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郵票發行數量與郵政通信、集郵需求相适應
這是一個關于郵票發行數量的原則要求，郵票發行的經濟性特征。這一原則在實踐中的具體要求就是郵票發行數量要适量，要與郵政通信、集郵需要相适應，郵票發行數量過多，郵票使用不了，會造成浪費；郵票發行數量過少，則滿足不了需求，會造成郵票供應緊張，既影響郵政企業的生産，也影響群衆的生活。如果不考慮郵票發行的經濟性要求，那就不需要這個原則，多印就可以了。然而，郵政是企業，在向公衆提供服務的同時也追求經濟利益，郵票發行也應當考慮到郵票發行成本，使郵票發行滿足需要就好，所以在郵票發行中就必須考慮适量問題，力求做到不多不少，剛好夠用。但在郵票發行中，郵票發行數量與郵政通信和集郵之間很難做到一一對應，因此，郵票發行數量與郵政通信、集郵需要相适應，在具體實踐中的要求就是滿足需要，略有剩餘。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年，郵票發行主要是為郵政通信服務的，這時期郵票發行數量主要考慮郵政通信需求的數量，相對單一，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發行部門在走過彎路後才總結出了滿足郵政通信需求發行數量規律與計數方法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最初發行時，由于經驗不足，有時郵票發行較少，滿足不了郵政通信需求，群衆買不到郵票貼信，不僅影響了郵政業務的正常發展，也引起了群衆對郵政的不滿。有時郵票印得太多，超出了郵政通信的實際需要，導緻大量郵票發售不出去，發售不出去的郵票被迫先存放在各地庫房，再彙總，最後統一銷毀，這樣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在郵票發行數量不足與超量兩種情形的教訓中，我國郵票發行工作者總結出了滿足郵政通信需要的郵票發行數量的辦法。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郵票發行工作者認識到：由于郵票發行在前，郵政通信中的郵票貼用在後，郵票發行與郵票貼用并不同步；郵票發行數量一旦确定後，郵政通信對郵票的需求就由郵政業務量決定。郵政業務發展越快，業務量越大，郵政通信對郵票的需求就越大；反之，郵政業務萎縮，業務量縮減，郵政通信對郵票的需求就小；這樣已發行的郵票數量與郵政通信需求數量之間的差與多就由郵票發行後的郵政業務量大小決定了。正是在把握了郵政通信中郵票計劃發行數量與郵票貼用前後時差，因郵政業務量的變化而引起郵政通信對郵票需求數量的變化。負責郵票發行的工作者找到了很好的應對之策：當年應發行的郵票數量與上年的郵政業務量為基準，并預計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可能給郵政發展帶來的變化，郵票發行數量在上年業務量的基礎上維持一定比例的增減；新郵發行數量與以往郵票發行數量餘額以滿足若幹時長（一般為3個月）全國郵政通信用郵需要，若餘額過多，則随後新郵發行适量調減發行量；若餘額過少，則随後新郵發行适量調增發行量，即通過郵票存量和新郵發行的相互調節來滿足郵政通信對郵票的需要。
20世紀50年代中期，随着中國集郵公司的成立，以及集郵出版社的成立、《集郵》雜志的創刊，集郵文化蓬勃地發展起來，集郵也逐漸成為我國郵政的一項重要業務，因而滿足集郵活動的需要也成為郵票發行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集郵用郵票與郵政通信用郵票在性質上是有所不同的，前者郵票的商品屬性明顯，後者則就是郵資憑證。所以，作為商品屬性的郵票其發行就是買賣行為，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與集郵為依托，以郵票為交易對象的集郵市場。集郵市場是一個複雜的市場，首先從參與主體來看有：郵票的首先提供者郵票發行企業，及集郵愛好者、集郵中間商、擁有郵票的郵政潛在用戶（即其買郵票原本是用于郵政通信，但因種種原因最後沒有用于郵政通信）。其次由于郵票進入市場的層級關系，集郵市場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由于郵票壟斷于郵政企業手中，因此，當郵票以面值售價從郵政企業手中走向市場的時候，完成了郵票的第一次流轉，是郵票發行企業與集郵愛好者、集郵中介商、郵政潛在用戶圍繞着新郵票的發行而形成的市場；第二是除郵票發行企業之外的市場參與者圍繞郵票而進行的第二次或多次交易所形成的市場。
