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的）原委，是戊戌維新的核心人物康有為、梁啟超事後認定的”，曆史學家茅海建認為，兩個人的說法，因其戲劇性，廣為流傳，得到公衆的普遍認可。
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叙述，符合人們對中國宮廷戲文的想象。1898年6月11日，賢明的君主光緒帝和能幹的臣子——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開啟了轉變中國命運的變法運動。利益受損的頑固派團結在慈禧周圍進行反撲，最終，在卑鄙的告密者袁世凱出賣下，百日維新以康、梁流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落幕。
隻是，人們熟知的這段曆史叙述，充滿了曲解、誤會和道聽途說的謠言。直到120年後的今天，這段曆史仍然迷霧重重。但可以确定的是，變法失敗的真實原因，要更為複雜，甚至，光緒和康有為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母子
1898年6月21日，光緒收到一個奏折，一位禦史稱，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辦理英德續借款時，貪污了260萬，與翁同龢平分了。光緒看到後，并沒有太在意。張蔭桓是光緒改革依賴的重臣，對他非常信任。但這個折子，同時奏到了慈禧處。
慈禧雖然已經把處理政事的權力交給光緒，但兩人權力間，仍然存在報告制度。據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研究，一種為事後報告制度，軍機處将每日重要奏折文件及簡要相關谕旨上報慈禧。另一種制度是事前請示，遇到重大政治決策和高級官員任免，光緒要先行請示慈禧。
6月21日的禦史奏折，雖然劍指光緒眼前的紅人大臣，還是送到了慈禧處。慈禧閱後大怒，與光緒一起，召見軍機大臣以及張蔭桓。慈禧怒斥張蔭桓時，光緒在一旁陪同，并未多發表意見。
第二天，光緒獨自召見各軍機大臣以及張蔭桓，詳細詢問此事。聽完張蔭桓解釋後，光緒開始诘難軍機大臣：“你們什麼事不管，問起來絕不知道，推給一個人挨罵。”吓得這位軍機大臣不斷叩頭，光緒還不解氣，繼續诘難：昨天你說他行蹤詭秘，到底如何詭秘，你說！終于撒了一頓氣，光緒不忘安撫張蔭桓說，“不必憂慮”。
由此可見，光緒帝與慈禧同見軍機大臣時，顯然對他們的言論不以為然，“但因慈禧太後在場，誠恐誠惶，不敢多說”，茅海建分析道，第二天，盡管光緒還在頤和園，離着慈禧不遠，但仍然将一肚子怨氣發了出來。
慈禧對光緒一向嚴厲，光緒則習慣了順從。兩個人的母子關系基調，從一開始就是如此打下的。
鹹豐帝去世後，5歲的同治帝登位。慈禧逐步打倒政治對手，開始垂簾聽政。同治是慈禧獨子，備受寵愛。“她總是覺得自己的兒子這麼小就失去了父親，太可憐了，因而不舍管教，不願管教，不讓别人管教”，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勇認為，正是慈禧的縱容，使同治染上很多壞毛病，後來她想管也管不了了。
同治早死，并無後代，慈禧隻好從鹹豐帝的七弟處，選了一個孩子繼承大統。1875年，四歲的愛新覺羅·載湉成為大清國第11位皇帝，年号光緒。
“他們的母子感情确實非常好，”馬勇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光緒不但是鹹豐的侄子，還是慈禧的外甥——光緒的生母是慈禧的親妹妹。有了這一層關聯，慈禧待光緒如親生骨肉。
