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封信管窺19世紀廣州郵政
冷東邢思琳
内容提要：在19世紀初期,郵票、郵局、郵戳、郵差、信封等郵政基本要素還沒有出現的時代，1801年美國“太平洋商人号”商船自澳門寄往廣州的一封信件，可以窺見19世紀廣州郵政史乃至中國郵政史鮮為人知的内容，這封信與海關管理郵政以及郵局、郵費、郵差、郵品等環節密切相關，為19世紀中國郵政史的發展提供了詳實有趣的見證個案。
關鍵詞：廣州郵政史“客郵”郵局郵票郵差
2014年6月，筆者訪問了位于波士頓的美國馬薩諸塞州曆史學會，美國學者展示了一封來自廣州的信件①，并介紹了當時的具體情形。1801年6月30日，美國“太平洋商人号”商船自波士頓前往廣州的途中遇到風暴，商船在太平洋持續兩天的暴風中掙紮，恐怖的大風撕開了風帆，損壞了索具，遍體鱗傷的商船終于在1801年8月23日艱難地駛入澳門避風港。商船在澳門修理期間，船長塞缪爾·艾德斯(SamuelEdes)1801年9月27日寫信給身在廣州的船主威廉姆·多爾（WilliamDorr）和沙利文•多爾（SullivanDorr)兄弟，彙報商船的維修進度和貨物狀況，信的背面有一段引人注目的中文，内容為：
“帶到省②十三行鑿石街交泗興辦館收，即交花旗‘哆’③開拆，立取回頭信帶回。二十二日澳付，準廿三到省，如無番信回音，辦館羅④回書。信銀二元，澳已交一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近代通訊技術産生之前，人際信息交流是書信的世界，人們通過書信互相問候、貿易往來、交流思想，書信發揮着信息傳遞的關鍵作用，更是事關商業成敗的關鍵。信件雖短，落葉知秋，在郵票、郵局、郵戳、郵差、信封等郵政基本要素還沒有出現的時代，可以窺見19世紀廣州郵政史乃至中國郵政史鮮為人知的内容，與海關管理郵政以及郵票、郵局、郵費、郵路、郵品等環節密切相關，為19世紀中國郵政史的發展提供了詳實有趣的見證個案。
①.美國馬薩諸塞州曆史學會提供，http：//www.masshist.org/blog/974
②.廣州。
③.即美國“太平洋商人号”船主多爾兄弟。
④.“羅”，廣州方言，帶回的意思。
一、複雜的背景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仁輝率武裝商船北上，自行到浙江甯波一帶貿易⑤。其後外國商船不斷到江浙一帶私自貿易，引起清政府的嚴重不安，認為江浙是華夏文物禮教之鄉，而且物産富庶，如果讓外國勢力進入，會對其統治不利。加之粵海關海防也比浙海關堅固，有利于防範外商和保證稅收。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增加浙海關稅收，以抵制外船北上，使其無利可圖而返回廣東。乾隆二十二年(1757)更宣布停止其他三個海關與西方各國的外貿職能，隻保留粵海關與西方各國的對外貿易職能，直至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廣州成為西方國家海路進入中國的唯一通道和貿易場所⑥，史稱中西貿易“一口通商”時期，亦稱“廣州制度”。
清政府的廣州中西貿易封建外貿體制包括四個重要環節：粵海關負責征收關稅并管理行商，十三行負責同外商貿易并管理約束外商，黃埔作為外國商船的停泊所，澳門則作為西方各國商人的共同居留地⑦。在整個管理體系中，如何處理涉外郵政占有重要的地位。
鴉片戰争前清政府與通商各國尚無正常的郵政聯系，規定十三行商作為中介，轉達官府對外商的谕令、告示以及外商緻官府的文書公文等，頒布的《防範外夷規條》規定了嚴格的中外文書信件傳遞制度，其第四條規定：“外夷雇人傳遞信息之積弊宜永除也。查粵東驿遞向無馬匹，遇有各衙門緊要公文，雇拔力能奔馳迅速之人，給以工資飯食赍遞，名曰‘千裡馬’……應請嚴谕行商、通事以及‘千裡馬’腳夫人等，嗣後概不得與外夷傳遞書信。⑧”外商在華貿易期間如需請求清朝地方政府解決，官府不同外商發生直接接觸，行商作為中介，代清政府向外商傳達命令、規定，代外商向清政府轉遞他們的書信、請求，“凡夷人具禀事件，應一概由洋商代為據情轉禀，不必自具禀詞”⑨。《粵海關志》詳細記載了具禀程序：“必須赴總督衙門禀控，應将禀詞交總商或保商代遞，不準夷人擅至城門口自投”，“若事屬尋常，行商并未攔阻不為代投，及不應具禀之事，該夷人辄行逞刁違抗，帶領多人至城門遞禀者，即将該夷商貿易暫停一月，不準買賣貨物，以示懲警。”⑩因一般貿易事務引起的糾紛，外商應到粵海關衙門投訴；一般交涉事務，應到澳門同知、香山縣丞等衙門投訴，按照一般程序審理。
此外清朝政府還規定外國商人隻能在貿易季節，即每年10月至次年4月住在廣州，其餘時間必須離開廣州回國或居留澳門。而對外國人士的女性家眷，清朝政府更是嚴格禁止在廣州居住，澳門成為外國人士家眷的居留地，[11]更增加了外國人士國際長途通信以及廣州、澳門短途通信的需求。而中國傳統郵驿體系隻傳遞官方公文情報，不受理民間和海外郵件，滿足不了中外信息交流的需求。
美國獨立之前和中國進行直接貿易是非常困難的，英國議會通過立法制定《航海條例》和商業稅等嚴控北美殖民地的貿易，作為英國附屬的北美殖民地，沒有自己獨立貿易的權力，“除了葡萄牙以外，所有渴望貿易的歐洲人都被迫從中國帆船造訪的各個東印度港口獲得東方的商品。”[12]盡管如此，還是無法抵擋美國社會對中國東方商品的需求和對貿易的渴望，大量的丁香、胡椒、茶葉、生絲等被歐洲人預訂、購買。茶葉的需求增長更是驚人，17世紀80年代，北美殖民地對茶葉的需求與日俱增，1760年北美十三州消費的茶葉有20萬磅。[13]著名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英起義的導火索“波士頓傾茶事件”，就是美國民衆希望直接從中國進口茶葉，沖破英國壟斷的鬥争。
⑤.李金明.1757年廣州一口通商與洪任輝事件[J].南洋問題研究，1993（2）.
