，權力的遊戲沒有停止，西方幾國勢力也在較量，這是西方各國在戊戌變法中的兩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據德國史學家費路研究，英國公使麥克唐納請求海靖公使和他以及日本公使，一起去向中國人表示反對砍掉外交大臣張蔭桓的腦袋，這個請求被海靖公使拒絕了，因為他不想給人一種與日本、英國有聯系的感覺。
莫理循在9月29日極其簡潔地向《泰晤士報》發出戊戌變法的跟進報道：“昨天，改革黨的六名成員，即康有為的一個弟弟，一個檢察官，四個内閣高級職員，包括湖北總督的兒子，因陰謀策反慈禧太後而被處置，大家對此很平靜，一切如常。”
莫理循在後期的報道中多次強調北京的平靜局勢。莫理循研究專家陳冰認為，莫理循既不關心維新黨的利益，也不關心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而是重點關注政變後清廷的帝黨與後黨、朝廷滿漢官員勢力、皇室繼承問題以及日英俄幾國與政變的關系。
在一篇報道中，莫理循直接點出了俄國在政變中的位置：“俄國人和這次政變有關聯嗎？對此我還沒找到證據。盡管他們在北京公開表示同情改革運動，但他們無疑是鼓勵政變的。到目前為止，政變的成功對它是有利的。”
曆史學家王樹槐認為，之所以會有俄國是政變主謀的傳聞，是因為新舊兩派的外交政策不同，維新派支持聯英日，舊派支持聯俄國。除去對俄國的擔心，英國倫敦方面認為政變後慈禧訓政不過是旗人家族的家務事罷了。由于英國對遠東的一貫政策是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發展英國商業為主即可，所以對于慈禧訓政，英國也沒有多加幹涉。
對于日本的營救行動，莫理循在報道中認為，“康有為的改革被取消，對于熱切想看到一個新中國的日本來說，是一種倒退”。而1898年11月15日《法蘭克福日報》的一位記者也說道：“日本人大概是想成為中國的參謀和教員，正如歐洲人以前對于日本那樣。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個經過改革的、對日本的靈感言聽計從的、真正有戰鬥力的中國建立一個聯盟，以阻擋歐洲的沖擊。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謀求亞洲的‘門羅主義’，也就是把外國人從東亞擠出去。”
英國人莫理循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fotoe圖）“她的行為有些失去了分寸”
政變之後，光緒帝死亡的傳聞從紫禁城傳出，在幾百米開外的東郊民巷流傳。
莫理循不止一次在《泰晤士報》報道中提及，已經多次聽到“可憐瘦弱的小傻瓜”光緒帝駕崩的傳聞了。
傳聞有着各種版本。9月27号早上，莫理循的鄰居海靖夫人甚至收到一封電報：“皇帝接受了寵臣康有為的建議，打算在中國引進歐洲人的服飾。康有為一心想把皇帝打造成中國的彼得大帝，未料到讓皇太後得悉了風聲，急忙從萬壽山趕回北京城，正好撞見身着歐式服裝的皇帝，于是一把扯下皇帝身上的衣服，經過一番激烈的較量，最終迫使皇帝向她交出攝政權。皇帝據說暈厥了很長時間，所以才有了關于他死訊的傳聞。”
莫理循顯然也在收到類似的情報，同日他向《泰晤士報》發回的報道中也提及此事。從9月25日诏令公布光緒病訊，陰謀論甚嚣塵上。各國公使也開始關注政局的變化。
英國公使窦納樂曾經用半公開的身份通知總署：“假如光緒帝在這政局變化之際死去，我堅決相信，将在西洋各國之間，産生非常不利于中國的後果。”日公使也勸清廷不要對光緒采取過激的手段。
