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大龍郵票海關郵政赫德德璀琳李鴻章葛顯禮金登幹
一、楔子
1876年的煙台議郵雖然落空，但赫德卻在中國首席談判代表李鴻章身上看到了希望，他要求手下的稅務司就郵政狀況加緊調研，于1877年一季度提交報告。整個1877年，就連遠在歐洲辦事的中國海關人員也知道“李鴻章在赫德先生的幫助下，正準備在各個開放口岸開辦郵政局”[1]。一位德籍稅務司由此走進了這個舞台的中央。
德璀琳，德國人，1865年入中國海關，初在煙台和淡水任供事，1871年署鎮江稅務司，1872年升稅務司。1876年，德璀琳調任煙台稅務司，并随赫德一道作為李鴻章的顧問參加了煙台談判，就此開始了與李鴻章的非常關系。目睹赫德與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的手足相煎，德璀琳也來了興緻。1870年以來，在普魯士引領的德國統一進程中大放光彩的德國國家郵政，不但提供了帝國郵政總長斯特凡出面倡導建立萬國郵聯的資本，而且還打算在英國稱霸的全球郵政網中為德國占有“應有”的份額。德璀琳被看做是在中國未來的郵電事業中伸張德國勢力的最佳人選。煙台議郵時得知李鴻章态度的德璀琳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一個郵政方案，想通過李鴻章遞呈給總理衙門。關于此事，赫德在日記中曾這樣寫到：
（1876年12月4日）2點告辭了李……他對郵政事務有興趣，但認為德璀琳的計劃“局面”太大——不可以這樣端給總理衙門——我們必須悄悄幹，不能指望太多。由于缺乏蒸汽交通，通信需求又比不上歐洲，郵政不可能馬上推廣，或說成為有收益的事情[2]。
至于這份方案的“局面”大到什麼程度，今人已難揣度。僅能從留存于世的德璀琳在1877年上交赫德的報告中去窺見一斑。在這份赫德布置的作業中，德璀琳以一問一答的形式就全面提升海關郵政提出了一個龐大計劃，内容涉及設置街頭郵筒、攬收、分揀、固封、運輸、投遞、郵資、郵票、交換“客郵”郵件、國際聯郵等一系列問題[3]。這樣一個一攬子計劃，是德璀琳自己的心思，還是為了迎合赫德？
二、雙雄相争
綜合各種史料來看，海關中的英國勢力在煙台議郵後，仍想一鼓作氣，讓海關郵政成為清政府承擔責任的“官信局”。首先，赫德向李鴻章表示“信局準于來年開辦”[4]。“準”即一定之意。赫德的本意無非是要在光緒三年（1877年），讓海關郵政變身為對中國人開放的郵局。其次，九江海關稅務司葛顯禮一馬當先，想直接趟出一步邁上國家郵政的路徑，這在他為遊說中國高層所撰《創設通商各口岸官信局節略》中表露得十分明顯。他在這份節略中說：“本來是想引起中國當局對于郵政的注意，因此在他們表示贊成以前，不準備提起内部規章等等。後來知道這個問題已經他們讨論過了，這樣還不如把節略寫得詳細一些，他們也許會接受”[5]。他在節略中還誇口道：“若城内城外等處華洋信函，皆由官設信局遞送，則寄信即多，費必加旺……俟辦有成效，由中國與各國議定約章，互相收授代寄，則以後中國之洋信局，可以陸續收回，專歸中國官信局經理”。最後又說：“尚有按照西國信局各章條未及錄出，俟經各憲酌核，批示可以試辦，再行縷述”[6]。這份節略直抒己見，表明至少是葛顯禮認為，隻要趁熱打鐵，做通南方督撫和南洋大臣的工作便指日可待。葛顯禮的遊說不能不說是切中了要害，收回“洋信局”正是“中國當局”同意開辦國家郵政的關鍵點。
[1].1878年1月4日金登幹緻赫德A/147函，《中國海關密檔》，第二卷，第3頁。
[2].引自PhiplipW.Ireland,CHINA-TheLargeDragons,p.10.譯文參照《中國郵票史》，第一卷。
[3].1877年3月德璀琳函複赫德關于郵務方案的備忘錄，《天津海關郵政檔案選編》（以下簡稱《津關檔》），第26～31頁。
