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發生在2014年新年前夜，穆紮法爾在路口轉向時，撞倒一位母親和她的一雙兒女，造成一死兩傷。當時Uber風頭正盛，野性十足的它正試圖成為“全球最大出行平台”，并将目光瞄準中國市場。Uber并沒有将這個年輕的生命當成最重要的事，擴張版圖才是當務之急。面對輿論質疑，Uber聲稱，事故發生時車上沒有乘客，不能認定司機是在使用Uber，撇清了責任。司機穆紮法爾的官司延宕四年半才有了結果。
這是Uber遭遇的第一樁非正常死亡訴訟，某種程度上，也是Uber背負罵名的開始。此後，Uber陷入無數關于審查不力、逃避監管、司機性侵的醜聞。在以高調姿态開拓商業帝國疆域的同時，共享經濟的“鼻祖”Uber也為應付各國政府和民衆的指責和天價罰金焦頭爛額。
強大的司法壓力和輿論讨伐下，Uber對“賽義德·穆紮法爾案”終于做出妥協。2015年，這家公司和家屬達成和解，賠償金并未公布。不幸發生後，加利福尼亞州的立法者為此設立新規，要求網約車公司和司機購買責任保險，以防止它們在事故發生後推卸責任。
對Uber來說，這起案件隻是急速擴張中的一例司法挫折而已。在接連付出巨額代價後，曾經傲慢的Uber開始越來越正視自己存在的問題。
2850萬美元，賠償金額之最
罰錢或許是對付“壞公司”的最直接方式。
2014年，如日中天的Uber在宣傳廣告中聲稱，自己“在推行行業領先、比出租車更安全的司機背景調查”和“最安全的搭車”。為了對得起這份“安全”，Uber宣布向美國乘客征收“安全乘車費”，金額從1美元-2.5美元不等，主要用于對司機的安全背景檢查以及日常安全維護。
很快有人發現，Uber所謂的“行業領先的司機背景調查”不但不領先，反而有點糊弄人。2014年底，舊金山地區檢察官喬治·卡斯康（GeorgeCascon）聯合洛杉矶地區檢察官，發起針對Uber和另一家共享汽車平台Lyft的民事訴訟。在加利福尼亞州，出租車司機執業前都必須經過指紋比對審查，但Uber和lyft對司機所做的背景審查中，并沒有這項内容，隻做了表面文章。“如果不用指紋比對審查技術，就不能說你用的是行業領先辦法。”檢察官卡斯康直言。
就在卡斯康起訴Uber前一天，因強奸案醜聞，Uber在印度德裡地區的業務被迫關閉。當年12月5日，印當地一名26歲女生深夜搭乘Uber時被司機強奸。事發時這位Uber司機還處于保釋期，并且3年前就曾被控涉嫌強奸女性。
雖然發生在印度，但這起因司機審查缺漏造成的惡性事件，在美國乃至全球引發巨大聲讨。洛杉矶和舊金山數十萬用戶以集體訴訟的名義将Uber告上加州法庭，指責Uber“誇大其背景審查的安全性”，涉嫌虛假宣傳，向乘客收取的安全乘車費名不副實。印度政府也稱，涉事司機沒有經過完備的背景審查。
一時間，Uber背上兩起官司。2015年8月，掌握了更多關于Uber欺騙和誤導用戶的信息後，卡斯康再次召開新聞發布會。卡斯康說，他們在舊金山和洛杉矶兩市發現25名有前科的Uber司機，不乏有人曾犯下謀殺、性侵、綁架等重罪。他們還發現，加州範圍内，有約30000名登記在冊的性犯罪者，被Uber所使用的背景審查名單遺漏，這家公司使用的審查機制隻能追溯七年内的犯罪，這意味着，如果有人八年前被判綁架罪，上周才被放出來，他很可能被Uber背景審查漏掉。
卡斯康說，問題的關鍵在于，消費者在做選擇前，理應被賦予充分知悉的權利，而Uber卻隐瞞了事實。
Uber則在聲明中辯稱，他們的審查機制絕不比當地出租車公司采用的差，而且，“沒有什麼辦法是萬無一失的”。對于犯罪記錄隻追溯七年的诘難，Uber回應，這是為了給前科犯再就業的機會。
據《紐約時報》報道，早在2014年，加州的立法者就曾提出加強網約車司機審查的法案，但Uber和Lyft重金聘請說客，組織公關活動，法案最終流産。這次，Lyft提早退出戰線，它最終選擇和檢察官和解，繳納50萬美元罰款。
在官方與民衆的共同施壓下，2016年2月11日，Uber在用戶的集體訴訟案中決定支付成立六年以來最大一筆賠償金：2850萬美元。因為是集體訴訟，過去兩年裡，任何一名向Uber支付過“安全乘車費”的乘客，都有資格分攤這筆賠償金。
兩個月後，Uber又向以卡斯康為代表的舊金山和洛杉矶地區檢察官妥協，同意繳納高達2500萬美元的罰金。
這兩筆天價罰金都被視作對Uber虛假宣傳的懲戒。據《衛報》統計，截至2016年4月，Uber已經被迫繳納6200萬美元罰款，光在美國就面臨170多起訴訟，很多都是各州因為背景審查問題而提起的，比如2017年11月，因對司機背景審查不力，Uber被科羅拉多州處以890萬美元罰款。
打破沉默
事情并未就此結束。2017年11月，兩名性侵受害者選擇站出來，打破沉默。
在曾援助過印度Uber司機性侵案受害者的律師珍妮·克裡斯滕森（JeanneChristensen）的幫助下，代号“簡1”（“JaneDoe1”）、“簡2”（“JaneDoe2”）的女性提起了針對Uber的訴訟。她們指責Uber為了盈利，未對司機作充分審查和監控，讓數千女乘客遭受性騷擾。