慶親王奕劻為了讓大家消除誤會，曾在10月15日拜訪窦納樂，請教如何才能讓謠言中止。窦納樂建議由外籍醫生入診，并在診斷後簡述一份健康證明書。一開始慈禧太後還不同意，但奕劻奮力勸服。10月18日，因英國公使館醫生請假回國，最後由法國使館大夫德對福入診。中外日報的詳細報道還原了當天的情景：法國醫生走到園中河邊，即有人相迎。行至室内，隻見慈禧頭戴冠飾，身着玫紅繡袍，坐在一張鋪有黃緞的桌子後方，而光緒則身着平常朝服，頭戴紅絨頂暖帽，坐在黃色踏凳後方。德對福先朝見慈禧，然後由慶親王引進診視光緒。醫生對病情，沒有一一詳述，隻是說沒什麼大問題，血虛罷了。
事情結束後，外國公使代表接到了總署送來的診斷書一份，說明光緒沒有大病。而日本公使矢野在11月5日也觐見了光緒和慈禧，僅說光緒身體看起來虛弱，但不像有病。光緒駕崩的謠言由此終止。
“表面上這是英公使的功勞，實際上他是要借此恐吓太後和守舊大臣，給予清廷以精神上的威脅。”王樹槐分析道，“光緒的生命和皇帝的虛名，固然暫時獲得保全，而太後和守舊派對外（國）人的怨恨亦因之加深。”
但至少在表面上，清廷也還是希望與外國維持友好的外交關系，減少戊戌變法導緻的國際影響。為此，在那年冬天，慈禧和光緒還一同在紫禁城接見了在華的一些公使夫人。
那是1898年12月13日，天氣突然轉冷，刮起北風，據海靖夫人日記記載，即使身穿厚重的貂皮大衣，依舊凍得渾身發顫。她早早就從東交民巷20号出發，行至英國公使館，和六位公使夫人會合，然後由50名騎士護送至朝陽門。在她看來，負責接待她們的慶親王和總理衙門大臣“臉龐像羊皮紙一樣細膩，看上去像畫中人”。
在被宣召的幾分鐘前，海靖夫人才得知，皇帝本人也想見見她們。她們來到了儀銮殿。她第一次見到了光緒和慈禧：“一個身材瘦削、大眼睛的年青中國男子，和一個黃色的女性身軀——那是年邁的皇太後。她居高臨下地坐在皇帝身後很遠處的平台中央，一張素面朝天的羊皮臉流露出剛毅、果敢的神情。”
聽到宣讀到自己的名字，海靖夫人上前行屈膝禮，她覺察出光緒帝“神态中略顯悲傷和疲倦”，但這麼多奇裝異服的歐洲婦女讓他看上去有些興奮，“顯然蓋過了淡淡的憂愁”。“他親切地沖着我笑了笑，有些腼腆地伸出一隻瘦黃的小手與我握手。如果我會說漢語的話，我一定會抑制不住自己的沖動，向他表示我對他這次失敗的努力的同情和慰藉。”
後來，慈禧又是贈戒指，又是喝茶，甚至還在每位公使夫人臉上親了一口，表示從此大家都是姐妹了。但海靖夫人不喜歡她：“這真是一場滑稽的儀式，它也打破了中國的所有禮儀習俗。我有一種感覺，這位年邁的皇太後肯定是想給我們大家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以抹去我們最近兩個月來所聽說的關于她的許多暴行。但她的行為有些失去了分寸。”在皇宮裡，海靖夫人吃了兩頓有着上百道菜的宴席。
這一場皇室的奢華盛宴結束後，海靖夫人踏出紫禁城外，立刻又感受到了外面街道的髒和臭：“我在北京看得很明白：為了讓少部分人過着舒适的生活，大多數人不得不凄慘營生。那一小部分人當然沒有興緻改變這樣的事實，而這裡的許多人卻又過于頑固不化和麻木不仁，根本不可能嘗試着變革。”
（感謝康涅尼格大學曆史系PeterZarrow教授對此文的幫助）
●參考資料：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
茅海建、鄭匡民，《日本政府對于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
陳冰，《莫理循模式-中國報道第一課》；
費路，《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德國對維新變法的反應》；
海靖夫人，《德國公使夫人日記》；
窦坤，《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