⑥.陸路尚保留東北恰克圖與俄國貿易口岸.
⑦.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系[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210-225.
⑧.[清]梁廷柟.粵海關志（校注本）[M].袁鐘仁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545.
⑨.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M].北京：中華書局，1962：230.
⑩.[清]梁廷柟.粵海關志（校注本）[M].袁鐘仁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229.
[11].[清]梁廷柟.粵海關志（校注本）[M].袁鐘仁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514.
[12].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國皇後号[M].《廣州日報》國際新聞部/法律室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7：11.
美國獨立後，英國采取各種經濟手段對其報複，法國、西班牙等國在貿易上也采取歧視做法。面對着内憂外患的各種危機，美國必須打破這種僵局。1784年，剛剛獨立沒多久的美國把視線投向了中國，美國迫切需要尋求新的貿易夥伴，确立直接通商關系，開拓新市場。14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國船“中國皇後号”（ChinaEmpress）首次進入廣州貿易，其後美國對華貿易迅速發展，在廣州口岸中西貿易躍居第二位。
19世紀上半葉世界航海業尚處于木質風帆時代，廣州商館是美國在亞洲最遠的商業據點，商船要跨越25000英裡半個地球的距離，耗時半年時間航行去中國進行貿易。大量美國人士停留廣州，貿易、政治外交、文化交流及個人的需求産生了巨大的信息流動，是美國“客郵”在華發展的根本原因。
美國由于進入中國較晚，沒有英國東印度公司這種統一的經營機構負責郵政，自與中國貿易之始，便依托其他國家經營的郵政機關負責郵件的遞送，英國的打擊壓制、其他國家間的競争關系，使美國人深受各種拖延之苦。對于美國而言，既要突破中國傳統郵政體系，又要擺脫英國的控制，建立一個以澳門—廣州為中心的“客郵”體系成為美國的重要目标。
二、隐蔽的“郵局”
郵局，是由國家管理或直接經營寄遞各類郵件（信件或物品）的通信及小型包裹投遞的政府部門，具有固定地點、系統連接、收費标準等特征，這些都是郵政系統最基本的特征。
1801年的廣州還沒有郵局，那麼美國“太平洋商人号”商船的這封信是如何收發的呢？信封上注明“由省十三行鑿石街交泗興辦館收，即交花旗‘哆’開拆”，即是詳細的收信人地址，寄到廣州十三行路即十三行商館區的美國大班多爾，收信單位的“泗興辦館”即是具有郵局功能的隐蔽郵局。
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廣州十三行商館區不斷發展擴大到基本定型，［15］即北以十三行街為界，南以珠江為界，東以西濠為界，西以聯興街為界，占地“約51000平方米”［16］。梁嘉彬在《廣東十三行考》中指出：“夷館全在廣州十三行街，即今十三行馬路路南。外人至粵者，不得逾越十三行街範圍〔十三行街為東西路，兩頭俱有關欄；内中除夷館、洋行外，尚有無數小雜貨店、錢店、故衣（刺繡）店之類，專為外人兌換銀錢及購買零星物品而設。又有無數小街，将各夷館隔離〕。”［17］“這個街區就是著名的十三行商館區，既設有十三行商從事貿易的行号，又設有專供外商居停貿易的商館。”［18］“鑿石街”又名“打石街”，就是商館區内一條僻靜的小街道，西邊是十三行商館區的主幹道新豆欄街，東邊毗鄰珠江回瀾橋，南邊即是十三行商館區，北邊是衆多商鋪街道，交通便捷，地點适中，真是一個理想的貨物交易及郵件分發的地點。［19］辦館是粵港澳地區一種特殊的商業形式，産生于19世紀初期，20世紀前期較為興盛。早期主要為居住粵港澳的外國人采辦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後來發展成為一種主要經營各種食品、日用品的綜合批發店，直接為各種“士多”、雜貨店提供批量貨物，通常多采用現金出貨、運輸自理的方式。随着超級市場、大賣場等現代商業形式的出現和發達，辦館已經逐漸式微[20]。而這批信件則表明19世紀初期的廣州“辦館”，除了商業功能之外，還擔負了部分郵政功能，特别是傳遞外國書信的郵政功能，而當時清政府與通商各國尚無正常的郵政聯系，規定了嚴格的中外文書信件傳遞制度，特别是禁止中國人私自為外國人傳遞信件[21]。辦館的這種郵政功能，也為深入研究清代中外郵政史提供了寶貴資料。
[13].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46.
[14］.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國皇後号[M].《廣州日報》國際新聞部/法律室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7：12.