慈禧同時也吸取了對同治管教無方的教訓，對光緒要求非常嚴格。據太監寇連材的筆記說：西後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诃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後如對獅虎，戰戰兢兢。馬勇分析說，慈禧不想讓光緒再步同治的後塵，為他請來全國最好的老師，讓他接受“可能是中國帝制時代最好的教育”。光緒甚至還學了英語，且水平不錯，“可以讀英文書，可以跟外國人對話”。
慈禧對光緒寄予厚望，光緒也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好的領導人。兩個人的目标是一緻的，直到權力的問題開始凸顯，這對母子的關系變得愈加複雜，并最終影響了中國政局的走向。
權力
1886年，光緒15歲。這一年的7月11日，慈禧召集光緒的生父醇親王奕譞、領班軍機大臣等朝中重臣開會，光緒也參加了會議。在這次國家核心要員參加的會議上，慈禧說，光緒已經長大，自己想借此機會撤簾歸政，讓光緒主政。
“太後的決定一宣布，小皇帝當即長跪懇辭”，馬勇說。醇親王等重臣也以時局不穩為由，請慈禧暫緩歸政，再送年輕的皇帝一程。慈禧堅辭不受，決意在第二年讓光緒親政，并于1889年他18歲時歸政。
這個消息傳出，朝中震蕩。幾天裡，王公大臣陸續上折子，懇請慈禧暫緩歸政。不過，這些建議再次遭到慈禧的拒絕，甚至到後來她不願再就此事進行讨論。
這場歸政，成為日後影響戊戌變法走向的一個重要時刻。曆史學界對慈禧歸政的心理，存在巨大争議，馬勇帶着善意解讀，認為慈禧當時确實真心想要歸還權力，“功成身退，想在青史上留名，要用事實正告那些一直诋毀她政治人格的反對派：我那拉氏雖為女流，但絕不是權力貪婪者”。
但一個政權，除了最高領導人之外，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他們的影響也不容小觑。眼看無可挽回，朝中大臣又想出一個“訓政”的制度，如前文所述的事前請示、事後報告制度，确保政治決策、人事調整等重大事宜，仍由慈禧把關。
這樣一來，光緒的權力确實加強了，但也沒有成為唯一的權力中心。“這導緻一個結果，權力沒有完整移交，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馬勇說。中國王朝政治最怕的就是政治權力中心二元化或者多元化，不能出現兩個中心，否則，朝廷官員會分别往兩個中心靠，出現不同的派系，“在中國老話叫做‘天無二日，國無二主’”。
當時在北京城，也确實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在較勁。以1883年爆發的中法戰争為例，當時法國入侵清朝宗主國越南，在如何應對的問題上，就分成了兩派。李鴻章等老臣，堅持應該通過談判解決，隻有法國進攻時，才應戰。但青年官員的态度偏向于鷹派，“他們在奏疏中慷慨陳詞力主好戰的行動路線，”由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所編的《劍橋中國晚晴史》中記載道，這些觀點“博得了公衆的擁戴和皇帝的注意”。
在日後的維新變法中，這樣的情況再次出現。年輕的光緒皇帝，顯然更願意聽從那些激烈的、年輕官員的意見。而老臣，則相繼聚攏到慈禧周圍。
1900年7月14日，法國《LeRire》刊登的慈禧漫畫（@視覺中國圖）變法
剛剛即位的君主都想試試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了實權。日本學者加藤徹在《西太後》一書裡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還是公主時，被禁止從家庭教師那裡得到紅茶和《泰晤士報》。在她十八歲即位儀式結束後，她發出的第一條敕令就是“請給我當天的《泰晤士報》和紅茶”。拿到這兩樣東西後，她既不看報也不喝茶，而是微微一笑，讓貼身侍衛把東西原封不動地又拿下去了。
加藤徹認為，年輕的英國女王和中國皇帝有相似的情緒。對光緒來說，維新變法的話事權，就是他眼中的“紅茶”與“報紙”。而且，在他看來，如果不能徹底維新變法，愛新覺羅的江山可能就保不住了。
