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晚清漢口郵政總局漢口郵界江漢關
晚清時期，外籍雇員管理的中國海關創辦了中國近代郵政。1935年，張梁任的著作《中國郵政》上冊首次概述了晚清郵政的沿革[1]。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彙集了一批舊海關檔案中郵政史料的《中國海關與郵政》初版、再版[2]；本世紀以來，多種大型海關史料影印出版，為這一課題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史料。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海關開辦郵政的過程，地方郵政，以及新式郵政與“客郵”和民信局的關系。總體而言，成果數量不多，水平參差不齊，近年的研究多為碩士學位論文。[3]
在海關創辦郵政的過程中，漢口郵政總局是中部地區的樞紐，其直接管理的漢口郵界覆蓋了湖北大部和河南南部地區。迄今為止，尚無對漢口郵界的專門研究。本文以海關史料為基礎，探讨漢口郵政總局和漢口郵界的産生和發展過程。
一、江漢關書信館
漢口郵政總局的前身是江漢關書信館。書信館是海關英籍總稅務司赫德創辦新式郵政的第一次嘗試。
1867年3月，總稅務司赫德發布《郵政通告》，建立京津之間的郵路，每周由北京和天津各發一次，周一到周三由歐美寄來的郵件由專差送往北京，規模很小[4]。當時，中國有三類郵遞業務，一是官方驿站，二是主要由甯波商幫開辦的民信局，三是英、日、法等國在通商口岸設立的郵政機構（客郵）。因此，仿照西洋成法，設立全國性的官辦郵局，既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也是維護主權的需要。
1878年，赫德得到李鴻章的支持，“北洋大臣李鴻章對于我試辦郵政極力鼓勵，并且答應試驗成功時，由他正式出面建議改為國家郵政局”[5]。因此，他決定擴大海關的郵政業務。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負責辦理北方各通商口岸和北京、上海等地海關之間對公衆開放的郵遞業務，建立水陸郵路，又委托大昌商行試辦華洋書信館，發行海關郵票。第二年，正式成立海關撥驷達（Postal的音譯）局，專送北京、天津、牛莊、煙台、上海、鎮江等口岸往來信件，以及寄往這些口岸的國際郵件，其它地方的信件可代寄至各口岸轉交民信局投送。[6]
[1].張梁任：《中國郵政》，上海書店1990年版。
[2].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關與郵政》，中華書局1983年版。此前，在1962年由中華書局初版，是“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叢書”的第12編。再版時，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八”。
[3].參見蘇全有、李鳳華：《近十年來我國近代郵政史研究綜述》，《重慶郵電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楊換宇：《中國近代郵政史研究狀況綜述——以近年來碩士論文為例》，《重慶郵電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最近幾年的研究很少，如張青林：《确立新制度：晚清郵政再研究》，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金燕、葉美蘭：《英國與晚清中國郵政發展研究（1840—1911）》，《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4].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關與郵政》，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頁。5.《中國海關與郵政》，第45頁。
當時，漢口、甯波等口岸的海關按要求設立了書信館（或譯為寄信局）。江漢關稅務司惠達（F.W.White）命總钤子手[7]兼理此事，書信館可代遞公文，私人投遞信件需先買郵票。服務項目包括信函、報刊、商業文書，也可寄遞國際郵件。[8]
由于各口岸并無專設機構，規模有限，且郵資較貴，海關撥驷達局經營多年，始終不溫不火。1884～1886年，多年倡議海關興辦郵政的浙海關稅務局葛顯禮數次向赫德提出由海關兼辦國家郵政局的報告，并轉呈李鴻章[9]。赫德也私下拟定了一個詳細的計劃，但他在等待時機。海關撥驷達局的業務範圍緩慢地拓展，包括江漢關在内各口岸海關設立的書信局，為将來辦理郵政業務預做準備。
二、漢口郵界的創辦與擴張
1896年3月，清廷批準總理衙門仿照西法開辦郵政之議，由海關兼辦清朝郵政官局。4月30日，總稅務司發布《郵政開辦章程》，命各口郵政局歸稅務司管理，之前各通商口岸海關所設寄信局即改為郵政局，“以上各處現開設之郵政局，俟辦有成效，即在附近處所随設分局”。[10]
