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山河一片紅》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郵票之一，圍繞它的話題，從來都不缺少。
為什麼當時要發行這套郵票呢？應該說，由頭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兩報聯合發表的一篇社論。1968年9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用通體紅色大字聯合發表兩報社論：“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熱烈歡呼全國（除台灣省外）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文章說：“全國山河一片紅”“是奪取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内進入了鬥、批、改的階段。”無疑，這在當時是一件舉國歡慶的大事。根據郵電部軍管會“1968年國慶節前要發行新郵票”的指示精神，發行部門最終将這個最應景的題材“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列為1968年10月1日發行新郵票的計劃，志号為文14。
是一人設計，還是幾人合作？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這套郵票最終沒有發行，原因是1968年9月27日，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主要内容是糾正不正确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次會議因屬于内部會議，沒有對外報道。郵電部屬于歸口管理“九大口”中的工交口，不屬于宣傳口，因此未受邀參加會議。會後，郵電部軍管會接到會議精神的傳達，立即做了兩條決定：一、今後不準在郵票上印制毛主席像、語錄、詩詞等，已經印制好未發行的停止發行，已經發行的可繼續使用。二、停止計劃于10月1日國慶節發行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和“黑題詞”兩套郵票，并電告各省市區郵電管理局革委會。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這枚未發行郵票的樣票，我在郵票博物館曾近距離接觸過。那是我在國家郵政局郵資票品司工作期間，到郵票博物館調研，館長給我看過該館珍藏的這枚樣票的一個整版。這個整版樣票從未對外展示過，堪稱是郵票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樣票的畫面是毛澤東和手持紅寶書的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工農兵群衆揮手緻意，前方是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色海洋，一串串氣球下懸挂有大幅标語，廣大工農兵群衆發出熱烈歡呼。郵票下部橫框内印有紀念文字“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右邊印有“中國人民郵政”，下面印有面值“8分”字樣。樣票的規格是60毫米×40毫米，這種規格在“文革”郵票中也屬于最大的票幅了。
我查閱了有關“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以下簡稱：全面勝利）這套郵票設計、印制的文章，幾乎衆口一詞地談到了設計者，隻有一個人：萬維生。可是還有一種聲音卻認為，“全面勝利”最初的郵票圖稿是幾個人一起合作完成的。事實真是如此嗎？那麼究竟是幾個人合作？都有誰？是專業郵票設計者，還是與社會美術家一起合作完成？
現在，萬維生先生已作古，找誰才能還原這一時期的真相呢？這也是時時困擾我不得其解的原因。但是，無所不能的互聯網幫了我的大忙。在衆多有關介紹“一片紅”的文章中，有一篇是萬維生接受媒體采訪的報道。萬維生說：“《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郵票是計劃于1968年10月1日發行的黨的‘九大’郵票，由我、邵柏林和尹定邦設計。由于種種原因，《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郵票沒有發行。”萬維生先生這段話，是摘自記者采訪中的内容。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應該被搞混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之所以列入選題，就是為了紀念全國29個省、市、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一當時的重大事件。選題的名稱采用了《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的社論名稱，計劃發行日期是1968年10月1日。因此，這套郵票的選題和“九大”沒有絲毫的關系。但後面的一句話卻令人振聾發聩：“由我、邵柏林、尹定邦設計”。啊，設計者居然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由于這句話不是出自萬維生先生自己的文章，隻是記者的采訪報道，更何況“全面勝利”選題和“九大”選題都搞混了，那麼這句話的可信度有多高呢？可惜的是，今天已無法和萬維生先生對話，怎麼辦？還是找今天仍健在的老同志核實吧。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邵柏林先生進行了一次對話，終于揭開了謎底。