光緒接過來的，原本是一個前景看似不錯的國家。經過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大清朝迎來一個中興時刻，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亞洲第一；軍事力量世界第六，亞洲第一。但就在這個時候，清政府又遭遇了一場巨大的失敗，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爆發，清政府最精銳的北洋水師幾乎全軍覆沒，中國與日本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之後，又發生了德國租借膠州灣事件。
據大臣劉坤一回憶，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前，慈禧曾哭着對老臣劉坤一說：“我每聞軍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對哭。”
清政府在外交上的不斷失利，轉變成了巨大的國内壓力。朝野都有聲音，呼籲政府效仿日本，維新變法。這其中，最知名的是康有為。他的《上清帝第二書》，雖然沒有送達清廷高層，但也在京城官員士紳間流傳，影響頗大，其中最重要的是呼籲光緒“變法成天下之治”。
光緒皇帝不甘做亡國之君，《馬關條約》簽訂之後不久，他就發布了維新诏，讓各位大臣提建議。這些做法，包括之後決定變法，光緒都請示過慈禧，“慈禧根本沒有表示反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接受本刊采訪時說，慈禧隻是要求辮子不能剪，服裝不能改，各種禮儀不能改，“其他的你看着好就行”。
慈禧并非守舊派。“從1860年開始洋務運動，學習西方，到後來學日本，中國這40多年來的變化，沒有西太後對西方認可，是不可能的，”馬勇認為，在當時的大清朝，就是慈禧在帶領中國往前走。
一個例子是廢八股，當時光緒遭到守舊派大臣的阻撓，尤以大臣剛毅為主。剛毅一再以“行之數百年”為由，認為不能就這麼廢除八股。眼看光緒動怒了，剛毅也不敢強來，隻好搬出慈禧，“此事重大，願皇上請懿旨”。光緒果然去找慈禧商量，結果，慈禧支持光緒的變法政策，并沒有站在剛毅他們這邊。
不過，在學者張鳴看來，也不能把慈禧當做維新改革派。“她就是一個很實用的統治者，”張鳴說，隻要東西好用，能夠維護清朝的統治，無論東西，都會拿來用。
當時對光緒變法限制最大的不是慈禧，而是恭親王奕訢。他是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首席大臣，位高權重。奕訢也并非頑固派，相反非常欣賞西方人的很多東西，如果沒有他的同意，英國人李泰國是無法重建中國海關，英國人赫德也無法執掌海關稅務司的。與光緒不同的是，奕訢認為清朝的改革，應該逐漸、緩慢推進。
1898年初，光緒看到了康有為的變法建議，令奕訢等人開會研究。“如果奕訢再年輕些，按照他過去的思想傾向，他一定會全力支持這些年輕志士。”馬勇在《恭親王之死》一文中分析道，康有為等建議清政府效仿日本，建立君主立憲整體，在奕訢看來，還是過于激進了，“他似乎已意識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為的方案進行改革，那麼很可能意味着清朝曆史的終結”。
奕訢沒有接受康有為的建議，而且當光緒提出要見康有為時，奕訢也以康有為級别太低，直接召見有違體制為由進行阻止。隻是，他并沒有阻止多久，5月30日，恭親王因病去世。據馬勇介紹，奕訢臨終前，慈禧和光緒曾多次探望，恭親王還建議光緒尊重慈禧太後，在用人上要格外小心。