[15］.趙春晨，陳享冬.論清代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作用[J].清史研究，2011（3）.
[16].曾昭璇，曾新，曾憲珊.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曆史地理—我國租界的萌芽[J].嶺南文史，1999（1）.
[17].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350.
[18].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系[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201—202.
[19].MapofCantonshowingtheextentofthefirein1822[藏：大英圖書館][No.D40079-62，ShelfMarkAddMS16358A][載：TheShoppingStreetsintheForeignQuarteratCanton]轉引自範岱克.1760-1843年廣東外國人居住的商業街[J].澳門文化雜志，2013：92頁-109
[20].甘于恩，吳芳.釋“辦館”[J].方言，2006（2）：188；張曉輝.香港近代經濟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20.
除了“辦館郵局”，也有其它的“郵局”形式。例如更多的郵件通常隻是由駛往廣州的船隻順帶運送。正如馬士所說：“早年是沒有郵政便利的，每個發信人或收信人都須依靠其本公司的船隻或其他公司的便船。”[22]郵件被送到等待出發的船上後，船長便負責信件的一切管理[23]，包括航行中對信件的保管以及抵達目的地後将信件分發到收件人手上[24]。一些人還會将信件托付給他們信任的受托人，每一個受托人就是他自己的“郵局”，由他負責郵件在沿路的運輸與保管，并根據本人的便利交送郵件[25]。
1798年1月20日，葡萄牙政府頒布了建立海外郵政體系的法令，引發了包括官方和私人在内的整個郵件運送和分發機制的重要變化，法令規定了在葡萄牙本土及海外殖民地間建立一個規範的郵政體系。4月24日，葡萄牙政府自首都裡斯本向澳門總督發出了上述法令的公文，公文由“勤奮号”（Diligente）于11月4日運抵澳門。
1798年底，澳門議事會在接到公文後正式選舉菲力克斯·若澤·科英布拉（FélixJoséCoimbra）擔任澳門第一任郵政局長，葡萄牙的澳門郵局正式成立，負責澳門往來廣州的郵政業務。因為郵局是寄收郵件的場所，所以郵局的地點自然也成為民衆關注的焦點。從葡萄牙政府頒布的“美洲郵局指令”可以看到：“郵局将設于局長的家中。為此，他必須住在城市中心人所共知的地點”[26]。
在衆多中國郵政近代化的研究成果中，一緻認為我國近代郵政的創設與“客郵”[27]有密切關系[28]。而在“客郵”的研究成果中，多有提及1834年英國商務監督Napier（一般翻譯為律勞卑，下同)在廣州開辦的“英國郵局”是中國最早的外國郵局[29]的觀點。而律勞卑所設立的郵局，則是隐藏在十三行商館區内的英國商館。
郵局和郵政業務是國家主權之一，這些“地下郵局”侵犯了中國的郵權，性質是非法的，開創了西方“客郵”在中國的先河。狀态是秘密的，隻能在辦館和商館中秘密存在。業務是不完整的，郵政服務是不準确和不安全的，“飛速的輪船帶着搶先的消息，從加爾各答開到新加坡和香港，再從香港開到上海。它們還有為某一集團專設的郵政便利來運送郵件的準備，而且慣于把除了自己的原主的信件以外的信件，扣壓24，36，48小時，或更多的時間。”[30]
鴉片戰争之後，這些外國地下郵局的運作發生了從秘密到公開、業務從部分到完整、影響由局部到複雜的變化。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英國政府立刻在香港設立郵局[31]，随即以派駐各通商口岸的英國領事為英國郵局的代理人，領事館成為郵局處所，每個領事館為發往香港的信件保持一個郵箱。其後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第四款第一條規定：“大英欽差大臣并各随員等，皆可任便往來，收發文件，行裝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啟拆，由沿海無論何處皆可送文。專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這就使英國侵犯中國郵權的“客郵”得到了條約的掩護。至1868年，英國已經在廣州、福州、汕頭、甯波、廈門和上海設立了6個“客郵”機構。
“客郵”一方面侵犯了中國的郵權，但其近代郵政技術和管理方法，客觀上也促進了世界範圍的郵政業務，與中國海關發展和中國近代郵政發展相關聯。光緒二十二年（1896）光緒皇帝批準成立大清郵政，由海關兼管。同年，《郵政開辦章程》頒行，指定開辦郵政口岸。粵海沿海開辦郵政的口岸有汕頭、廣州、瓊州和北海。根據開放口岸和設有新關所在，劃分為廣州、汕頭、瓊州、北海、三水5個郵界。各郵界包括粵海常關各口所屬州府。海關開始派員駐郵局對進出口岸的郵包實施監管。宣統三年（1911），清政府郵傳部正式接管郵政，廣州郵政總局下屬北海、汕頭、瓊州、梧州、南甯、龍州6個副總局。運郵路線有來往上海、廈門、香港、澳門、台灣等地。海關開始設立駐郵局辦事處。進入民國，大清郵政改稱中華郵政，廣州總局改名為廣東郵務管理局。在與“客郵”的長期競争中，中國近代郵政得以逐步成熟，并展示了通信便利所帶來的巨大好處：信件的大量流通使得普通人之間的交流和聯系更為緊密，團體交流的日益頻繁促進了貿易的繁榮，信息的廣泛傳播對教育、科學和文化的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個人生活更加豐富，智力活動得到鼓勵，郵政的社會效益由此體現。[32]
[21].[清]梁廷柟.粵海關志（校注本）[M].袁鐘仁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545.
[22].樓祖怡.中國郵驿發達史[M].昆明：中華書局，1990：338.