邵柏林先生首先肯定确有其事。當時郵票設計者最發憷的就是畫領袖人物，每個人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生怕設計中哪一點不注意被人抓住小辮子，不光是本人身敗名裂，一家子恐怕都要受牽連。幾個人合作，互相補台，不失為一種妙招。這三個人中，尹定邦似乎不為人所知，他是郵票設計師楊白子的愛人，1940年5月出生在湖北武漢，1965年廣州美術學院本科畢業，并留校任教，曆任助教、講師、教授、博導，設計學院創始人、院長，美術學院副院長，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文革”中尹定邦的個人才華就已經顯露出來，基本功紮實，尤其人物畫畫得非常好。尹定邦和楊白子同出一門，即廣州美術學院，比楊白子大兩屆，畢業後，楊白子被分配到郵電部做郵票設計工作，他則留校當了老師。兩人結婚後，勞燕分飛南北，尹定邦就成了北京的“常客”。一來二去，尹定邦和設計師們也都熟悉了，并且成了朋友。所以，一起合作也就順理成章了。由于這套郵票未發行，所以除萬維生繼續參與郵票圖稿的修改外，邵柏林和尹定邦都未參與後來“大一片紅”和“小一片紅”的設計與修改，他們的名字就被曆史的塵埃淹沒了。
“全面勝利”郵票被叫停發行，其原因是圖案上出現的毛澤東和林彪的頭像不符合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精神，但這套郵票的選題是沒有問題的，郵票圖稿修改的任務最後還是确定由萬維生來完成。萬維生在接到圖稿要修改的通知後，一時無從下筆，如果把毛澤東、林彪的像拿下來，接下來怎麼設計？60毫米×40毫米這麼大的票幅，空下來的位置放什麼？這讓萬維生絞盡腦汁也不得其解。恰在此時，因1968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周年，首都北京舉行了盛大的群衆遊行。當然，各省、市、區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這樣一個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标志”自然也成為群衆遊行隊伍中的主題。在浩浩蕩蕩的群衆遊行隊伍中，有一副大型的模型由十幾個人肩扛，上面是三合闆“拼”出來的一幅中國地圖的輪廓圖。紅底，上面有“全國山河一片紅”字樣。萬維生覺得這幅圖對于要修改的郵票來說，簡直就是及時雨，用這幅圖是再恰當不過了。一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郵票的選題就是紀念全國29個省、市、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而發表的社論名稱；二是用這幅圖非常形象地解讀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這個兩報的社論。
“十·一”國慶節之後，萬維生立即對原圖稿進行了修改，将原圖中的毛澤東和林彪半身像去掉，按照遊行隊伍中地圖的模型設計了新的圖稿。新設計的圖稿仍為60毫米×40毫米的票幅，郵票的中心位置是一幅中國地圖，紅底，有“全國山河一片紅”字樣，地圖下面是工農兵群衆手舉紅寶書歡呼勝利的場景。萬維生根據兩報社論中提到的“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内進入了鬥、批、改階段”這句話，在中國地圖左側的群衆隊伍中增加了一幅“掀起鬥、批、改新高潮”的标語模型，原來放在右側的“中國人民郵政”6個字則改在了左側，這幅郵票圖稿就是民間俗稱的“大一片紅”。
很快，萬維生将修改好的郵票圖稿上交領導。北京郵票廠根據這幅圖稿，印制了郵票樣票，并将郵票樣票和請示一并送郵電部軍管會審定。請示是兩張紙，和郵票樣票一起用曲别針别好（這張樣票若幹年後露頭時，仍有人清晰地看到樣票上曲别針U形的壓痕）。但文件呈報後，就遲遲沒有了音訊。
原來，郵電部軍管會收到北京郵票廠的請示和郵票樣票後，并沒有貿然批準。當時郵電部軍管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是馬克紹，他和幾位軍管會領導研究後，決定還是将這套郵票的樣票送審，等領導批準後再行印刷。1968年10月8日，郵電部軍管會正式向國務院呈遞請示稱：“根據中央首長9月27日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的重要指示，我們在郵票宣傳工作上立即進行了研究和改進。最近郵票由設計人員和工人同志共同設計，以工農兵為形象，熱烈歡呼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新郵票圖案：《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我們準備向全國大量發行。”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當天批示：“請郵電部軍管會直送中央文革審查。”然而，這個請示報告卻陰差陽錯地送到了周恩來總理處。周總理對此票的設計做了指示，大意是這枚郵票還是要發行，但要修改，不要貪大求全①。