不過，年輕的光緒帝已經按捺不住，不想再小心行事。恭親王去世13天之後，1898年6月11号，光緒皇帝就發布《明定國是诏》，決意變法。之後，變法的103天中，每天都有诏令頒發。光緒帝頒布了多達180餘道谕旨，涉及經濟、教育等多方面領域，單是9月12日的一天中，他竟頒發11條維新谕旨，年輕的皇帝變法的急切心情一目了然。
罷官
雖然光緒貴為一國之君，但想推動清朝這艘大船調轉方向，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3月11日，康有為通過總理衙門上奏光緒，提出了一份全面整治改革的方案，其中有設待诏所，允許天下人上書。這則建議成功吸引了光緒的注意，他做了批注，要求總理衙門研究讨論。
總理衙門的重臣們經過研究，全盤否定了康有為的建議。光緒很不爽，又沒辦法，暫時擱置了兩天，再下旨，讓總理衙門再讨論。總理衙門回複說，這個事情牽涉太大，希望能開擴大會議，讓王公重臣一起讨論。光緒準許，并提醒他們，不能再拖延了。
軍機處、總理衙門幾經讨論，終于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法：各級公務人員上奏，經過各堂官代奏；士民上書言事，通過都察院。這也意味着，康有為仍然無法直接與光緒溝通，仍須通過第三方。但這個制度，成為戊戌變法失敗的一個誘因。
8月2日，光緒正式發上谕：“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隔。”
十多天後，一位名叫王照的禮部官員寫了一封奏折，建議光緒、慈禧到日本等國遊曆，知日本崛起之由，然後奉太後之意，曉谕臣民，以變風氣。
這個建議過于驚世駭俗，禮部堂官認為，這是将皇帝、太後陷于敵國，大為不利，要求王照撤回或者修改。“從當時的政治來考慮，禮部堂官的意見也非為大錯。”茅海建分析道，但光緒知道這件事後，大為震怒。
他可能早就對這些老臣有所不滿了。“前經降旨，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光緒當下下旨嚴批相關官員，意思很明顯：剛下旨讓你們廣開言路，你們竟然還從中幹涉。以後再有阻攔，“以違旨懲處”。
把這些大臣罵了一通，光緒還不過瘾，直接祭出殺威棒，親自寫了一封谕旨，罷免禮部六位堂官。
“清朝上谕多由軍機章京拟稿，軍機大臣修改，皇帝審定，”據茅海建分析，皇帝親自拟朱谕，是非常少的，“光緒帝此時對各大臣對于變法的态度十分不滿，藉此發作，殺六個猴子給所有的猴子看看，以為各大臣的儆戒”。
光緒又破格提拔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四人，讓他們以四品卿銜擔任軍機章京，參與新政事宜。
就在罷免禮部六堂官前幾天，光緒帝還曾下谕旨，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大理寺等衙門裁撤，同時裁去廣東、湖北、雲南三省巡撫，巡撫事歸同城之總督兼管，河東河道總督裁并河南巡撫兼管。如此大力度的裁撤官員，勢必引來保守勢力的反撲。一時間，京城人心惶惶，政治流言四起。
“光緒帝在同軍機大臣嚴重對立的情況下，雷厲風行，推動新政，引發朝局動蕩。”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忠文分析道，罷禮部六堂官、越級提拔譚嗣同等軍機四卿，已經動搖朝廷原有的權力結構，引起很多權貴擔憂。
而且，光緒似乎忘記了，重要官員的任免，需要事先請示慈禧。
人事
自1894年起，慈禧就開始常住頤和園，但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要比分開的時間更長，光緒經常去頤和園，有時候慈禧也會回來。
現在來看，這段大概15公裡的路程并不太長，但在當時，光緒要坐轎出神武門，經西安門，出西直門，中間在一處叫倚虹堂的地方短暫休息後，再一直趕往頤和園，單程就要3個小時。無論是他去頤和園，還是慈禧回宮，兩人住處的距離步行都不超過10分鐘，因為每天早上他都要向慈禧請安，有時候還會陪慈禧吃早飯、晚飯和看戲。