郵票發行滿足集郵的需要，講的是郵票發行滿足第一個市場層次的需要。由于郵票發行企業不參與第二層級的集郵市場，因此郵票發行企業自然不能介入第二層次的市場，但第二層次市場的有關市場信息可以為郵票發行提供有益的參考。居于集郵市場這樣的格局，滿足集郵市場需要的郵票發行就是滿足第一層次市場的需求，同時為第二層次的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創造條件。因此，滿足集郵需要的郵票發行就是滿足集郵者、集郵中介商、潛在的郵政用戶的郵票需要，集郵用郵票數量需求考量比郵政通信用郵票數量需求考量要複雜得多。首先，潛在郵政用戶對郵票的需要在好的集郵市場行情下，郵政通信郵票很可能流入集郵市場，而在行情不好或行情低迷的情況下，集郵用郵票有可能退出集郵市場而流向郵政通信領域。事實上，上述的兩種行為都可能存在，郵票的流向在因集郵的緣故基礎上呈現出一種雙向的流動。
而這種流動郵票發行企業在郵票發行前或發行時是不可能清楚的，所以郵票發行企業在面對這一問題時應當牢牢把握的就是以滿足郵政通信為主，在滿足郵政通信的基礎上再考慮集郵的需要。這并不是說具體發行某套郵票時先考慮郵政通信需要，然後再考慮集郵的需要，而是在綜合考慮郵政通信需求的前提下，考慮集郵的需要。如在我國，經過多年的摸索，我國郵票發行基本上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通信用郵票主要是普通郵票，而集郵用郵票基本上是紀特郵票，當然普通郵票也可以用于集郵，紀特郵票也可以用于郵政通信。這樣确定集郵需要發行的郵票數量就相對容易一些了，但即使這樣，要确定一個相對準确的集郵所需郵票發行數量，困難還是很大。
這種困難在郵票發行中主要表現為：要麼郵票發行數量超出集郵市場的需要，郵票本身具有的價值在集郵市場得不到相應的體現，從而引起集郵者的不滿；另一種情形是郵票發行數量滿足不了集郵市場的需要，導緻郵票價格過快上漲，集郵者買不到相關的郵票，同樣招緻人們的不滿。這兩種情況都容易引發集郵愛好者、集郵中介商對郵票發行企業的不滿。所以根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國郵票發行企業為滿足集郵市場對郵票發行數量的需要摸索出了一些發行方法：首先參考上年度集郵市場對郵票的需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公衆收入水平，拟定當年的集郵需要的大概數量；其次根據拟發行的郵票題材、郵票主圖内容、郵票成品可能的藝術水準，估計該郵票可能受歡迎的程度，拟定郵票的發行數量以适應集郵市場的需要，進行郵票發行預先介紹，而不進行相關的市場宣傳和市場推介。
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以貼用郵票作為郵資支付方式的郵政通信逐漸萎縮，至今，貼用郵票在郵政通信中成了稀罕事。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郵票發行數量主要考慮的就是集郵市場的需要了，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下，郵票在集郵市場與不确定的郵政通信需求之間的流動就基本停止了，這時郵票發行數量也就可以做到更精确些，以基本滿足、略顯不足、切忌多發、更忌超發為此時郵票發行基本工作方法，隻有這樣，才能維護集郵市場的平穩發展，維持郵票逐漸退出郵政通信領域的發行需要。
二、郵票發行面值與郵政基本資費标準、社會公衆可預期的支付水平相适應
這是從郵票的資費标準談郵票發行應遵循的原則。由于郵票的發行要滿足兩個需要，一個是郵政通信的需要，一個是集郵市場的需要，那麼在郵票發行應遵循的資費原則也要反應和體現這兩個方面的需要。
首先從郵政通信需求看，郵政通信有不同的業務，不同的業務有不同的資費标準，郵票發行應當适應這種需要，發行标準資費郵票，例如，從1950年7月1日起到1955年币制改革前，普通信函的外埠資費标準是800元，本埠是400元；明信片（單）外埠為400元，本埠為200元；明信片（雙）外埠為800元，本埠為400元等。普通信函、明信片這些業務在郵政業務總量中所占比重較大，因此，這些業務資費就成為郵政通信中主要的業務資費。而一般民衆很少使用的郵政業務如新聞紙、貿易契、商務傳單、貨樣等業務，其資費也要有相應的标準，如在新聞紙類業務中，第一類普通新聞紙資費标準是本埠50元，國内互寄100元，第二類立劵新聞紙的資費标準是本埠80元，國内互寄160元；貿易契本埠200元，國内互寄400元；商務傳單國内互寄800元。其他業務資費标準有100元、120元、160元、240元、300元、600元，還有特種資費1200元、1600元等。