萬維生根據上級的指示精神，又對郵票圖稿進行了第二次修改，将橫構圖改成了豎構圖，票幅由原來的60毫米×40毫米改為30毫米×40毫米，将原稿下部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和畫面中的部分标語口号去掉，這就是後來下發又被撤銷發行的“小一片紅”。
原定發行1枚，還是1套2枚？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在第三部分“文”字郵票的最後一頁，刊登了“附錄”：撤銷發行的“文”字郵票。
全國山河一片紅（原編号文14）
原定發行日期1968.11.25影寫版
30MMX40MM50(10×5)
（1）8分工農兵和地圖1全
目錄上标注的這套郵票就是“小一片紅”郵票的有關資料。“1全”就是全套1枚之意。那麼當時是準備發行1枚嗎？不是。1968年9月14日，郵票發行局向北京郵票廠訂印文14“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紀念郵票一套2枚，票幅為60毫米X40毫米。面值8分的印制1億枚；面值22分的印制200萬枚②。
1968年9月24日，在郵電部軍管會向各省發出的“發行通知”中，也有“一套2枚，8分和22分”的内容。
這個通知中，雖然下達印制的是“全面勝利”郵票，但“全面勝利”胎死腹中。“大一片紅”又被修改成“小一片紅”，所以文14的志号就落在“小一片紅”的頭上。一套2枚沒有變化，規格卻變成了30毫米X40毫米。
那麼為什麼在“小一片紅”撤銷郵票資料中沒有“22分”的蹤影呢？這個謎底在我找到一位關鍵人物後才徹底揭開。1968年參與了印制“大一片紅”“小一片紅”全過程的退休職工韓淑敏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原來，“文革”期間整個北京郵票廠隻有三部印刷機，即一号機、二号機和三号機，其中隻有三号機可以印制四色影寫版郵票，所以“大一片紅”和“小一片紅”都是在三号機上印制的。在生産安排上，是先印制8分面值的郵票。由于印量大，工人們需要日夜加班。等到因為這枚郵票有錯誤而下令停止印刷時，1億枚的生産指标還沒有完成，所以22分面值的郵票還沒來得及印刷，這也就是至今尚未見到同圖案“小一片紅”22分面值郵票的原因。
那麼，原本計劃發行22分面值究竟對應的是哪種郵政資費呢？我仔細查了人民郵電出版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文”字郵票共發行19套，在面值的設置上，分别有4分、8分、10分、35分、43分、52分，唯獨沒有22分的面值。直到1970年之後發行的“編号”郵票中，才出現22分郵票面值的蹤迹。按照原郵電部的相關規定，每個資費種類的設置，都應有對應的郵政服務業務。這個22分究竟對應的是哪種郵政業務呢？我不得其解。恰巧，我所住的是原郵總的宿舍，22層樓裡住的90%都是原郵總的工作人員。現如今大部分人已另謀新居，堅守者不足一二。但就在這不足一二的堅守者裡，有一位資深的郵政幹部—秦佩，雖已年近古稀，但身體硬朗。我一提及此事，老秦脫口而出說“國際平信資費”。他可真是郵政的活字典，不過讓我納悶的是：國際資費怎麼這麼便宜呢？按照當時的資費标準，國内平信是8分，國際平信是22分，國際資費還不到國内資費的3倍。而現在的國際資費是國内資費的5倍呢！但轉念一想，“文革”時中國的朋友都是亞非拉的窮朋友，如今自然已是今非昔比了嘛！
究竟“小一片紅”是在哪兒被發現的？
首先要肯定的是，發現這枚“小一片紅”的地圖标注不規範、并負責任地向上級反映的人是原地圖出版社的編輯陳潮同志，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陳潮究竟是在哪兒發現的？我卻先後聽到過兩種截然不同的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原本定于1968年11月25日對外發行的“小一片紅”，北京的一些支局所收到下發的郵票後，自作主張提前對外開賣了。11月23日，喜歡買新郵票的陳潮在地圖出版社外面的郵亭裡買到了“小一片紅”郵票，職業習慣讓陳潮立即發現了郵票圖案中邊界的走向存在重大問題，他當即向地圖出版社的領導彙報，地圖出版社一邊打電話給郵票發行局領導，同時又打電話向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反映。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給郵電部，立即引起了郵電部軍管會的高度重視。郵電部領導立即通知郵票發行局：“全國山河一片紅”的郵票圖案有問題，趕快通知各省局，不準發行，把票扣下，在省管局集中保存③。随後，郵電部軍管會以生産指揮部名義向各省、市、區郵電管理局革命委員會發出急電：“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地圖不準确，請立即收回封存，已售出的要設法收回。④”這就是衆所周知的第一種版本。
