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談話錄》提到：歌德在看過法譯本《好逑傳》之後曾對秘書艾克曼談及他的感想：“……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隻是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沒有飛騰動蕩的詩興和強烈的情欲。……又說有一對鐘情的男女在長期相識中很貞潔自持，有一次他倆不得不同在一間房裡過夜，就談了一夜的話，誰也不惹誰。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歌德在這裡提到的應該就是水冰心與鐵中玉同處一室而能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故事，類似的情節在《劉方三義傳》《金雲翹傳》《紅樓夢》等書中都可以看到，隻不過作者的手段有高下之别，給人的觀感也各不一樣，除《紅樓夢》之外，其他小說的此類情節都讓人覺得有些不真實，道學氣撲鼻。這自然不是說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這樣的故事是不真實、也是不存在的，而是說表現方式起着關鍵性的作用。如果表達得恰當，完全不真實的事情也會變得真實起來，如果表達得不得當，則原本完全符合生活真實的内容也會變得很虛假。但在小說經過法文轉譯、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語境之後，歌德已經完全感覺不到這裡邊的不真實性，因此給予了真誠的贊美。此外，歌德如果同時也能看到《肉蒲團》《金瓶梅》這些小說，他的感受又将會是怎樣的呢？這其實也給研究中國小說的學者一個警醒：不要根據有限的資料做出過于宏大的結論。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則是：這種看上去有些假道學的故事情節，在中國學者這裡向來都是要遭到批評的，往往會被當做反面的例子來加以分析。歌德的這一段話也給我們一個啟發：如果換一個角度去看，這種情節是不是也具有其正面的意義呢？說不定歌德所看到的，恰恰也是古代的作家所熱切希望傳達給讀者大衆的最重要的思想意圖呢！明清時代的豔情小說，讓我們看到古代中國人放縱情欲的一面，但與此同時，也有很多的聲音提醒人們在情欲方面要“保持嚴格的節制”，這兩種思想其實大多數時候都是并存于同一時空之中的。我們難道應該厚此而薄彼嗎？還有，歌德在這裡所提到的道德的問題更為複雜，我們似乎很難去處理這一類小說主題，但這恰恰也是古代小說孜孜不倦要加以表現的主題，我們反而較少去觸及。
（二）
遇到西門慶是潘金蓮人生的重大轉折。王招宣、張大戶、武大郎、武松這些人的出現都沒有使潘金蓮的人性泯滅，但西門慶的出現則讓潘金蓮的最後一點良心也完全喪失了。他們之間的偷情強烈地激發起潘金蓮身上壓抑的性本能，使之瘋狂地爆發出來，從而淹沒吞噬了她的良知。對原始的本能快感的沉溺導緻人的道德感徹底失去的例子，在古代小說中所在多有，比如《歡喜冤家》《警世通言》《肉蒲團》中便都包含了這一類故事。
一無所有的潘金蓮進入西門家中之後，就被卷入了妻妾争風吃醋的漩渦。潘金蓮出身貧寒，除了自己的姿色，别無長物，而李瓶兒、孟玉樓則有财有色，性格溫順，有足以與她争寵的實力，自然成為潘金蓮嫉恨的對象，但孟玉樓生性與世無争、寬容大度，對潘金蓮沒有造成太大威脅，潘金蓮很快跟她達成了妥協，甚至結成盟友，從此專心對付頗受西門慶寵愛的李瓶兒。她完全不露痕迹地安排好圈套，害死了李瓶兒的兒子官哥兒，不久李瓶兒也因喪子而死去。但此時的西門慶已經把更多的興趣轉向那些“野草閑花臭姻緣”，家中妻妾并不能引起他太多的興趣，但越是如此，潘金蓮就越表現出要證明西門慶對自己尚有馀寵的姿态，她更加頻繁地要求西門慶與自己交歡，直至将後者送上黃泉路。
潘金蓮的生活中除了食色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内容，她隻能不斷地通過色欲的滿足來獲得自己的存在感：一方面證明自己作為一個女人、一個妻妾的性魅力，另一方面則要證明她作為女人而活着的人生意義。隻有這兩個方面的滿足才能讓她感到自己生存的價值所在。這一點，正跟守财奴把攫取金錢視為人生的全部要義，而有其他各種嗜好的人則把其所喜歡之物視如性命一般。隻不過貪财好物之徒不會傷及自己與他人的性命，但極度的縱欲者則大多會害人害己，因此其行為被社會視為非道德，遭到世人的責難。
古人雲：賭近盜，奸近殺。這說明在人類的本能情欲中天然地隐藏着暴力的種子，欲望的過度壓制與過度放縱都會導緻某種暴力傾向的出現。潘金蓮身上同時表現出了這兩個原因所導緻的相應結果：在過度壓抑之後的爆發導緻了武大的喪命，而在過度放縱之後的爆發則導緻了西門慶與她自己的喪命。