龍、塔、象并陳，并帶有面值旁注的設計圖樣，應形成于1877年3月到5月間。推測與德璀琳在上海籌備中國赴巴黎世博會參展事宜有關，應當是為這一活動招募的中國畫師所繪。所注面值，錢面值系為包裹準備，可見其時郵政計劃的龐大。厘面值雖被劃掉，但如此低廉的面值，當與考慮由清政府負責的廉價郵政有關。這套圖稿反映出，中國第一套郵票的初構是與仿效英美建立完全由政府獨占的國家郵政有關。因而，日後《中國郵政事務總論》所言：“是時（光緒二年）見其始基頗可擴為通國公用之郵局，而政府中亦稍具有此意。”英文版《年報》所言：“這種意見逐漸成熟，到了1876年已在官員頭腦中占了優勢”皆非虛飾[7]。赫德等人遊說中國高層，早在煙台議郵前就已展開，“稍具有此意”者不外主政的總理衙門大臣和南北洋大臣，尤其是葛顯禮所言“大憲”當指南洋大臣。
這樣看來，德璀琳在1876年年底端給李鴻章一個“局面太大”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他回複赫德的龐大計劃與赫德、葛顯禮的想法也是吻合的。但很快，德璀琳就與他們生出芥蒂。
導緻芥蒂的最直接原因與李鴻章有關。煙台議郵以後到1882年，李鴻章對海關郵政施加了巨大影響，由于這位最有實權的中國大臣的過問，中國公共郵政由先前的外籍鼓吹者鳴鑼開道，一變而為中國自己的早期現代化領袖運籌帷幄其間。深谙官場阻力的李鴻章雖然對赫德“極力鼓勵”，但隻是“答應試驗成功時，由他正式出面建議改為國家郵政局”[8]。至于赫德日記中李鴻章所言“我們必須悄悄地幹，不能指望太多”更是明确表達了這位洋務派領袖洞察全局後的擔憂。後來的事态說明，對李鴻章的揣摩，德璀琳要比赫德高明。德璀琳的機敏和這個德國人自始至終懷揣着的機會主義策略有關。1877年轉任天津稅務司的德璀琳有一個迅速滑向李鴻章的過程，而促成這個過程的各種因素中又不能不說到葛顯禮的影響。
[4].光緒二年九月初十日《複總署·論鑄銀官局》，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494頁。
[5].1877年5月16日九江關稅務司葛顯禮呈赫德文第36号，《中國海關與郵政》，第3頁。
[6].1877年3月葛顯禮撰《創設通商各口岸官信局節略》，《津關檔》，第3頁。
[7].《大清郵政光緒三十年事務通報總論》，ChinaImperialMaritimeCustoms,ReportontheWorkingofthePostOffice,1904.
[8].1886年3月17日赫德緻浙海關稅務司葛顯禮令第576号，《中國海關與郵政》，第45頁。
作為赫德手下極度熱心郵政的兩個稅務司，葛顯禮與德璀琳無疑是一對冤家。1878年3月，赫德離華前對德璀琳的授權，使葛顯禮此前在中國南方官場上展開的出色活動化于無形。而1878年回國歇長假并于1880年轉任浙海關後，葛顯禮仍不忘大肆抨擊以天津為樞紐的海關郵政，對德璀琳籌劃的業務、資費、郵票售用無不冷嘲熱諷[9]。由于與赫德不太合拍，在北方用力的德璀琳很快就被擠出了郵政核心，甚至一度被調往廣州，隻是在李鴻章的堅持下才又回到了天津。而從甯波移師上海的葛顯禮卻于躊躇滿志中推動着國家郵政的創建，并成為國家郵政開辦後的第一任郵政總辦。葛顯禮是英國人，因而在赫德面前，德璀琳便先失了一分。德璀琳的策略是要固寵于李鴻章，而李鴻章也确實是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德璀琳，視為自己的洋幕僚。在華的外國人圈子甚至把德璀琳當作了李鴻章的副官[10]。1885年，當英國政府拟任赫德為駐華公使時，李鴻章竭力推薦德璀琳為總稅務司，隻是由于赫德的堅守才無果。對于德璀琳和李鴻章的關系，赫德早就醋意大發：“我預料有朝一日會看到德璀琳被任命為郵電總辦”“因為法國人被德國人打得慘敗，所以李相信德國”[11]。但赫德又不得不倚重德璀琳：“他對李的影響自然比任何人都大，而李目前在中國比任何其他人的進取心都要大……所以，李是目前的重要人物，而德璀琳是他的得力助手……很多人告訴我要警惕等等，這雖然有時會激起我短暫的妒忌之情，但我的準則是永遠不扮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角色，我在北京辦不成的事，如果有别人在别處為中國辦成，我應感到高興”。[12]