[23].LindsayRide，MayRide.AnEastIndiaCompanyCemetery[M].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98：41.
[24].[葡]範笙祿.澳門郵政與電訊的曆史和發展[M].澳門：澳門特别行政區郵政局，2001：17.
[25].[美]亨特.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M].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99.
[26].[葡]範笙祿.澳門郵政與電訊的曆史和發展[M].澳門：澳門特别行政區郵政局，2001：25.
[27].“客郵”是指18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在中國設立的早期西方郵政系統。
[28].蘇全有，李風華.近十年來我國近代郵政史研究綜述[J].重慶郵電學院學報，2005（1）.
[29].易偉新.略論晚清“客郵”[J].益陽師專學報，2000（2）；呂元元.略論“客郵”的興衰[J].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96（3）；胡婷.近代中國郵政統一與發展研究(1896一1937)[D].安徽：安徽師範大學，2006；尹學梅.制度、運作與效應：清末國家郵政事業述論[D].天津：天津師範大學，2005；蘇全有，李風華.近十年來我國近代郵政史研究綜述[J].重慶郵電學院學報，2005（1）.
[30].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M].張彙文，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387-388.31.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M].張彙文，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387-388.
三、昂貴的郵費
郵費和郵票息息相關，是近代郵政體系的重要内容，受到郵路的距離、時間、往返頻率、郵局效率等因素的影響。
從美國“太平洋商人号”商船這封信反映的郵費來看，是由專人帶到廣州送信，沒有郵票、郵戳和其它郵政标記，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完全可以稱為“特快專遞”。這種特快專遞的費用也是不菲的，一頁内容的信件、往返澳門到廣州的水路僅一百五十多公裡，三天間就要銀元兩元。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同時代的一些例證，加深對同時期郵費的理解。
信中的“元”指的是外國銀元，與中國貨币單位的兌換比例為1元約等于0.72兩白銀，約等于720文銅錢，即兩元等于1.44兩白銀，1440文銅錢。[33]
再比較一下同期國内的郵費情況。民國十年（1921）中華民國交通部郵政總局在《郵政事務總論》開首的《置郵溯源》一文裡面寫道：“民局：為民間使用的郵政——以區别為政府及官吏使用的——其産生似乎不更早于明朝永樂大帝年間。”“他們利用各種運輸工具……盡一切可能便利公衆。……服務的取費總是很低廉的，按路程遠近，酌收二至二十分（即制錢二十至二百文），但往往要讨價還價；按年結賬，折扣優待，也不少見。如須快遞，寄信人在信面上注明較平時為高的資費，于投遞時由收信人付給。[34]”嘉慶十九年（1814）行商關成發、潘長耀、麥觐廷、黎光遠寫給兩位夷商“羅白”和“悲臣”的信[35]，從廣州寄至澳門，收取郵資僅僅1錢。
這可與當時的英國郵費進行比較，英國于19世紀初期在郵政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郵政業務上實行了統一的收費标準，規定郵遞的物品重量隻要不多于一盎司的話，不論其運送的距離遠近，一律隻收取1便士作為郵費。普通民衆也能享受郵遞業務帶來的好處。1803年英國商船從澳門出發經孟買再轉運至倫敦的一封信，郵資3先令9便士為印度至英國的郵船郵資[36]。嘉慶年間，一個九品縣官一年的收入，除了養廉銀和其它收入大約為33兩白銀，月基本工資約為2.75兩白銀，橫向比較一下，一封短途短信的郵費是九品縣太爺月基本工資的六成。再與清代中期物價比較一下，同樣在嘉慶年間，江蘇通州面粉每斤20文，魚一斤25文，牛羊肉一斤40文，白菜每斤3文。一封短途短信的郵費可以買36斤面粉、28斤魚、18斤牛羊肉、240斤白菜。
[32].轉引自劉學謙.論十九世紀英國郵政系統的改革[D].北京：首都師範大學，2012.
[33].本文貨币單位換算參照表
1英鎊=20先令=240便士
1元=5先令=2.5通行盧比=52-60雷伊斯
1元=10毫=100分（銀圓）
1元=0.72兩=7.2錢=72分=720厘
1兩=10錢=100分=1000厘（文）
[34].劉廣生，趙梅莊.中國古代郵驿史[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9：617-618.