有多少種資費标準就應當有相應的面值種類的郵票，以滿足郵政通信對郵票貼用的需要，但是，發行與資費種類相适應的面值種類的郵票，并不意味着各種面值種類的郵票發行數量一緻或發行面額總值相等，而應當根據不同種類的郵政業務量的大小和業務量的群衆基礎大小來考慮相應的郵票發行數量。業務量大的，郵票發行數量就應當多些；業務量小的，郵票發行數量就應當小些，這樣，在這一時期郵票發行面值就應當主要是800元、400元，這樣郵票發行就能滿足大部分郵政業務的需要，而對于其他資費标準的郵票也一般要求有。從這一階段發行的郵票看，面值以400元、800元的居多，普1天安門圖第一版普通郵票有一枚800元面值的，普3天安門圖第三版普通郵票其中兩枚分别是400元、800元，普4天安門圖第四版普通郵票有一枚800元面值，普7天安門圖第六版普通郵票有400元、800元面值郵票。至于此階段發行的紀念郵票、特種郵票，大多數以400元、800元為面值，對于普通人不常用的業務資費标準其相應面值的郵票也有，如200元、300元、500元、1000元面值的郵票在普1天安門圖第一版普通郵票中都有，普6不同圖案普通郵票則有50元、200元、250元、1600元等面值的郵票，紀念郵票、特種郵票也有上述面值的郵票，但總體上所占發行量的比例較小。後來，币制改革，基本資費很長一段時間都是8分錢，那麼郵票在同樣的時間裡也維持8分錢的面值。到20世紀90年代，基本郵資調整到20分時，則郵票面值為20分，後來都是這樣，遵循的就是郵票面值與郵政資費标準相适應。這樣就可以做到一信一票，實現郵票使用方便的内在價值要求，如果不這樣，那麼人們在郵政通信上使用郵票時就将産生拼貼的現象，這既是對郵票資源的浪費，也從根本上否定了郵票使用的内在價值要求。
至于郵票發行面值與社會成員預期可支付的水平相适應，說的是郵票發行面值與集郵市場需求相适應的問題。這個問題分兩個層次，首先集郵用郵票不進入郵政通信領域，所以郵票面值可以不受郵政通信需要的限制，如發行的小型張、小全張等，這些郵票完全是為了滿足集郵市場的需要，面值也不一，人們也很少看到在郵政通信中這些郵票貼用的蹤影，所以，集郵用郵票的面值确定可以有随意性，否則，人們無法解釋1元、2元、3元、5元、8元、甚至50元面值的郵票。這時郵票發行在面值上雖然表現為可以“任性”，但也隻能是适當的，要與人們可預知的相适應，一旦這種“任性”超出了一般社會公衆認可的程度，就會導緻人們的反感與不滿。如以往是3元、5元、10元、12元，這些面值都在社會公衆的預期範圍内。有一年因遇一件政治大事，發行了一套超高面值50元的郵票，相當于舊币500000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行的面值最大的郵票，其發行之後就受到社會的诟病。兩年後，類似的重大政治事件再次出現，郵票發行企業左右為難，最後隻得從同等事件同等級别對待的原則出發，低調地發行了同樣高面值的郵票。此後便再也沒有發行類似高面值郵票了，這就從反面說明，郵票發行面值要與人們可預期的面值水平相适應。其次，從全年郵票發行面值上看，也應該與人們可預期的水平相一緻，這個可預期的有效參照就是上年或上幾年的郵票發行面值總水平，例如說2016年全年郵票發行的總面值是150元，2017年是160元，那麼2018年就應當維持在200元以内的水平，再多了就不好。因為集郵是一項長期的文化活動，在這個長期的過程中，人們心裡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固定的心裡定式：我在集郵上每年發行的郵票這一項上的花費，每年大概就這麼多，心裡已經有預期，但稍多點或少點都沒關系。一旦郵票發行總面值超過一定的水平，就超出了人們的心裡預期，人們就會有意見，有怨氣等。這既影響社會公衆的情緒，也影響郵票發行企業的聲譽，甚至直接導緻企業損失。
所以說在郵票發行中，郵票面值既要滿足郵政通信的需要，又要适應集郵市場的需要，要适應這兩個需要，就應當堅持郵票發行面值與郵政基本資費标準、人們預計的可支付水平相适應。
三、郵票發行與本國傳統文化相适應
郵票發行的這一原則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傳統原則，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有各自的文化傳統，有本國、本地區的文化習俗。承襲這些文化傳統、遵從這些文化習俗，是該國或該地區郵票發行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因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郵票發行，其面對的發售對象主要是本國、本地區的民衆，所以，其發行的郵票應當滿足本國、本地區民衆的傳統、習俗，符合民衆的心裡需求，隻有這樣，發行的郵票才能得到更多民衆的認同與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在長期的郵票發行實踐中，在堅持郵票發行與本國文化傳統相适應這一原則中，形成了一些更具體的原則。