從日後的軌迹看，能辦成“在北京辦不成的事”，除北洋大臣之外，南洋大臣也是一個選項。沈葆桢、曾國荃、劉坤一、張之洞，這幾位南洋大臣無不在中國近代郵政的星軌中閃爍過光芒[13]。葛顯禮和李圭于1885年完成的傑作在1895年說服張之洞時發揮了關鍵作用[14]。身處英國在華着力經營的勢力範圍，葛顯禮自有其呼風喚雨的地利之便。連遠在倫敦的金登幹對葛顯禮與德璀琳的雙雄并峙也是洞若觀火。1877年5月，身為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的金登幹在向赫德報告他處理德璀琳3月初發往倫敦的與郵票印制有關的訂貨單時，他向赫德挑明“現在葛顯禮也正在為他‘設法籌劃’的一個‘郵政系統’搜集有關資料”，還建言從英國郵政找一個“富有全面實踐經驗”的人來幫赫德把郵政引進中國，并熱心推薦了具體人選[15]。這表露了金登幹冀望引進中國的是純正的英式郵政，因而他才會提醒赫德關注葛顯禮，并利用赫德給他的授權阻礙德璀琳。1877年7月初，金登幹又推掉了德璀琳5月寄出的關于在倫敦采購機器、紙張、油墨的請求，明了德璀琳要在上海印制郵票的金登幹更是不惜高價給赫德拍電報，隻為延阻此事[16]。金登幹與葛顯禮，這兩個英國人的所作所為不能不令德璀琳忌憚。1877年，所有熱心中國新式郵政的外國人都在急切地期待着海關郵政即将到來的躍進，德璀琳要圖謀中國郵政，就得搶在葛顯禮之前踢進臨門一腳。
1877年入冬，不甘前功盡棄的德璀琳在封河時節降臨、在李鴻章馬上要按定制開拔保定前找上門去遊說了一番，為他從赫德手中接過郵政管理權撬開了門縫。一年多後，李鴻章在給德璀琳的複函中回顧道：
[9].1884年10月14日、1884年12月31日、1885年2月4日浙海關稅務司葛顯禮呈赫德文第129、151号和24号，《中國海關與郵政》，第27～32頁。
[10].[美]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譯：《花甲記憶——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82頁。
[11].1881年赫德緻金登幹Z/54函，《中國海關密擋》，第二卷，第607頁。
[12].1881年赫德緻金登幹Z/58号函，《中國海關密檔》，第二卷，第638、639頁。
[13].參見《中國郵票史》，第一卷、第二卷。
[14].1885年，浙海關文案李圭向時任浙海關監督、甯紹台道台的薛福成呈禀“說明國家郵政局的好處和必要”，并附呈據香港“英國信館通行條規”所編譯的《譯拟郵政局寄信條規》，葛顯禮很快以照會回複了薛福成就李圭禀帖的咨詢。薛福成将葛顯禮照會并李圭禀帖呈報兩江總督曾國荃，并由曾國荃上呈總理衙門，從而造成策問各方大員的機會，李鴻章、曾國荃和閩浙總督、浙江巡撫都表示贊同創辦國家郵政的計劃。1895年9月，葛顯禮憑借這些“光緒十年和十一年（1885年、1886年）”的舊文檔說服了張之洞。見1885年7月14日浙海關稅務司葛顯禮呈赫德文第78号，1895年9月10日海關造冊處稅務司葛顯禮呈赫德文第923号，分别見《中國海關與郵政》，第36、69、70頁。
[15].1877年5月11日赫德緻金登幹Z/53号函，《中國海關密檔》，第一卷，第535、536頁。