當然，兩人相見時，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光緒彙報工作。事實上，從變法之初，光緒就一直遵循着事前請示和事後報告制度，将重要奏折送到慈禧處閱覽，一些重要人事安排，也先同慈禧商量。但罷免禮部六堂官，提拔譚嗣同等人一事，成了少有的例外。曆史學家楊天石認為，光緒似并非有意為之，“暴露了光緒皇帝性格中的這一缺點，感情用事，懲罰過重，打擊面過大”。
這件事顯然引起了慈禧的不滿。學者張鳴告訴記者，此次罷官，如虎口拔牙，觸到了慈禧的要害處——罷免的正是她為光緒挑選的大臣班底。再加上其中一名官員的妻子趁侍奉慈禧“宴遊”之便，哭訴“盡除滿人”等“亂家法”的事情，慈禧有點坐不住了。
罷免禮部六堂官之後，光緒也迅速提出繼任人選。不過，這個名單到了慈禧處，隻有三人得到了正式任命。據清末民初胡思敬所著的《戊戌履霜錄》，慈禧還為此責備光緒，認為“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棄”，現在你卻為了一個人而不顧祖宗加法，這成何體統。光緒則答她：“兒甯壞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世人笑也。”
頤和園夕佳樓，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皇帝一度被囚于此（新華社圖）
1900年，法國畫刊“L’universillustre”刊登的光緒皇帝銅版畫，戊戌政變後，光緒被囚于瀛台，獲得外國公使的同情（@視覺中國圖）另據光緒事後向維新派臣子回憶，他揣摩慈禧的意思，“并不欲将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光緒說，他和慈禧見面時，慈禧提到了罷免禮部六堂官的事情，“皇太後以為過重”。
120年後，回看戊戌變法。光緒提出要在教育、經濟、軍事等領域進行的制度改革，甚至包括取消八股考試、開放新聞自由、派皇室出國遊曆等内容，都得到了慈禧的支持，至少是默許，但兩個人在人事安排上，出現了很大分歧。
光緒喜歡用年輕、達勇之人，而慈禧則更依賴老臣。事實上，就在光緒開始變法不久，慈禧還讓榮祿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相當于北京軍區司令，有軍權。”雷頤接受本刊采訪時說，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為慈禧在為變法做最壞的準備，“她起碼要保證首都的軍隊在自己的控制之中”。
光緒想要的，顯然是逐步打破這種控制。
開戰
“康有為一直企圖在清朝現有政治體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議政機構，并由此進入政治核心。”據茅海建分析，他先是上奏設立制度局，後又代他人上奏設議政處、議院（議政機構，非代議制機構）。之後，他的學生梁啟超又代他人上奏，設立懋勤殿。
康有為是個極具人格魅力的人，他幾乎隻用了半天時間，就征服了梁啟超。他的弟子們，甚至稱他為康聖人。顯然，光緒帝在與他接觸過一次後，也對他産生了極大信任。他和梁啟超提到的這些議政機構，光緒帝也非常認可。
隻是，朝中大臣極力反對。茅海建認為，當時政壇高層對康有為的用意看得十分清楚，進行了全面阻擊。“百日維新中，康有為及其黨人的許多提議都被接受，惟此一條絕不讓步。軍機處、總理衙門及其他高官們似乎同此一心，絕不讓康有為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利。”
慈禧的态度也是如此。總理衙門、軍機處大都是她認可的重臣，在她的掌控之中。如果同意開懋勤殿，意味着光緒可以繞過這兩個機構，而直接與不受自己控制的康有為等黨人讨論政治問題，這是對她本人權力的挑戰，甚至将“動搖她的權力基礎”，茅海建在《戊戌變法史實考》中分析，從慈禧的角度看，“光緒帝已是兩次發動‘政變’”。