當時，郵區劃分以海關轄區為标準，全國共35個郵界，每一郵界的郵政總局設在通商口岸的海關。在湖北，漢口郵政總局主管漢口郵界，通商口岸宜昌和沙市也設郵界。1897年2月20日（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漢口郵政總局在漢口河街成立。1897年8月增設武昌和武穴分局；1900年開始設立郵箱，漢口設8處，武昌設10處，漢陽設6處，武穴設2處，新堤設4處，供公衆投遞信件或郵寄包裹。郵局的業務種類也迅速增加，1898年1月在漢口、武昌和漢陽開辦郵政彙兌，每元費用2分，而民信行的收費是每元35分。5月，開辦保險包裹及代賣主收價（後改為代收貨價）包裹業務，同時收寄國外包裹，8月印發明信片。[11]
1901年底，漢口郵政總局派洋員及華員供事到京漢鐵路沿線的湖北孝感、河南信陽、遂陽和許州等地開設支局，江漢關副稅務司盧力飛（Luca,R.de）禀請湖廣總督出示曉谕。張之洞緻電軍機處表示反對，認為“若不及早設法收回郵政，将與海關永為外人占據”[12]。這并不能阻止漢口郵政總局在湖北非口岸地區與河南南部的擴張步伐。12月底到次年1月，孝感、廣水、信陽、遂平、許昌和鄭州的内地各局相繼成立。同時，在漢口和九江之間客輪依靠的碼頭新設了黃石、蕲州和黃州等分局。[13]
1902年是漢口郵界大擴張的一年，開辟了從漢口向北到河南開封的郵路，“其信由北漢鐵路往來寄遞，業經與鐵路局訂明準令，郵差按期乘火車傳送至信陽，再行腳遞開封”。漢口郵界的郵路“現已至陝西之西安府”，并“與四川之重慶、山西之太原、河南之開封等處聯絡一氣”。[14]
1903年，漢口郵界除漢口郵政總局外，“有分局六處，信櫃五十二處，内地分局十八處，代辦分局八十處，又在各租界添設水柱遞”。[15]
[6].《中國海關與郵政》，第8～20頁。
[7].钤子手是海關的稽查員，當時例由洋員任職。
[8].武漢海關志編寫組：《武漢海關志》，武漢海關1995年印行，第126頁。
[9].《中國海關與郵政》，第27～55頁。
[10].《中國海關與郵政》，第80頁。
[11].（英）穆和德等著：《近代武漢經濟與社會：海關十年報告——漢口江漢關（1882—1931）》，李策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63～64頁；《武漢海關志》，第126頁。
[12].《中國海關與郵政》，第103頁。
[13].《武漢海關志》，第126頁。
[14].《光緒二十八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載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第35冊，京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頁。
[15].《光緒二十九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37冊，第184頁。
至1905年，漢口郵界“蒸蒸日上”。“所管界内年添設之分局及代辦局共二十處，以年底計之，共有總局二、副局三、分局十六、内地局十七、内辦局一百二十五、信箱九十三，總共二百五十六處。蓋年底正在京漢鐵路各站添信箱二十六處，在漢口各租界添柱式信箱十八處故也”。除郵遞外，彙兌業務也有大發展，“通彙兌者二十一處。收發之銀洋甚多，彙兌往來不論大小，遍國皆通，極為便利”。當年五六月間，又開辦到京津的鐵路郵寄，“每開車一次，有一郵局供事管理，車上郵箱以便人客随時買用印花，即車内亦可寄信挂号，中外人尤為稱便”。[16]
據日本駐漢口領事館領事水野幸吉的調查，到1905年，漢口郵政總局的分局和投遞點增加到113處，大緻如下：
湖北省：
1.漢陽府：漢陽、漢川、孝感、黃陂、花園、蔡甸、沔陽、分水嘴、系馬口、脈旺嘴、仙桃鎮、彭市河、新堤、小河溪、肖家港、田二河、新口。
2.武昌府：武昌縣、嘉魚、蒲圻、鹹甯、崇陽、興國洲、大冶、黃石港、寶塔州、聶家市、羊樓洞、團風、金口、金牛、葛店。
3.安陸府：天門、多寶灣、張戴港、嶽家口、舊口、皂市、京山、潛江。
4.黃州府：蕲水、蕲州、廣濟、武穴、宋埠、新洲、巴河、龍坪、陽邏、黃安、麻城、羅田。
5.襄陽府：宜城、棗陽、谷城、均州、豐樂、樊城、太平店、老河口、石花街。
6.德安府：雲夢、随州、應山、長江埠、淅河鎮、應城、廣水。
7.荊州府：複見、沙洋、朱家河。
8.鄖陽府：無郵政投遞站。
河南省：
1.汝陽府：複見、正陽、上蔡、遂平、确山、信陽州、羅山、明港、五裡店、駐馬店、新蔡。
2.南陽府：淅川廳、鎮平、泌陽、桐柏、鄧州、内鄉、邢紫關、賒旗、新野、裕州、舞陽、葉縣、源潭縣。
3.光州：光山、息縣、固始、商城、烏龍集。[17]
1906年（光緒三十一年），漢口郵政總局轉向鄂西北和西南地區發展，增設荊門、松滋、鄖陽、鹹豐、宣恩、建始、來鳳等支局。[18]
至此，漢口郵政總局直接管轄的漢口郵界範圍覆蓋了湖北省大部分地區和河南南部各地。