[16].1877年7月4日、6日金登幹緻赫德電報與A/127号函，分别見《中國海關密檔》，第八卷，第120頁；第一卷，第563頁。另可參見《中國郵票史》，第一卷，第152、153頁。
查本大臣由津回省時曾據貴稅司面稱各節，當因赫德總稅司曾有試辦信局之議，是以未便阻止。[17]
之所以引用李鴻章在1879年年初的函牍，是因為這是今天能夠看到的有關這次遊說的唯一文獻。天津市檔案館藏有一卷厚約3厘米、多達124頁的卷宗原件，是1877年3月至1882年1月間德璀琳有關郵政事務的函牍和備忘錄的存檔抄件，共165件[18]。這卷卷宗是德璀琳1882年在天津的工作告一段落時特意彙集的，是這一時期完整的郵務檔，包括了他給赫德的所有郵務報告，卻唯獨沒有關于這次遊說的蛛絲馬迹。照赫德的規矩，各口稅務司與本地中國官員的所有會談都必須向他彙報。面對這卷檔案，或許可以認為：有關這次與李鴻章這樣重量級官員的訪談，德璀琳根本就沒打算叫赫德知曉。德璀琳在海關郵政突破有限公共郵政瓶頸，開放給中國人的關鍵一招棋上，竟擅自動起了棋子。這次“面稱各節”的晤談從一開始就是一次預謀充分的險詐，是德璀琳鼓動李鴻章趁赫德即将返歐、首尾難顧之際，與他一道把郵政管理權從赫德手中撬過來的雙簧。
1878年初（光緒四年二月間），德璀琳又将各國郵政章程中之能行于中國者拟成條規“呈請赫總司查看”[19]。1878年2月，德璀琳還騎着馬一氣兒從天津跑到北京，拿準了提升津京郵路的分寸。幾番努力加之背靠李鴻章的德璀琳，終于在1878年3月9日得到了赫德授予的郵政試辦權，這一授權為大龍郵票的出世鋪好了産床。
三、圍繞郵票的角逐
在籌辦中國第一套郵票上，德璀琳亦是步步緊逼。中國郵票的“初次印發者”後來被集郵家全部歸于大龍名下，最主要的是一套以龍、塔、象為主圖，帶有“大清郵政局”銘記的設計圖稿和樣票。應該說這套從1875年就開始策劃的郵票原本是計劃發行給國家郵政的[20]。煙台無果後，赫德對國家郵政還抱有希望，按他的心思，中國第一套郵票本該在倫敦印制，以保證充滿吉祥和政治寓意的精美圖案能讨巧于清朝最高統治者。赫德甚至認為沒有郵票就不能提升海關郵政[21]，而德璀琳起初倒是認為不一定一上來就使用郵票，但後來又積極策劃在上海印制郵票。從整個清代郵票發行看，上海造冊處印制的郵票即為“海關郵票”，葛顯禮譏諷這種海關郵票對公衆沒有價值，“因為貼用這種郵票的信件連香港也去不了”[22]。論社會效益，1878年面世的大龍郵票也确實與其銘記上所标榜的“大清郵政局”相去甚遠。
1877年4月到5月間，來到上海的赫德在德璀琳的當面鼓動下，也傾向在上海造冊處印制郵票。而造冊處在德璀琳的授意下已将“各種郵票的底版刻好”[23]。7月，德璀琳又要求造冊處購進10令紙[24]。可是到了10月，在金登幹的攻勢下，赫德又回心轉意想在英國“制作我們的郵票”，并說自己“不想倉促地聽從德璀琳過于樂觀的主張”。[25]
1877年11月下旬，經赫德圈閱的四種郵票圖稿被發往倫敦，分别是“蹲伏的龍、鳳凰、背馱萬年青的大象以及寶塔”[26]。奇怪的是這一舉動的發令者不是赫德，而是德璀琳。坐鎮倫敦的金登幹一接到德璀琳附有郵票訂貨單的公函，就向赫德舉報：“經查閱，您在A/46号函件中曾明示，您一定要首先站穩腳跟，然後再圖推進郵政業務等語。奉此，在接到您準予照辦的指示以前，暫緩定制”[27]。那麼，已經在上海造冊處積極籌印郵票的德璀琳為何會在此時将郵票圖稿與訂貨單發往倫敦呢？而一直期待在倫敦印制郵票的金登幹又為何還是不依不饒？從德璀琳這邊講，固然是緣于這年10月赫德又想在倫敦印制郵票，但這種心思大概也隻有金登幹一個人知道，因為赫德并不想馬上付諸實施。如果排除掉赫德的影響，那麼德璀琳的決然舉動又是何動機？表面上，可以推想是由于金登幹對采購機器、紙張、油墨的阻撓，造冊處一時無法将“鳳凰”這樣精細的圖案印成郵票，留存至今的象圖未采用樣票上的圖文斷線和龍圖最初樣票上的透視走形，也證明了造冊處在郵票制版與印刷上都存在短闆。背地裡，德璀琳在11月下旬的這一舉動會和他在12月中上旬去李鴻章那裡“面稱各節”有關嗎？無論怎樣，德璀琳越急，赫德就越沉穩。1878年2月24日，将要離開中國的赫德緻電金登幹“請推遲發出郵票定單”[28]。倫敦這邊也就此沉寂。赫德也沒有将停發郵票的決定告知德璀琳，他以為郵票的事至少要等他回到中國以後再說了。