雖然此前慈禧曾決意歸政，把權力交還給光緒，但主動讓位和被動失去權力，性質截然不同。罷免禮部六堂官和設置懋勤殿建議的時間點，又如此接近，更是加強了慈禧對光緒的不滿。
據張鳴分析，光緒之所以敢在權力上挑戰慈禧，很可能也是受康有為的影響。“康有為一直上書，包括給光緒帝的參考書，他自己編譯的明治維新曆史，都刻意強調了皇帝應該乾綱獨斷。”張鳴說，這實際上顯示了他們政治上的不成熟。他們非但沒有建議光緒争取慈禧的支持，反而“無端地去刺激西太後”，而另一些原本對維新有好感的朝廷要員，如李鴻章等，他們又排除掉了。結果隻剩下光緒和一些低級别的官員，與整個官僚系統和掌握了大清帝國三十多年的慈禧開戰。
勝負從一開始就已經确定，各路老臣的怨言，不斷飄向頤和園。慈禧也發現，光緒越來越不受自己控制。9月14日，見過慈禧後，光緒覺察到自己正處于危機之中。他給自己信任的維新派官員楊銳下了一道密诏，描述了慈禧對自己諸多做法的不滿。他說，自己還是想降旨，“将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但他也意識到，自己權力實在太弱，真這麼做，“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光緒問楊銳，有沒有好辦法，能開掉那些無能老人，讓有能力、有勇氣的年輕人上位，讓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拂逆太後的意思。辦法就是，康有為出局。楊銳在給光緒的建議中提到，康有為過于激烈的言辭舉動，最終會影響光緒，因此，“康不得去，禍不得息”。
據軍機處的《上谕檔》記錄，光緒後來發了一封上谕，要求康有為離開北京，到上海辦報。茅海建認為，下發這封谕旨前，光緒與慈禧間，應該有過一場事關康有為的交鋒。“慈禧太後強令光緒帝讓康有為離京，是因其已經覺察到康對光緒帝有極大的影響力，對此最為警惕。”茅海建分析道，“她堅定地認為，能夠影響光緒帝的隻能是一個人，而且隻能是她本人。此外的一切，都應當除掉。”
至此，戊戌變法中，彼此對立的各方，矛盾白熱化了。光緒、康有為、慈禧、官僚機構都開始急速轉動起來。隻用了一周，中國的政治走向，被完全改寫了。
前夜
光緒
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了袁世凱，将他的官職由三品提升為二品。随後，光緒帝下谕旨，“責成（袁世凱）專辦練兵事物”，并且給了他上奏權，可以與光緒帝有直接的交流機會，而在此之前，他想上奏，必須通過慈禧任命的直隸總督榮祿。
袁世凱向光緒謝恩時，光緒又囑咐他“以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茅海建認為，這顯然是鼓勵袁世凱擺脫榮祿控制，顯然，光緒帝有培養袁世凱為自己人的意思。
康有為
康有為連續收到了兩道谕旨。一則是明發上谕，要他離京，另一則是9月18日，林旭傳來光緒的口谕，再次催他動身。
給康有為明發谕旨并不尋常，按大清慣例，需要明發谕旨的，都是國家重大政令或者需要全國共知的大事，如宣戰、議和、高級官員的任命革職等等，讓一個六品小官離京辦報的消息，顯然不值得如此大費周章。
據後世史學家研究，光緒之所以這麼做，是給慈禧看的，讓她了解到，自己與康有為要斷絕關系了。
但康有為則有了另一種大膽的聯想：皇帝是否已經被慈禧控制，隻能借這種方式，向自己傳遞信号？之後，光緒又讓林旭傳口谕。康有為更是認定，這是光緒催促自己盡快脫險。
在曆史學家姜明看來，康有為對宮廷政變的影響，簡單而又程式化，“與精明幹練、深谙政治運作方式的太後相比，他仿佛是一個舊小說舊戲文看得太多的鄉紳。”
但這是位敢想敢幹的鄉紳。9月18日晚上，為了營救想象中深陷囹圄的光緒，康有為請譚嗣同拜訪袁世凱，請他出兵，包圍圓明園，劫持慈禧，營救光緒。
官僚集團