在訴狀中，受害人詳細描述了自己的受害經過。“簡1”在2016年10月酒醉後乘坐Uber回家，在自己的卧室中遭到司機強奸，一年過去了，司機已保釋，案件仍在當地法院審理。“簡1”向Uber投訴後，Uber返還了她9.51美元車費，但她至今還不知道Uber有沒有把司機除名。
起訴書還稱，Uber把自己描述成“科技平台”，而非“運輸公司”，為的是躲避後者現有的監管。
“Uber必須出來回應，它到底收到過多少有關強奸、性侵、性騷擾的報告，以便讓消費者，尤其是女性消費者判斷它所提供的服務是否安全。”代理律師之一克裡斯滕森主張。
然而，Uber方面提出動議，認為這些乘客在簽署用戶服務協議（ride-shareservice）時同意了其中的仲裁條款，即同意私下解決可能發生的争議，因此沒有權利提起訴訟。
克裡斯滕森毫不示弱，針對這一條款提起集體訴訟。今年3月，參與集體訴訟的受害女性增加到9人。在紐約執業多年的律師陳明利向本刊分析，根據美國法律，Uber可以堅持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如果原告方認為仲裁條款有失公允，可以無視仲裁條款提起訴訟，而法院也可以在經律師有理有據的論證說服後，認定Uber的仲裁條款無效。
事實上，在美國互聯網公司，并非隻有Uber服務協議中存在這一條款，但在#MeToo運動席卷下，美國社會開始重新檢視仲裁條款。2017年2月，Uber前員工蘇珊·福勒在一篇名為“回顧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的博文中，揭露Uber性騷擾、男權至上風氣，在矽谷引發軒然大波，也助推了仲裁條款的終結。當年12月，微軟公司做出表率，宣布廢除這一條款。
有過多次為性侵及性騷擾受害者辯護的經曆，克裡斯滕森深知仲裁條款的危害：仲裁條款使得公衆無法知曉這些侵害的密集和嚴重程度，結果是，私下達成的協議堵住了部分人的嘴，進而讓其他受害者也選擇沉默。
2014年12月，印度新德強奸案司機，受審後被警方帶走。（IC圖）别想“堵住我們的嘴”
今年4月，Uber新上任的首席執行官科斯羅薩西（DaraKhosrowshah）署名的公開文章《嚴肅對待安全問題》，對外闡釋了Uber在讓平台變得更加安全的一系列新舉措。
Uber宣布，其移動應用上線“一鍵報警”和“緊急聯系人”功能。用戶在撥打911報警電話的同時，還能夠自動将地理位置和行程路線同時發送給警局派遣中心。
“緊急聯系人”可以讓用戶向自己信任的家人或朋友分享行程，用戶可以将最多5個朋友或家人添加至受信任人列表中，可以選擇每次行程開始前提醒用戶分享行程。行程是通過短信的方式發送，會顯示具體行程路線、司機信息和車牌号，保證即使受信任人沒有安裝Uber應用，也可以查看到行程。
此外，Uber還将對美國境内的司機實行年度犯罪背景審查，并雇用公司，利用持續更新的犯罪逮捕數據庫保證司機資質。
“我們首先想做的事是，改變Uber的内核，Uber的形象會進而改變。”科斯羅薩西接受美聯社采訪時承諾道。他承認，公司此前指數級的發展速度，讓年度審查這樣的舉措無法進行，“我不能改變過去，但我可以改變未來我們将要做的事情。”
但改變顯然不是一蹴而就。4月30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發布一篇調查報道，稱過去四年内，至少有103名Uber司機被控性侵或虐待乘客，數據來自對全美20個主要城市警察報告、聯邦法院記錄和地方法院數據庫的分析。克裡斯滕森和“簡”們的艱難抗争也出現在報道末尾。
這則報道立刻引爆輿論。許多美國民衆扛起抵制Uber的大旗，在網上聲援那些被Uber司機侵犯的女乘客，鼓勵她們共同參與訴訟。CNN的調查報道發出後，Uber承諾将發布“安全透明度報告”，讓公衆知悉在其平台上所發生的性侵和其他安全事件。
重重壓力下，Uber不但開始進行内部改革，還宣布廢除強制仲裁協議和保密條款。克裡斯滕森在肯定Uber新舉措的同時，也表達了對Uber“沒有完全下決心做出真正意義上的改變”的擔憂。
克裡斯滕森和“簡”選擇繼續起訴，集體訴訟的參與者增加到14人。“堵住我們的嘴，消費者和潛在投資人便沒法知道真相，而真相是，我們夢魇一般的經曆，是Uber所正面對的這一普遍性問題的一部分。”“簡”們這樣寫道。
讓克裡斯滕森感到鼓舞的是，5月21日，九名國會議員緻函Uber、Lyft、Juno、Curb以及Via五家網約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要求他們提供性侵和性騷擾報告、司機培訓等有關協議的詳細信息。這封質詢信的起草人之一、國會衆議院民主黨核心小組主席約瑟夫·克勞利（JoeCrowley）事後接受采訪時說：“我有一個17歲的女兒，我想讓她知道，不論她去哪兒還是從哪兒回來，她都不會受到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