[17].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79年1月7日）李鴻章為内地馬撥裁撤及更換信差事劄德璀琳，《津海關秘檔解譯——天津近代曆史記錄》，第10、11頁。
[18].楊新平、劉茜：《一卷中國近代郵政起源檔案》，《中國檔案》，2002年第5期。
[19].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德璀琳禀李鴻章：“查光緒二年，赫總司饬本稅司檢查各國郵政章程中之能行于中國者，訂定規條送呈查閱後，以便在通商口岸由海關與中國官員商開郵政局。是以本年二月将所拟條規呈請赫總司查看後，谕：以此項條規能否通行，頗難預定，可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牛莊、煙台試辦，以觀效驗，俟總稅司回國後再酌定。”引自《津海關秘檔解譯》，第7頁。另，1878年9月30日德璀琳呈赫德第107号文：“本年初期呈送的郵務章程，原是為适應中國的實際情況參照西方國家的郵政規章制定的，現在根據實行中所取得的經驗，已經加以修正，英文本和中文本大約都将在一個月後付印。”《中國海關與郵政》，第10頁。
[20].參見拙文：《〈費拉爾手稿〉中的“1875”——大龍的另一種身世》，《亞洲郵學家》，第一卷。
[21].1877年9月21日赫德日記稱：“德璀琳現在已經同意沒有郵票我們不能開始這個想法了：這正是我最初說的，也是我提的方案——現在他看到我是正确的！！”引自CHINA-TheLargeDragons,p.11.
[22].1884年10月14日，葛顯禮呈赫德文第129号，《中國海關與郵政》，第27頁
[23].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緻造冊處稅務司夏德（F.Hirth）文第11号，《天津郵政史料》，第一輯，第203頁。
[24].1877年7月3日德璀琳緻造冊處稅務司廷得爾（E.C.Taintor）函，《津關檔》，第67頁。
[25].1877年10月25日赫德緻金登幹函，《中國海關密檔》，第一卷，第621頁。1877年11月發往倫敦的四幅圖稿中的“鳳凰”一直未見披露，赫德遺集中流出的這幅圖稿或與之有關。郵票籌印被擱置，很好解釋的是赫德率隊參展巴黎世博會，加之總理衙門準假一年讓他回趟老家，赫德不想在他離開中國期間讓第一套郵票草草登場。然而，深層的境況恐怕是赫德對他手上的郵政權力被觊觎頗為擔憂。一方面，赫德不願駁了李鴻章的面子，因而也就不能不對德璀琳有所讓步；另一方面，赫德又不願看到在他離場之際，德璀琳借力李鴻章弄出什麼太大的動靜，使他的郵政大計被别人牽着鼻子走。
就在赫德為他離開中國安排一幹事宜時，1878年1月4日，金登幹在緻函赫德拒絕執行德璀琳1877年11月23日發出的郵票訂單的同一天，又在給赫德的另一封緻函中告發了德籍稅務司康發達（F.Kleinwachter），說他趁着逗留歐陸之際去訪晤中國駐德公使劉錫鴻，打算留駐柏林“研究德國的郵政體制，以便請求李鴻章讓他任職于郵政機構”[29]。金登幹趕忙提醒劉錫鴻和身處歐陸的海關職員不要幫助康發達，尤其是不要幫助康發達“從事任何設計”[30]。康發達，1863年入中國海關，曾在鎮江稅務司任上參與1866年12月“京滬間經鎮江郵務”作業，看來他對中國郵政的興趣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此外，在德璀琳的調遣下，還有一位名叫馬根的海關職員跑到倫敦整理郵政業務資料[31]。