9月18日，禦史楊崇伊來到頤和園，向慈禧呈上一份密奏。
為了這份密奏，楊崇伊聯絡了滿朝權貴，并最終獲得直隸總督榮祿、慶親王奕劻的支持。而且，這段時間裡，一些滿洲權貴也到天津找榮祿商議局勢。經過多方商量後，榮祿、慶親王決定由楊崇伊上奏，請慈禧重新訓政。
楊崇伊之所以能獲得多位要員支持，和光緒此前激烈的裁撤官員也有關系。時任兵部司官的陳夔龍（宣統朝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來分析說：“戊戌變政，首在裁官。京師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系，因之失職失業者将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這種氛圍，勢必為光緒和維新派制造巨大的反對力量。
楊崇伊的奏折，由甲午開始，寫到當下時局，後半部分重點談康有為等人借變法清除老臣，培養黨羽，他還提到，光緒将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聘請他為政府要員。這時候，隻有慈禧訓政，“天下可以轉危為安”。
慈禧
就在康有為等人積極活動，準備“圍園劫後”時，慈禧在頤和園裡，也做出一個決定：回西苑。
西苑位于皇宮西側，從光緒二十年（1894）起，沒有特殊理由，慈禧基本不回西苑。據學者茅海建考證，從1894年到戊戌政變前，慈禧太後離開頤和園回宮總共隻有6次，其中有3次是去恭王府看望病危的奕訢，另3次則分别為鹹豐、光緒的生日和鹹豐的忌日。
這個決定似乎并沒有花費她太多時間，看完楊崇伊奏折第二天，她就起駕回宮了。那天是9月19日，第二天伊藤博文才到。慈禧也并不太着急，回宮途中，她休息了兩次，換了兩次船，又換了兩次轎，還去萬壽寺燒了個香。一直到下午三點之後，慈禧才終于到了西苑東宮門，而光緒，在那裡跪接慈禧。
雖然楊崇伊的奏折讓慈禧疑慮重重，但她并沒有打算針對光緒發難。茅海建翻閱軍機處檔案發現，最初，慈禧打算見完伊藤博文之後，9月21日就返回頤和園的。但當9月21日真的到來，光緒打算恭送太後時，風暴忽然降臨。
政變
1898年10月6日，康有為在香港接受了英文報紙《德臣報》的采訪，期間，他大肆攻擊慈禧，說光緒已經認識到慈禧不是真正的母親，而自己才是光緒帝信任的人。康有為還篡改光緒帝的口谕稱，自己受皇命在海外活動，準備恢複光緒的權力。
在康有為的描述中，清廷存在以慈禧為代表的後黨，和以光緒為代表的帝黨。後黨是落伍的，守舊的，成為阻撓變法圖強的最大力量。
當時慈禧已經發動了戊戌政變，重新開始訓政，而且，她已經起了廢掉光緒的心思。這對有着二十多年感情的母子，真正決裂了。康有為的此番言論，把光緒推向更危險的境地。張之洞看到後，大為震怒，囑人與報館、領事館聯系，“告以康有為斷非端正忠愛之人，囑其萬勿再為傳播”。
目前史料并無詳細内容能夠解釋9月21日慈禧忽然改變心意決定訓政的原因。史家猜測，慈禧應該是聽到了康有為等人活動的傳聞，于是下旨捉拿康氏兄弟。而袁世凱聽聞慈禧的動作，以為她已經知道“圍園劫後”的事情，于是将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計劃和盤托出。
至此，光緒終于失去了慈禧的信任，暴怒之下的慈禧，開始滿城搜捕維新黨人。
9月28日，慈禧下令斬首六君子，通緝康梁，罷免維新派官員，除京師大學堂外，戊戌變法的新政全部廢除。9月30日這天，是陰曆的中秋節，原本計劃回頤和園的慈禧決定，不再返回頤和園，徹底收權歸政。持續了103天的戊戌變法，至此結束。
對于光緒，這個自己從小看着長大的年輕皇帝，慈禧也沒有手軟。“袁世凱告密消息傳京後，光緒帝的處境就惡化了。”曆史學者房德鄰在2000年的論文中指出。政變後，慈禧将光緒身邊的太監進行整肅，一連杖斃四名太監，革職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