[35].原信藏于劍橋大學圖書館，怡和洋行檔案，檔案編号JM/H1/49/03
[36].信件來源于英國安東尼奧·托雷斯郵票拍賣網站中“2009年全球精選”，詳細内容可查閱網址：http：//www.antoniotorres/home_public.htm
這封信是在澳門發出的，而同期澳門的物價如下：
白菜十二斤，廿四文；雞蛋五個，十三文；酒一斤，九文；荔枝一斤，廿文；蔥，二文；蘿蔔十二把，十二文；肉三斤，九十文；棗子三斤，四十八文；豬肝，十二文[37]。一封信的郵費可以買700斤白菜、538枚雞蛋、155斤酒、70斤荔枝、1400把蘿蔔、46斤肉、87斤棗子。
再比較一下外國來華人士的薪水，例如英國怡和洋行（英文名稱：Jardine，MathesonandCompany，中文前名“渣甸洋行”），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外國洋行之一。該洋行的創辦人威廉·查頓（WilliamJardine，1784-1843)1802年剛進入東印度公司充當船醫助手時月薪僅為5英鎊[38]。另外，處于來華貿易船隊的最底層員工——船員、水手，他們的工資更少得可憐。1770年，一個在英國商船上工作的水手一個月薪酬隻是在23到26先令之間[39]。原本在東印度公司工作尚可通過公司商船免費郵遞，但成為散商後郵遞就比較麻煩了。在來華貿易的過程中，散商往往要拜托熟悉的船長親自攜帶信件來往中國和英國，才能逃避所有郵資的計算。清代中期1英鎊等于20先令，一先令等于12便士。與美國“太平洋商人号”商船信件同期的銀元一元約等于5先令6便士[40]，而一封信的郵費要花掉10多先令，要花掉一個英國水手差不多一個月的薪酬，要花掉威廉·查頓月工資的十分之一，不合理的昂貴就顯而易見了。
随着世界近代郵政呈現制度化、規範化、合理化的特點，郵件傳遞的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進入郵政領域，郵資不斷下降成為曆史發展的趨勢。
1826年，英商愛德華茲（RobertEdwards）創建了廣州與澳門之間第一條客船航運線路[41]。1830年3月17日的《廣州紀事報》上第一次刊登了上述航線的信件郵資的通告[42]：
“西爾夫号”也可租予團體出遊，以每件1毫運送信件，每包信件相應地收費。可運送小件包囊，但絕不運送行李、貿易商品、家具或家畜。任何乘客隻允許攜帶1件重量不超過1擔的旅行箱。
不久，航運公司出台更詳細的規定：廣州與澳門之間，小包囊收2毫5分，小包袋收5毫，2平方英尺的包裹收1元。愛德華茲開始利用他的三艘縱帆船在廣州和澳門之間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郵遞服務。
後來由于禁令的松動，越來越多船夫也加入了為夷商提供郵遞服務的行列，陸上郵遞走向公開，郵費也在逐步下降。“因為路途遙遠，人們總是盼望着有去那裡的旅客，但更多的是把信給予一位船夫，算好郵資然後把它寫在信封上。清政府對以這種方式來傳遞信件也沒有頒布任何的公告，既不對其征稅也不加以限制。廣州與佛山之間的郵資，（15英裡），4分或30文；廣州與澳門之間，（90英裡），5到6分左右[43]。澳門與江門，（16英裡），30文……英商群體對這些送信者是非常信任的。”[44]郵資普遍下降到以“分”、“厘”計算，費用才真正顯得“輕微”。[45]
郵費的降低，信件的大量流通使得普通人之間的交流和聯系更為緊密，信息的廣泛傳播對教育的普及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郵政的社會效益由此體現。郵費的降低使得信件的流通量大幅增加，特别是對于底層階級的教育普及，其效果表現得十分明顯。文化的廣泛傳播，商業的興盛繁榮，均同書寫習慣的培養和擴散密不可分。此外，随着郵費的降低，非法的走私信件幾乎不禁而止，國家的收入因之擴充，法律的尊嚴得到保障，這一切又成為中國近代郵政不斷發展的基石[46]。
[37].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天主教堂買辦食品物料修補衣服經架泥水修葺銀錢收支簿冊[M].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38].劉詩平.洋行之王：怡和與它的商業帝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4.
[39].[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第四、五卷[M].章文欽，等，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576.
[40].[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第一、二卷[M].章文欽，等，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629.
[41].[葡]範笙祿.從海郵到郵票創始期（1768-1884）[M].澳門：澳門特别行政區郵政局，2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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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秘密的郵差
“書信”并非隻是白紙黑字，它包含了兩重涵義：“書”指函紮、書劄，即書信的語言文本；“信”指送信的使者，即所謂“信使”；二者構成一個有機整體，缺一不可。在中國傳統郵政體系和早期西方在華“客郵”的研究中，最鮮為人知的就是郵差了，是什麼人負責把美國“太平洋商人号”商船信件從澳門送到廣州的呢？
外國曆史上最著名的“郵差”應該是大家熟知的馬拉松了。公元前490年9月12日波斯人入侵，和雅典人在馬拉松海邊發生了決定性的希波戰争，雅典人最終獲得了反侵略戰争的勝利。為了讓故鄉人民盡快知道勝利的喜訊，統帥米勒狄派遣一個叫裴裡庇第斯的信使回去報喜。裴裡庇第斯跑到雅典報告了勝利消息後力竭而亡，成為現代馬拉松比賽的起源。