這一出也頗有心計，好像是去摸英國人的軟肋，好使德國人在郵政領域高出英國佬一頭。而赫德早就安插了一位叫做博郞的英國人在防着德國人，他對金登幹說：“我派博郞随同劉（錫鴻）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為了不讓别人占有那個職位，尤其是康發達。警告劉特别不要和康發達接近，他肯定會使劉陷入困境”[32]。當康發達留駐柏林，想通過劉錫鴻直接搭上李鴻章以圖謀中國郵政時，果真就是那位博郞向金登幹報了警。隻是我們無法斷定金登幹防範康發達“從事任何設計”是否牽扯到郵票。如若是，則康發達的設計是為了博得李鴻章的青睐，難道李鴻章在1877年就對郵票有了興趣？不然金登幹為何如臨大敵一般？
[26].1896年2月金登幹緻總稅務司署便函稱：“德璀琳先生在1877年11月23日的公函中，檢附了經總稅務司赫德采納的适用于各種關平銀值的郵票圖樣四種……”引自杜聖餘：《大龍郵票圖稿、試印樣票》，《集郵》1988年第10期。
[27].1878年1月4日金登幹緻赫德A/148函，《中國海關密檔》，第二卷，第4、5頁。
[28].赫緻金電報第71号，《中國海關密檔》，第八卷，第148頁。
綜上所述，再來看看以下三個問題：德璀琳為何要将上海與倫敦輪番推進？金登幹為何一再阻撓？赫德又為何在離華前将籌劃了3年的郵票擱置？如果赫德與德璀琳沒有芥蒂，如果德璀琳沒有自己的算盤，這一切就無法解釋。隻是這一切的一切，都脫不了李鴻章的幹系。把整個線索從後往前捋一下，當大龍郵票發行時因銘記“郵政局”引發總理衙門質詢時，是李鴻章出面以“西國通例”的理由給圓了場[33]。其次，現在可以斷定幕後的李鴻章才是讓大龍郵票在赫德離場之際，帶着“大清郵政局”的胎記來到世上的推手。再往前說，沒有李鴻章的首肯，也很難想象“大清郵政局”這樣的銘記能夠出現在以象、塔、龍為主圖的那套設計圖樣上[34]。這樣聯系起來，不但上述問題迎刃而解，而且1877年3月到5月，德璀琳在上海的一通緊鑼密鼓也都有了緣由。
代表英國在華勢力的赫德與代表德國在華勢力的德璀琳，在插手中國事物的過程中一直明争暗鬥，互相防範。1877年，德璀琳心底升騰的目标應該是叫中國新式郵政掙脫赫德的一手控制，從他個人的軌迹來講，這與葛顯禮和金登幹的刺激恐怕不無關系。擺脫赫德，李鴻章的心願又何嘗不是如此，連在華外國人也瞧出這位“狡猾的中國大臣”還想叫新式郵政徹底擺脫海關[35]。精于算計的赫德于此焉能不查，又豈能不防。德璀琳與赫德在郵票籌印中的角力，不過是英、德在華之争的一出插曲，但這小小的插曲如此富有戲劇性，德璀琳上下其手表演得如此充分，誰又能說不是李鴻章“以夷制夷”的圈套使然。
[29].1878年1月4日金登幹緻赫德A/147函，《中國海關密檔》，第二卷，第3頁。
[30].同前。
[31].同前。
[32].1877年10月25日赫德緻金登幹函，《中國海關密檔》，第一卷，第619頁。
[33].光緒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78年9月21日）《複陳華洋信局》，《李鴻章全集》。
[34].參見拙文《大龍上的“郵政局”》，《集郵博覽》，2011年第1、2期。
[35].1878年10月31日的《北華捷報》轉載了一篇題為《被提議建立的中國郵政局》的文章，文章評論道：“我們可以發現，李鴻章一直頑強地防止赫德将海關向其他部門擴展；……這個狡猾的中國大臣早已看出，大權在握的海關繼續擴充其勢力，将給中國造成的危險。”引自R.W.Pratt,ImperialChina,HistoryofthePostto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