第二個版本中，陳潮發現地圖存在問題的過程與第一個版本大相徑庭。據一位朋友介紹：第一種版本“說的不是那回事”，應該是陳潮在北京郵票廠的機台上發現了這枚設計有問題的郵票。“文革”中的宣武區共有3個“敏感”的印刷廠，分别是541廠（印鈔廠）、北京郵票廠和中國地圖出版社。這3個印刷廠在“文革”前都有嚴密的安全保衛管理制度，經“文革”造反後馬上變了模樣。因為北京541廠印制的是錢币，在周總理的安排下實施了軍事管制，廠區裡仍然秩序井然、按部就班地生産，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但另外兩個廠則和社會上的廠礦企業一樣，大字報糊滿牆，企業領導被批鬥，管理規定已形同虛設，本來應該嚴禁外人進入廠區的規定也被沖垮了。當時比較時興的“革命做法”叫“串聯鬧革命”，單位與單位互相串聯，中國地圖出版社的編輯陳潮恰巧在郵票廠趕印“全國山河一片紅”這套郵票時到郵票廠參觀。在印刷機前，職業習慣讓陳潮對正在印制的“小一片紅”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問号，當他發現這套郵票的地圖标注存在嚴重問題後，認為應該立即停止發行，便立即向郵票廠有關部門反映了此事，這才有了後面撤銷發行和電令收回的結果。
面對第二種截然不同的版本，我想還是要慎重地進行核實。我們作為在“文革”中參加工作的一批人，可以說是郵票發行事業承前啟後的一代。随着時光的流逝，如今均已退休并年屆古稀。如果現在不對這件事的真實性進行一些負責任的考證，那我們真的是一種失責。
如果第二種版本确有其事，那就颠覆了“文革”郵票史中的一個重要情節。好在1968年距今隻有50年，當年在機台上工作的工人應該大有人在。于是我撥通了郵票印制局離退休處的電話，很快，一位名叫連俊的老師傅的聯系電話就給我發了過來。我撥通了連俊家裡的電話後，一個虛弱的聲音傳過來，正是連俊本人。連師傅已年屆八旬，罹患肺癌的他近期又染上了肺氣腫，目前正在治療中，因此說話很虛弱。聽到連師傅的這番介紹，我馬上意識到這個電話打得太唐突了，有些後悔莫及。實事求是地說，我對連師傅不太熟悉，但他對我卻像見了老朋友一樣，知道一定是有事找他。無奈之下，我最終還是把心裡的疑惑告訴了他。他想了想，又頓了頓，慢慢地談了對此事的看法。連師傅當時在郵票廠的生産科工作，對生産的情況非常熟悉。他說不記得機台上有人發現“小一片紅”的郵票有問題，如果當時機台上有人反映，就一定會向生産科彙報。這麼大的事，不僅要有記錄，而且機台上也不能自己處理，必須逐級彙報。他當時正在生産科工作，從沒聽說過此事。我不忍再繼續打擾他，在連連道歉并祝他早日康複後結束了通話。
在有了生産科的證詞後，我想必須再找一位當時在機台上的師傅來核實一下，于是我想到了前面提到的韓淑敏。韓師傅1967年11月被招收進廠當學徒，1968年就上機台跟着師傅學習印郵票。而當時印的正是“全國山河一片紅”，規格為60毫米×40毫米那一版，即“大一片紅”。為了趕上發行時間，正在連續加班的生産車間突然接到生産科“停印”的通知，随後印版也被卸下來了，但停印的具體原因卻不清楚。後來，規格為30毫米×40毫的“小一片紅”也上機開印了。所以，在“大一片紅”和“小一片紅”的印制期間，韓淑敏都在場。
當我問到有沒有外單位的人看到印制的“小一片紅”地圖有錯誤并向在場的職工指出時，韓淑敏說：“盡管當時正處在‘文革’期間，但生産車間的管理還是很嚴格的。外人未經批準是不能進入生産車間的，而且遵守得非常好。為什麼呢？因為郵票廠也在鬧派性。每個車間都有兩派，對立嚴重，如果哪一派有違規違紀行為，就會被另一派揪住不放。互相監督居然成了派性對立的副産品。所以違規的事當時還真的很少。”
韓師傅最後表示：“你說的情況，可以肯定地說，沒有。”
到此為止，第二種版本可能還是記混了。也難怪，“文革”中的一些消息，都是口口相傳，難免不準确。哪能和現在比啊，互聯網、微博、微信，天南海北剛剛發生的事兒，幾乎像直播一樣很快就傳遍整個神州，有文字，有照片，有視頻。今非昔比呀！
結語
“全國山河一片紅”是“文革”高潮時最應景的一句口号，也是非常“極左”的一句口号。他滿足了一些狂熱者的口頭快感，卻隐藏了巨大的政治缺陷。号稱“全國山河一片紅”，難道不要寶島台灣了嗎？難道不承認在神州大地上還有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存在嗎？
“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是我們共和國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産物。郵票曆來被譽為“國家名片”，在“國家名片”上出現的地圖，出現了五六處嚴重錯誤，不僅我國的台灣省被排除在外，南海諸島也從地圖上消失了；邊界走向，如中緬邊界、中蒙邊界、中不（丹）邊界也畫得不準确。郵票一旦發行，勢必對我國的外交工作和國家聲譽帶來被動及不小的負面影響。這也是郵電部和外交部主張撤銷發行的原因吧。“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撤銷發行已經整整50年了。作為郵票發行部門和衆多從事郵票工作的設計者來說，是不是也應該從這件曆史的陳案中汲取一些經驗和教訓呢？
（責編：黃勇）
注：①②③④均載自中國郵票博物館檔案“未發行郵票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