随着海關辦理郵政業務的迅猛發展，以通商口岸為中心的管理體系暴露出一些弊端。1904年，赫德決定專設八名總理郵界司，“分地駐紮，統轄一省或數省之郵務。所有各該轄省之郵界，聽其稽查。各界出入賬目，派遣員役，以及某局辦到如何地步，均應歸其就近監視，随時周閱各處，并晤地方官商議要件，以期精神脈絡無不周通。所有稽查之各項事宜，即報由郵政總辦呈請總郵政司核奪示辦”。其中，漢口總理郵界司“統轄湖北、湖南、河南三省郵務，其内分有漢口、沙市、宜昌、嶽州、長沙等郵界，及開封副郵界”。[19]
江漢關郵政司一職，一向由稅務司兼任，1907年始于專職郵政司。1907年至1908的郵政司為德國人吳樂福（Wolf,H.E.），之後為英國人海瀾（Hyland,A.H.）。随着業務的擴張，漢口郵界的員工迅速增長。1909年，在任職員情況如下：
洋員：實任郵政司1人，署副郵務長1人，郵政局司事2人，副司事1人，共5人。
華員：各等供事81人，書辦1人，各地郵政代理等353人，共435人。
總計440人。[20]
三、漢口郵界的移交
“近代海關是個包羅萬象、龐雜無比的機構。論其職務，有職務内的職務，更多的是職務外的職務；有的是條約賦予的，有的是列強加的，有的是清政府因時勢所需而委辦的，有許多是總稅務司為了某種利益而舉辦的”[21]。除了征收關稅的主業，近代海關相繼經辦了一些與海關有關或無關的業務。前者如航政、檢疫、氣象觀測、貿易統計，後者如郵政、博覽會之類，這些都由各口岸海關負責或參與其事。
[16].《光緒三十一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41冊，第256、257頁。
[17].（日）水野幸集著，武德慶譯：《中國中部事情：漢口》，武漢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240頁。
[18].《武漢海關志》，第126頁。
[19].《中國海關與郵政》，第120頁。
[20].
在不平等條約體系和洋員治關的體制下，海關既是清政府的一個機構，又帶有維護列強商業利益的意味。英國政府更是将英國人管理中國海關視為在遠東地區外交和商務的一枚重要棋子，多次迫使清政府承諾沿續這一慣例[22]。在清朝郵政開辦之初，法國公使要求由法國人主管中國郵務，也是觊觎這一新業務，想借此擴大法國在華的勢力。郵政開辦之初，在海關任職的法國人帛黎（A.ThéophilePiry）即參與其事，并于1901年被任命為郵政總辦。
當中國面臨瓜分豆剖危局之際，海關權力的擴張引起了一些高級官員的不滿。1902年12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因東三省稅關事宜緻電軍機處，明确提及“豫籌漸收赫（按：指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權之法”[23]。對于海關兼辦郵政，很多有強烈利權意識的官員也提出質疑，1902年2月20日（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因反對江漢關在非口岸地區推廣郵政，張之洞緻電軍機處和外務部，認為“前數年中國于通商各口先行試辦（郵政），暫歸赫德兼管，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系由總署奏明奉旨允準方能通行辦理，然若不及早設法收回郵政，将與海關永為外人占據……赫德近日借賠款為詞，攬辦常關，并欲占奪各處關局，複饬稅司推廣郵政迳入内地，意欲将中國利權一網打盡，用心亦良險矣。若不及早預防，中國實盡是洋官管事，華官隻如地保，華民隻充奴隸而已”。[24]
随着“新政”的推進，一批有留洋經曆、了解西方國家治理方式的新型官員，如唐紹儀、伍廷芳等得到重用，限制海關權力也逐漸提上議事日程。1905年9月，清政府從海關收回國際博覽會事務承辦權，交由商部（後改為農工商部）主持。1906年5月（光緒三十二年四月），清廷任命戶部尚書鐵良兼任督辦稅務大臣，外務部侍郞唐紹儀兼任會辦稅務大臣，“所有各海關所用華洋人員，統歸節制”[25]。5月19日，北京的外國公使團召開特别會議，聯合向清廷提出抗議。在列強的壓迫下，清政府高層退縮了。6月1日，中英達成協議，慶親王奕劻照會英方，承諾不會改變1898年借款合同中關于海關管理辦法的規定。[26]
雖然大刀闊斧改革海關體制或者自主指定繼任總稅務司的想法落空，但5月9日的谕旨并未撤回。7月22日（六月初二），稅務處開始辦公。在清政府内部，穩妥而逐步地削弱海關職權是一種共識。第一步就是收回由海關兼辦的清朝郵政。1907年底，《字林西報》傳出“清國郵政局，一俟赫德歸國以後，恐必與海關分離”的消息。當時的郵傳部尚書陳壁已有收回郵政的籌劃，但因“需款甚巨”，且要歸還之前的海關墊款，故不急于推進。1908年4月，赫德請假返回英國[27]。這一年，郵傳部制定的籌備憲政清單計劃規定：第三年與稅務處協商收回郵政。宣統二年（1910），郵傳部正式運作收回郵政事宜。次年五月，海關向郵傳部移交郵政業務，郵政總局正式成立，法國人帛黎仍任總辦[28]。漢口郵政司及下屬機構業務也移交給新設的郵政總局，管理人員和機構暫時不變。