中國的《驿使圖》距今已有1600多年，這幅魏晉時期的畫像磚，被認為是我國發現最早的古代郵驿的形象資料。畫面上的驿使，頭戴黑帽，身着短衫，足蹬長靴，持缰舉牍，飛馬急遞，再現了當時邊境地區驿傳的緊張情景。畫面中的馬尾因疾馳而飄了起來，但信使仍穩坐馬背，整幅畫面動中有靜，是中國早期郵驿曆史真實、形象的記錄。令人玩味的是，畫像磚上這位驿使沒有嘴巴，寓意驿傳保密的重要性，這種寓意傳遞至今，引申出了郵政儲蓄安全、可靠的服務理念。
中國郵差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快遞業務應該就是給楊貴妃送荔枝了。這一業務被記載在詩人杜牧的《過華清宮》裡：“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首詩是杜牧路經華清宮抵達長安時，有感于唐玄宗、楊貴妃荒淫誤國而作的。華清宮是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修建的行宮，唐玄宗和楊貴妃曾在那裡尋歡作樂。此詩通過古代“加急快遞”送荔枝這一典型事件，諷刺了唐玄宗與楊貴妃驕奢淫逸的生活。據《新唐書》記載：“妃嗜荔枝，必欲生緻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裡，味未變已至京師。”唐玄宗為了快遞荔枝讨美人的歡心，緻使許多郵差累死、驿馬倒斃于四川至長安的路上。而對中國曆史産生最大影響的郵差則應是驿卒李自成了，他率領農民起義軍推翻了明朝。
外國書信在清代的傳遞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清代初期，清政府對外國人的管理相對寬松，對外國人之間的書信傳遞也沒有過多限制，如康熙和雍正年間，捷克傳教士嚴加樂，便從容地在廣州、南昌、北京等城市間與其他傳教士互通書信，信件時間從1716年到1735年，持續19年之久。[47]外國人的郵遞方式亦新奇多樣，譬如康熙年間，西洋人曾利用進貢葡萄酒來傳遞信件。每有在廣東省的西洋人，交到總督葡萄酒若幹，并托帶書信一封與京中天主堂西洋人，總督即須遵“以後凡本處（廣東）西洋人所進物件，并啟奏的書字，即速著妥當家人雇包程騾子，星夜送來”之谕旨，将葡萄酒并書信一并遞送。[48]相關事例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十八日，兩廣總督趙弘燦、廣東巡撫範時崇奏：“竊照西洋人從前兩次寄到書信并葡萄酒，俱以遵旨即差家人包程恭敬。今又有西洋人李國震交到進皇上葡萄酒五瓶，雲系西洋人何大經所進，外書一封，與京中天主堂紀姓者……”[49]
同年十月初三日，趙弘燦又上奏康熙帝：“據布政使高必弘報稱：西洋人弋羅理稱，有西洋嘉納理亞國酒二箱要送進京，請示前來。臣随令其星飛送至肇慶，以便轉進。今據該司送到洋酒二箱并西洋人書字到，臣随查酒箱俱係西洋人封鎖。臣不敢啟視，相應同交到書字一并赍進……”[50]
而省澳間為西方人服務的華人郵遞，其中一種重要的途徑，便是依托于“千裡馬”。關于“千裡馬”的情況，目前我們仍知之不多，僅能從一些禁止這種郵遞行為的谕令、公告中得知一二。乾隆二十四年（1759）兩廣總督李侍堯制訂了《防範外夷規條》，規定了嚴格的中外文書信件傳遞制度，其第四條規定：“外夷雇人傳遞信息之積弊宜永除也：查粵東無馬匹，遇有各衙門緊要公文，雇撥力能奔馳迅速之人，給以工資飯食資遞，名曰‘千裡馬’，若輩雖非額設人役，而民間雇倩實所罕有。乃近年各夷商因分遣多人前往江浙等省購買貨物，不時雇覓‘千裡馬’，往來探聽貨價低昂，遂緻汪聖儀之案。臣等所發排單公文，尚未遞到，該犯先已得信逃避，臣現在嚴拘通信及走遞之人究拟。”[51]“千裡馬”本為官方郵驿系統的“非額設人役”，遇有緊要公文，而官方郵驿又無法顧及時，便雇傭他們協助遞送信件。這種與官方郵驿系統密切聯系的手段，在“洪仁輝事件”前，亦為西方人所使用，他們的業務範圍不僅僅在廣東地區，更可跨越至江浙等省。
[46].劉學謙.論十九世紀英國郵政系統的改革[D].北京：首都師範大學，2012.
[47].[捷克]嚴嘉樂.中國來信（1716-1735）[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
[48].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129-130.
[49].故宮博物院.史料旬刊：趙弘燦範時崇會奏西洋人沙國安等進葡萄酒折[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159-160.
[50].故宮博物院.史料旬刊：趙弘燦範時崇會奏西洋人沙國安等進葡萄酒折[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165頁.
“千裡馬”隻是清初西方人使用的衆多華人郵遞中的一種，因乏于資料之故，對該時期除“千裡馬”外的其他為西方人服務的華人郵遞目前仍知之甚少，但從上述材料中，我們亦可窺見其端倪。書信時代對應的傳遞工具通常是馬匹，由“粵東無馬匹，遇有各衙門緊要公文，雇撥力能奔馳迅速之人”可推測，因廣東地區山多，馬匹行走不便，便以人代馬，疾馳送信。這種由于地形影響而導緻的郵遞方式，也應該是其他民間華人郵遞的特點。
有清一代，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不斷收緊，對來華西方人實行了越來越嚴格的管理。受此影響，向西方人提供服務的華人郵遞也由松趨緊，這種變化的導火線便是“洪仁輝事件”，并以1759年《防範外夷規條》的頒布為轉折點。如前所述，《防範外夷規條》規定了禁止洋人雇傭内地人代為送信的條款：“外夷一切事務，似宜有地方官查辦，庶為慎重，其内地人代為傳遞書信，永當禁止，應請嚴谕行商、通事以及‘千裡馬’腳夫人等，嗣後概不得與外夷傳遞書信，倘敢不遵，将代為雇倩及遞送之人一并嚴拿訊究，分别治罪。”[52]規條不僅僅禁止了“千裡馬”的使用，所有為西方人傳遞書信的方式皆一并禁止。