“紀生不紀死”，這是中國郵政對有關曆史人物題材郵票發行所遵循的一個原則，這是在總結我國郵票發行曆史經驗并結合我國傳統文化中“樂生傷逝”“慶生哀死”的特點後總結出的在發行曆史人物題材郵票時應遵循的原則。所以在中國郵政已發行的曆史人物題材郵票中，人們見到的郵票名稱多是紀念某某誕辰九十周年、一百周年等，較少出現紀念某某逝世九十周年、一百周年等，而且紀念日的選定是故人的生辰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發行史中，發行過很多這樣的郵票。
節慶、重大活動等題材郵票刷色多為紅色。我國傳統中紅色表示喜慶、吉祥、熱烈、奔放，那麼在發行重大節日、重大活動、重要會議等類似題材郵票的時候，在郵票主圖的着色上就宜多選用紅色，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年紀念、中國共産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等郵票。
堅持正面宣傳。在我國傳統中還有多看長處、少說短處，多說優點、少談缺點，堅持從正面看待的觀念，這些傳統做法表現在郵票發行中就是多宣傳成績、成果，不去揭短、暴露缺點不足，更不去揭露社會中存在的陰暗面。表現在郵票發行中就是不宣傳具體計劃，而注重宣傳結果，并且這個發行具體原則也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發行的教訓總結而得出的基本經驗。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并且國家提出了當年煉鋼的計劃要達到1080萬噸，全國上下都在宣傳為實現這一偉大計劃而努力奮鬥的光榮事迹。郵票發行部門決定發行郵票，郵票名稱為紀58《一九五八年鋼鐵生産大躍進》，第一圖全民煉鋼有“1070萬噸鋼”字樣，第三圖慶祝完成有“1108萬噸鋼”字樣，這兩個數字都是當年浮誇風的結果。這套郵票的發行給郵票發行管理工作者很大教訓，此後，像這樣具體的計劃就再也沒有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上。
設計者簽名、印章等不上郵票。在我國，書畫家在完成作品後，一般還要在作品上簽上名字并加钤印章，以表明該作品為其所作，這個簽名和印章也因此構成作品本身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我國書畫界代代相傳的傳統。但是在我國傳統文化裡，在公共領域中公權大于私權，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所以在請求名家設計郵票的時候，他們的名字、印章是不能出現在郵票上的。現在，這個問題好理解，因為有著作權相關法律和規定，其對各種作品及其權利歸屬都有明确清晰的法律界定，因而不容易引起争執。可是在沒有著作權相關法律和規定的年代，對各種作品的權利歸屬都沒有界定，但郵票發行企業堅持的名家在設計郵票時其名字、印章不能出現在郵票上無疑是堅持我國傳統的公大于私、不能借公宣傳私的傳統的堅持和運用。至于一些郵票中有相關名家的印章、簽名，這是由于該郵票選用的是已經完成的作品，印章、簽名構成該作品的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郵票屬這種類型。
還有一些民族有其特殊的民族習俗，在郵票發行中也應當特别注意，對于某一民族所喜愛的風俗習慣、傳統應當堅持，而對于某一民族的禁忌，在郵票發行時則要堅決避免有類似内容的郵票在該民族聚集區出現。
此外，郵票具有宣傳品的屬性，具有宣傳的功能，因此在郵票發行時應堅持與現實宣傳需求相适應。同樣，郵票也是郵政領域的一項劃時代的重大發明，郵票發行與郵票的科學性、技術性相适應等。
總之，郵票發行原則是對郵票發行實踐的歸納和總結，它來源于郵票發行工作的具體實踐，又對郵票發行實踐工作具有指導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發行實踐也表明，什麼時候嚴格遵循郵票發行基本原則，郵票發行工作就能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和贊譽，什麼時候沒有很好地遵循這些原則，甚至違背其中的一項原則，都會給郵票發行工作造成不好的社會影響，甚至直接影響郵政企業的利益。
（責編：焦冰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