[21].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22].1896年3月簽訂的《英德借款合同》第7款和1898年3月簽訂的《英德續借款合同》都規定“至此次貸款未償付時，中國總理海關事務應照現今辦理之法辦理”。參見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643頁，第735頁。
[23].《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六十八，第4頁。
[24].《中國海關與郵政》，第103頁。
[25].《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第1339号》（第二輯），1906年5月14日。載海關總署《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編譯委員會：《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一卷（1861—1910年）》，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頁。
[26].苑深：《海關總稅務司繼任人選之争與中英交涉》，複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31～40頁。
[27].赫德回國後，由副總稅務司裴世楷暫時代理總稅務司職務。由于裴世楷在商約談判期間較多顧及中國的利益，且與中方大員交好，英國方面認定他不能忠實地維護英國利益，堅決反對其繼任。幾經磋商，清政府在1910年3月同意由英國人安格聯取代裴世楷，以副總稅務司一職代理總稅務司職務。1911年6月，身在英國的赫德任命安格聯署理總稅務司。9月，赫德在英國去世。參見苑深《海關總稅務司繼任人選之争與中英交涉》，第41～51頁。
[28].參見蘇全有：《清末郵傳部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188～190頁。
四、結語
晚清時期，海關的業務範圍延伸至許多非稅領域，如航政、港務、檢疫、郵政、氣象觀測等。除了航政和港務的一些業務涉及不平等條約的相關條款，其他非稅業務納入海關管理，概因清政府的體制落後，沒有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亦無專門人才，而貿易和經濟發展要求專業化的管理，清政府遂交由洋員管理的海關辦理。
自清末以來，對于洋員管理的海關創辦郵政，一直存在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從利權出發，認為這是損害中國主權的行為。前引張之洞的電稿即持此議。《中國海關與郵政》的編者也視之為“英帝國主義在華代理人”赫德主導下的“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郵政管理權”的行徑。即使在移交郵傳部後，“由法國人帛黎充當了郵政總辦，而郵政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等仍沿用海關的那一套，郵局仍然是帝國主義侵華工具之一”[29]。誠然，洋員管理海關和郵政與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體系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而且洋員管理下的海關和郵政部門對華員多有歧視。因此，當中國人的利權意識逐漸增強時，必然提出收回管理權的要求。
1903年進入中國海關工作、曾任多個要職的StanleyF.Wright（中譯為萊特，或魏爾特）談到，在《辛醜條約》簽訂後，政府中許多重要官員對于海關權力的擴張“都深感惶惶不安”。唐紹儀等“精通西方的理論和政府形式”的新派官員認為“政府必須要想出一些辦法，借以表示盡管有借債合同以及照會和章約的互換，海關根本還是一個中國機構，它必須接受政府的命令，并由一個握有委任權的政府官員加以監督”[30]。因此，郵傳部從海關收回郵政管理權，在清政府和列強看來，都是一次中國維護利權的行動。
另一種觀點始于赫德本人。1902年，面對張之洞的批評，他向外務部作出申辯，承認“中國稅課與郵政原系中國應自辦之事，惟倘有非常之情形，必須有非常之辦法，即無斷不可用外人之理。即如俄國二三百年來，極力延請各國人襄辦各事，以補其所短，亦屬有益無損、因時制宜之舉”。郵政“委派外人，實迫于非常之情形，且系奉旨允準之件，何得有抗違之舉？雖委外人，仍系中國之公事，非外國之私事，亦系中國所明派，非外國所私派，毫無用心甚險之處”。江漢關到内地推廣郵政，“捷足先登，不緻他國借口雲中國未設郵政，均可代辦”。這樣，有利于維護中國的利權。而且，海關也不會長期管理郵政，待郵政推廣成功，“或另設專署，或另設大臣，均無不可”。[31]