從美國“太平洋商人号”的信件來看，信封上的中文信息，一定為中國人所寫，因為，隻有中國人才能寫出來這樣的書法。信中将外國人姓氏加上口字旁，将外國書信稱為“番信”，使用粵語方言，均表露了粵人的特征。信是從澳門寄往廣州的，因此寫這段話的人也一定身處澳門。由此判斷，澳門的這個對接方是由中國人經營的機構，而不應該是外國人經營的“客郵”郵局。因此，在廣州與澳門兩地的郵遞對接機構，應該皆為中國人經營。信件上的中文可以看到對郵差的要求非常嚴格，二十二日在澳交付，第二天就要送到一百多公裡外的廣州，而且負責把回信帶回，如果沒有送到收信人手裡，還要把信件平安退回。
與該信上注明的廣州“泗興辦館”的不同之處是，信件上并沒有寫明郵件在澳門的收發機構，而僅僅寫有收信人的姓名。即便寫有地址，也并非澳門信件收發機構的地址，而是收件人的大概地址。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合理的解釋是，信件不通過收發機構轉寄，而是直接交到了收信人手中。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吳志良博士所言，澳門地域狹小，人口不多，是一個規模細小的熟人社會，[53]因此，送信人要找到收信人并非難事。另一方面，“這種郵遞員在澳門街道幾乎日常可見。他們要麼背負信件袋在商店門口吆喝派發收集信件，或者要麼發布去往海外的郵費預算。有時地方很遠，這些人就留意去往那邊的乘客，或者更普遍的是将信件交給船夫，設置郵費，在信封上寫上總數。”[54]另外澳門處于葡萄牙的管理之下，沒有清朝官府的嚴格限制，擁有廣州所不能比拟的寬松環境，因此信使可以自由地直接投寄信件。從範笙祿《澳門郵政與電訊的曆史和發展：第一卷——從海郵到郵票創始期（1768年-1884年）》書中展示的寄往“燒灰爐”的信件[55]所示，澳門收信人的地址之一“燒灰爐”、“龍嵩廟”，與廣州的收信人地址十分相似，都是外國人的聚集地。該信上的中文信息大緻為：“此信煩帶至澳燒灰爐交……（此處疑缺“未/味”字）士撻子婆收入，梹資到奉壹錢正。”
“泗興辦館信”、“燒灰爐信”和“龍嵩廟信”，所展示的隻是為西方人提供服務的華人郵遞系統的冰山一角，這一系統在近代郵局建立之前，一直充當着省澳間的重要郵遞方式。鴉片戰争後，廣州沙面被辟為租界，在租界内開辟了正式的“客郵”郵局；清光緒十一年（1885），南灣亦正式建立了澳門書信館，成為稍具規模的正式郵政局。[56]至此省澳郵政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但民間的華人郵遞，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仍為西方書信的遞送服務。
[51].[清]梁廷柟.粵海關志（校注本）[M].袁鐘仁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545.
[52].[清]梁廷柟.粵海關志（校注本）[M].袁鐘仁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545.
[53].利冠錦，林發欽.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M].澳門：澳門曆史教育協會，2008：6.
[54].TheChineserepositoryVol.9No.8(1840.12)ART.7.
[55].[葡]範笙祿.澳門郵政與電訊的曆史和發展[M].澳門：澳門特别行政區郵政局，2001：133.
近代通訊技術産生之前，澳門與廣州之間外國書信的傳遞成為世界與中國之間的紐帶，也是世界近代郵政制度與中國傳統郵驿體系的銜接與過渡。有關清代省澳間的“客郵”已有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關于“信使”的研究卻是一個空白薄弱環節。通過研究澳門與廣州之間傳遞外國信件上的中文信息，使得活躍于省澳間的“客郵”信使浮出水面。這是從未被人提及的與外國“客郵”并行的中國地下民間郵遞形式，伴随着中外商業網絡而産生，以廣州和澳門為主要據點，冒着被官府鎮壓的巨大風險，對中外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産生了重要影響。作為澳門與廣州之間複雜多變的郵遞方式之一，這種靈活多變的“客郵”信使是中國郵政史不應被忽略的内容。
五、特殊的郵品
信和信封是書信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部分時間處于分離狀态。19世紀美國“太平洋商人号”的信件體現了“信”“封”一體的現象，是研究廣州郵政史的寶貴資料。
人類的曆史是信息交流的曆史，雁去魚來、音問相繼的交流從來沒有停止。電信時代之前是書信的時代，有關書信的研究成果蔚為大觀。但人們往往把信與信封分離開來，信是書寫在信紙上的具體内容，信封是信的外部包裝，分别去研究各自的發展曆史。曾有研究成果提出：日本有一些人把信紙反折當作信封，這樣一張紙既是信紙又是信封的情況在中國還未見到。[57]但實際早在19世紀的澳門已經出現了這種“信”“封”合一的郵政現象。
筆者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曆史學會仔細觀察了這封信，信紙寫好後豎式折為三折，再在上端和下端折為兩折，交彙處用紅色火漆封印。信紙的背面成為信封，信封正面為中文，注明信件中轉機構地址：“帶到省（即廣州）十三行鑿石街交泗興辦館收，即交花旗‘哆’（即船主多爾兄弟）開拆，立取回頭信帶回。二十二日澳付，準廿三到省，如無番信回音，辦館羅（廣州方言，拿的意思）回書。信銀二元，澳已交一元。”信封的反面為英文，上端為寄信人的信息及發信時間地點，下端為收信人船主多爾兄弟的詳細信息。還如範笙祿《澳門郵政與電訊的曆史和發展：第一卷——從海郵到郵票創始期（1768年—1884年）》書中展示的從廣州寄往澳門燒灰爐的信件；在廣州文仕文化博物檔案館中，我們也查閱到了一些類似信件，[58]也是以澳門為中心的中外往來信件，為19世紀初期“信”“封”合一的郵政現象提供了更詳實的證據。
