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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蘇洵的“老泉”之号

時間:2024-11-08 01:31:32

近些年來,有多位學者為文,辨析蘇洵是否“号老泉”,或者辨析“老泉”之号屬蘇洵還是蘇轼。檢索一下電子期刊網,可以發現近數十年來,這方面的文章發表了不下十篇,其中周本淳的《蘇老泉就是蘇東坡》(《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一文雖然很短,但應是新時期以來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文章。曾棗莊的《老泉非蘇洵考》(《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6期。又據曾棗莊等《嘉祐集箋注》第548頁引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七,此說最早應出于平氏)較周文提出更多論據。這期間,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類似文章還有多篇,較晚近一些發表的則有王琳祥的《“老泉山人”是蘇轼而非蘇洵》(《黃岡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1期)一文,此文後被《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2007年第1期轉載,因此影響比較大,王文也較此前文章提出了更多的論據并作出分析。盡管這些文章長短、分量不一,但所用證據和得出的結論基本相同,那就是:“老泉”非蘇洵之号,“老泉山人”乃蘇轼晚年所用之号,父子兩人不可能同号。據我考察,近年來還沒有人提出過相反的意見。

因王琳祥的論文闡述較詳,本文即對其《“老泉山人”是蘇轼而非蘇洵》一文提出的論據和觀點作出辨析,分為以下三點:

其一,王文提出的“根據目前所發現的資料,最早将蘇洵當作‘老泉’的是南宋人郎煜”,以及“蘇洵死後,歐陽修、張方平、曾鞏、司馬光、韓琦、王珪、姚癖、劉攽、張商英等百馀人作文哀悼,沒有一人稱蘇洵為‘老泉’,而大多數人稱其為‘老蘇’”。按,北宋人稱呼蘇洵為“老泉”者确實少有(其中原因後文将作出推斷),但絕非到了南宋才有,最直接的論據是收入《全宋文》第75冊第39頁的蒲宗孟《祭老泉先生文》一文(《全宋文》注明之原始出處為:《老蘇事實》,宋刻本;又見《嘉祐集》附錄上,《宋代蜀文輯存》卷一九)蒲宗孟是四川人,其生卒年皆在北宋時期。他與蘇轼有交往,《宋史》本傳謂:“嘗以書抵蘇轼雲:‘晚年學道有所得。’轼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其所作《祭文》謂:“先生初時,未學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閉戶讀書,不知其它。……然後知蜀之褒、雄、相如者為不足貴,而千古之下,自劍以南,獨有先生焉。”這裡的“老泉先生”顯然指蘇洵而非蘇轼。

其二,王文謂:“蘇轼于元豐三年在黃州作《祭老泉焚黃文》,如果‘老泉’是他父親的别号,此文則可理解成為《祭蘇洵焚黃文》,在古代回避先人名諱是一般常識的情況下,蘇轼敢這樣作嗎?此處‘老泉’顯然是地名。(焚黃文,即祭告祝文,以黃紙書寫,祭畢即焚之。)”按,蘇轼元豐三年所作《祭老泉焚黃文》本來是蘇洵有“老泉”之号的最直接證據,南宋以來人謂蘇洵号“老泉”,應直接來自蘇轼此文。但王文等對蘇轼此文皆作出不可能“号老泉”的結論,很奇怪。蘇轼文中明明說“我先君中允贈太常博士累贈都官員外郎。轼、轍當奔走兆域,以緻天子之命。王事有程,不敢言私。謹遣人赍告黃二軸,集中外親,擇日焚納,西望隕涕之至。”這篇文章是祭祀其父蘇洵的,毫無疑問。因為當時蘇轼和蘇轍兩人皆因“公務在身”——實則是被貶谪,無法親往祭祀,故寫此“黃文”,請人擇日焚燒,以遙祭蘇洵。這裡的“老泉”可以是地名,即王文一開始所引梅堯臣《題老人泉寄蘇明允》所謂“老人泉”或“老翁井”,但何以不能因此成為其号呢?古代很多人的号皆來自地名,蘇轼之“東坡”不也源于地名嗎?至于王文所說的避諱一說,亦屬對古人名、字、号關系的不理解。古代避名諱,但字号是可以不避的,否則子孫何以稱呼其父祖?章學誠《文史通義·繁稱》謂宋代“盡人而有号,一号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于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号,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号,于是卑行之于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為觸犯,豈不谄且渎乎?”(葉瑛《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2014,365頁)可知宋人避諱确很嚴格,乃至名、字皆諱,唯号是不諱的。故誠如王文所言,蘇轼文題确實不會寫成《祭蘇洵焚黃文》,但《祭老泉焚黃文》卻是完全可以的。又,“祭老泉”三字聯用,若“老泉”僅為地名,能講得通嗎?至于王文等提出:蘇轼曾得鐘山名僧泉公一信。他在寄詩為謝時說:“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如果蘇洵号“老泉”,蘇轼避諱唯恐不及,他怎麼敢在僧人泉公之前作詩直呼“老泉”呢?是同樣的道理,可不必再辨。

其三,王文等皆引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中的一段話:“蘇子瞻谪黃州,号‘東坡居士’,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雲。”認為這條材料“彌足珍貴”,即因為距蘇轼年代不遠的葉夢得指出“老泉山人”為蘇轼晚年之号,應是确切的,而“父子兩人不可能同号”,故證得“老泉”為蘇轼之号。按,這種觀點初看似有道理,但深入推究,則知此說乃僅據一般常識而言,不明蘇氏父子間之特殊心态。何以言之?幸好蘇轼之弟蘇轍晚年留下一篇《蔔居賦·并引》(曾棗莊等點校《栾城集》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23頁),其中寫道:“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即是說:蘇洵當年曾有遺言,父子三人的終極歸宿皆為“老泉”,雖然蘇轍晚年隻能“西望吾鄉,山谷重阻”,而無法真正回歸故鄉,但内心已與故去的父兄同在。顯然,蘇洵是到了晚年才“号老泉”,這是具有人生終極意義的一個号,而非一般之名号,平生未曾使用過也是很自然的;蘇轼也是“晚年号老泉山人”,應該正是實踐“父子相從,歸安老泉”的“先君遺言”。因此蘇轼“晚号老泉山人”與蘇洵曾号“老泉”并不矛盾。蘇氏父子三人皆在其晚年心念“老泉”,正寓含《蔔居賦》中所言“汝不忘我,我不忘先”之意。蘇轍《次韻子瞻寄賀生日》詩中雲:“歸心天若許,定蔔老泉室。”《祭子瞻文》“老泉之山,歸骨其傍”等,皆是此意,與所謂“避諱”毫無關系。而蘇洵、蘇轼之号“老泉”皆在晚年,故蘇洵之号當時可能不為一般人所知,或許隻有同為川人又曾在川地為官的蒲宗孟得知其詳,故唯其祭文标“老泉”之号,也是可以獲得解釋的。

綜上所述,我以為,就目前所見文獻考訂,可以确認:蘇洵、蘇轼晚年皆曾号“老泉”,但并非一般的名号,而具有父子相約、“歸骨其傍”的終極信仰意義。南宋以來,因蘇轼“東坡”之号已盛行,故當時人皆以“老泉”為蘇洵之号,以示區别,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據的。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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