赫德所陳，也是實情。客觀地說，海關創辦郵政的工作堪稱高效。由外籍總稅務司直接管理的海關系統，是清朝最為高效廉潔的機構。各關主管郵政的外籍職員來自歐美國家，了解新式郵政的運作。因此，在海關的管理下，新式郵政從創辦到擴張，進展迅速。
漢口郵界的擴張過程充分說明了海關的工作效率。1897年2月，漢口郵政總局成立。前4年多時間裡，從武漢三鎮發展到新堤、武穴；1901年底到1902年，向北擴張到河南南部，向東擴張到黃州，打通了東至上海、西到重慶、北達開封、西北至西安和太原的郵路；到1905年，已擴展到省内的漢陽、武昌、安陸、黃州、襄陽、德安和荊州各府，以及河南的汝陽、南陽、光州府，新建了北到京津，西北至蘭州的郵路；1906年，進一步向鄂西北和鄂西南地區發展；1907年，開通了由鐵路經西伯利亞赴歐洲的郵路，9月開辦長江各口以及四川、湖南各處信件及明信片郵寄業務。在短短10餘年時間裡，漢口郵界從無到有，初具規模。[32]
海關創辦郵政，還解決了經費不足的難題。由于《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規定的兩次巨額賠款，清政府債台高築，不得不抵押關稅、鹽稅等稅項，向列強借款。在财政極度困窘之時，新辦郵政不可能得到财政支持，而在全國各地開設郵政分支機構、購置運輸工具、雇傭職員、印制郵票等等，皆需大量資金。在内地落後地區開設郵政機構，又要面臨長期虧損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海關是當時唯一能夠貼錢創辦郵政的機構。直到1904年，郵政經費皆從海關經費内墊付。因經費困難，赫德請求“由關稅項下适提所需之數”，江海關、津海關、江漢關、閩海關、潮海關和粵海關等六關每月各撥銀1萬兩，全年撥銀72萬兩，“作為協濟郵政之費，俟各郵政入可敷出時，再行停撥”。戶部同意從1905年起由六海關撥款，實際上經費不能足額撥給。江漢關稱“歲收稅銀衰旺糜定，應解京協各館、各國償款、槍炮廠經費撥補、宜昌鹽厘等款，以及例支關用，經費往往入不敷出”。每月隻能撥給4000兩。[33]
[29].《中國海關與郵政》，“編輯說明”。
[30].（英）萊特著，姚曾廙譯：《中國關稅沿革史》，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415頁。
[31].《中國海關與郵政》，第104～106頁。
[32].《武漢海關志》，第126頁；《光緒二十八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35冊，第167頁；《光緒三十一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41冊，第256-257頁；《光緒三十三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45冊，第275頁。
雖然撥款不足，但在漢口郵政總局的管理下，漢口郵界業務擴張，收入增長，逐漸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1906年後，業務大爆發，當年收發郵件總量達4876000件，1907年增至11937844件，1908年增至17333650件，兩年增長超過2.5倍。1906年收發包裹58250件，1907年增至85032件，1908年增至110584件，兩年增長近1倍。[34]
在郵遞量增長的同時，郵遞效率和速度也迅速提升。從前，漢口的郵件發至西安，取道樊城，須1個月，郵件到開封須15日。1903年，漢口的郵件由鐵路直至确山再轉馬遞到西安，隻用15日，至開封隻須8日。随着京漢鐵路向北延伸，1904年，漢口的郵件至開封縮短到3天，到西安縮短到11天。1905年，漢口的郵件至西安的時間又縮短至8至10日，漢口的郵件至甘肅蘭州，隻需20日或22日。當年開辦鐵路郵寄，由漢口至京津隻需4日。[35]
郵路的開拓、郵遞量的增長和郵遞速度的提升，堪比一次信息和物流革命，大大提高了社會經濟的運行效率。因此，對于海關兼辦郵政，總體上應予肯定。
[33].《中國海關與郵政》，第122頁，第129頁。
[34].《光緒三十三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45冊，第275頁；《光緒三十四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47冊，第274頁。
[35].《光緒二十九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37冊，第184頁；《光緒三十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39冊，第205頁；《光緒三十一年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國舊海關史料》第41冊，第256、2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