這種“信”“封”合一的郵政現象在19世紀的澳門發現，深刻反映了澳門獨特的曆史地位。當時大批外國木制帆船要花費半年多的時間跨越太平洋到達廣州進行貿易，清政府則規定西方女性禁止留在廣州，而每年7月到次年2月貿易季節結束後的西方男性商人也必須離開廣州，澳門成為西方人士的居留地，他們的家庭聯系、個人所需、商業往來對澳門廣州間的郵政有着巨大需求。面對官府禁令、語言不通、陌生環境等困難，隻能依靠這些中國信使在澳門與廣州之間建立的秘密郵路，運送這些沒有郵戳、郵票，小巧玲珑的郵件，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完全可以稱為“特快專遞”。
“信”“封”合一的郵政現象可謂是廣州信使對信封的一種發展。信封的曆史悠久，公元前3000年，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兩岸的亞述人和尼羅河邊的埃及人，采用泥版信裝在泥制的外套内，這泥制的外套就成為了世界上最早的信封。以後人們還把動物皮和羊皮紙寫成的信卷成一卷，外邊用皮條捆紮，然後再用火漆封緘，皮條火漆封緘就組成了信封。我國古代沒有紙張時，把信刻在粘土上，然後将其放入陶器内封固，收件人接到信後，要将陶器打碎，再讀粘土上的信。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将信寫在木闆上，再在上面覆蓋一塊木闆，寫上收信人姓名地址，這就是“木牍”。後來采用木盒裝信，這就是“函”的始祖。公私“簡牍”（公文或書信）大都寫在竹簡或木牍上。為了保密，将竹簡或木牍用繩捆縛，在繩端或分叉處加以檢木，封之以粘土，然後蓋上印章，以防私拆。這種封緘辦法流行于秦漢。紙張發明後，人們用紙來寫信，信寫好後，用繩子捆好，蓋上印章。雖然19世紀初期紙質信封已經在英國出現，但是還沒有普遍流行，木制或土質的“信封”在澳門廣州間的傳遞并不适用，促使澳門信使成為這種“信”“封”合一郵品的發明者。
[56].利冠錦，林發欽.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M].澳門：澳門曆史教育協會，2008：24－25.
[57].高直，真島章.中日書信的文化比較[J].東疆學刊，2004（4）.
[58].文仕文化博物檔案館位于廣州市番禺區，是廣東首家規模最大，集收藏研究、陳列展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珠江嶺南地域文化及歐洲百年文化珍藏，鑒賞廣府文化傳統的專題類民辦（私立）博物館。網址：http：//www.canton1840.cn。
“信”“封”合一的主要功能就是保密，人們為了所傳遞信息不被别人知道可謂煞費苦心。據說古希臘奴隸主将奴隸的頭發剃光，然後在奴隸的頭皮上寫上信的内容，等到奴隸的頭發長出來，才讓這名頭上有信的奴隸前往收信人處，收信人再把奴隸的頭發剃掉，讀其頭皮上的信件内容。[59]信封上的啟字、鈞啟、安啟、惠啟、台啟，等等，都是意為開啟，隻有特定人士享有閱讀信件的權利，體現了信封的基本功能。
由于郵政系統的不完善及運輸工具的限制，19世紀初期的郵政同樣面臨着信件保密問題。從到中國貿易的外國船長們接到的命令中可見信件保密的重要性和處理原則：“公司請貴船傳遞的秘密信件，除非遇到敵人，否則不能打開。”[60]外國商船上的賬簿和通信記錄簿通常有三個副本，萬一有任何事情發生，船長們準備将它們通通沉入大海，因為其中包含的信息對公司的成敗如此關鍵。[61]我們看到的這些外國信件是由中國人傳遞的，盡管信上潦草的手寫體英文沒有多少中國人能夠看懂，但同樣需要“封”起來，體現了商業函件的保密性。此外小小的信封承載了最大的私人空間，是外國人士異國他鄉寂寞生活中的溫暖和慰藉，信封最大的功能是保證了民間書信作為一種對話文體，為對話雙方的相互熟悉和信任營造了一個在相對隔斷的有限時空中可以無所顧忌、暢所欲言的安全言說語境。[62]
六、結語
1861年，原由各國使館自派專差傳送文件的辦法，因其感到不便，故要求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于今天的外交部)代收代寄郵件。清政府承擔此任務不久，由于北方撚軍和南方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便推給海關辦理，而當時中國海關的總負責人——英人赫德，對中國的郵權早已垂涎三尺，此舉正中下懷，便于當年(1866)移交海關兼辦郵政。1878年7月發行了第一套大龍郵票；并于次年将所辦郵局命名為具有殖民地色彩的“海關撥驷達”(撥驷達是英文郵政“POST”的譯音)。1906年清政府成立郵傳部(相當于交通部，主管鐵路郵電)，直至1911年海關才将郵政移交給郵傳部。
孔子曰：“置郵而傳命”[63]，郵政為：“百姓國家之根本，驿遞國家之血脈。”[64]從美國“太平洋商人号”商船的一封短信，到中國郵政史的發展，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郵政事關國家主權、信息安全和國計民生，郵政活動深入千家萬戶，通達五洲四海，對促進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59].羅仲.信封漫談[N].中國郵政報，2001-5-29.
[60].EastIndiaCompanyFactoryRecords：ChinaandJapan，22February，1816：3-4.
[61].AnnM.CarlosandSanthiHejeebu.SpecificInformationandtheEnglishCharteredCompanies.Helsinki：XIVInternationalEconomicHistoryCongress，2006：146.
[62].趙憲章.論民間書信及其對話藝術[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
[63].孟子[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5.
[64].席裕福，沈師徐.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M].台北：文海出版社，l982：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