在潘金蓮的人生中，沒有出現任何可以抵消這種暴力傾向的因素，沒有親情、愛情與友誼等正面情感對負面情緒的調節與抵消，于是隻能放任帶有強烈利己色彩的情欲至上主義肆意泛濫了。這一人物可以讓我們來研究人的心理與情感在一定背景之下的變化軌迹。從這一角度來看，潘金蓮這一形象中确實具備很深的心理深度，經得起反複分析，更可以成為心理分析的典型實例。
《金瓶梅》第四十四回（三）
西門慶這一人物在社會政治、經濟關系中的典型意義，吳組缃先生在其《論〈金瓶梅〉》一文中論之甚明，但對于其在心理層面上的意義則沒有給出任何說明。
曾有學者指出，蘭陵笑笑生對于色情描寫的熱衷表現出他對這一種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欣賞态度，這種說法其實隻看到了表面現象。我相信，作者在這一方面其實貫穿着一個很重要的意圖，那就是要真實地展現出縱欲會逐步緻人毀性傷命的可怕性質。正如書中所引的一首詩所說的：二八女子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西門慶二十九年的人生曆程正好是為此詩所作的一個強有力的注腳。縱欲亡身的結局不會很快到來，但會在不知不覺中悄然來臨。在西門慶走向生命終點的最後三回中，我們會感到字裡行間開始透露出陰森衰殺之氣。當我們看到西門慶即将血盡髓枯之際，仍然繼續麻木不仁地跟那些女人們鏖戰于床笫之間時，總會感到脊背上嗖嗖地直冒冷氣，不知不覺之間，這一樁人類的行樂之舉變得面目可怖起來。至此，我們終于理解了作者的真正用意。
在日本，有一個電視娛樂節目是比賽飯量的，讓一些胃口巨大的男女在電視上表演他們驚人的飯量：他們必須在攝像機前盡快地吃完數十盤快餐，速度最快者成為赢家，被封為大胃女神或者大胃男神。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節目時，因為好奇，堅持看了十多分鐘，當看到其中最快的一個人吃到第十盤快餐的時候，臉上已經露出痛苦的表情，我立即想到了他的胃，頓時感到一陣強烈的嘔吐感湧上喉嚨，從此以後我隻要一想到這個節目就立刻産生心理上的反感。《金瓶梅》對西門慶在色欲上的無休無止的征逐所作的描寫所要達到的效果，也正與此相似。
（四）
一般而言，如果缺乏強有力的道德約束，或者缺乏正常的人的情感，男性的權勢越大，财富越雄厚，其在性方面的欲望便會愈發膨脹。波蘭導演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白》講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波蘭男子卡羅爾跟着他的法國籍妻子多明尼戈偷渡到了法國，結果過得窮困潦倒，以至于過度自卑，喪失了性能力。妻子也因此離他而去。他回到波蘭，重振旗鼓，成了闊佬之後，給多明尼戈撥去一個電話，讓她在聽筒中聽到他跟别的女人翻雲覆雨，證明他已經恢複了性能力。西門慶在情場上的征逐鏖戰正是伴随着他在權勢與财富上的日漸上升而愈演愈烈的。當他意識到通過錢财可以滿足他的情欲、博取女人的歡心時，他便不會再去投入任何感情的資本。而且他愈是縱欲，對那些被他勾搭上的女人便越是薄情，正所謂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也。
因此，西門慶這個人物最可怕之處在于他基本上是一個沒有真正情感、也沒有靈魂的變化無常的人物，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實用主義、市儈主義與利己主義者，堅定地信仰金錢的力量，甚至在跟自己的妻妾交歡時，他也會習慣性地運用生意場上的邏輯去加固彼此之間的聯系。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被金錢與物質完全異化之後的冷酷無情的性格，看到了被異化之後的人會如何淪落到遠遠不如動物的可怕狀态。因為動物被異化之後隻會更加接近人類，如果不被人類徹底馴化的話，也仍然會表現出動物界自己的情感與道德邏輯。但西門慶這一性格則讓我們看到被徹底異化的人類會如何地變得連動物都不如，會漠視自己的同類，甚至漠視自己親人的痛苦與尊嚴，這讓我想起瑞士戲劇家迪倫馬特的《老婦還鄉》中的那位貴婦人，她的四肢直至靈魂都是由各種鋼鐵之物拼湊而成，變成了沒有絲毫人性的冷酷無情的人。西門慶還很像巴爾紮克筆下的老葛朗台，至少在冷酷這一點上他們很接近。
我們甚至會疑惑：西門慶這樣的人也會有天真無邪的童年與意氣風發的少年時代嗎？他變成這樣一個人到底走過了怎樣的一段人生軌迹？在《金瓶梅》中，他出場時就已經是一個在清河縣中人人畏懼的暴發戶、訟棍與浪蕩子，對他此前的生活經曆，小說幾乎沒有什麼具體的描寫。但或許，從他此後的生活經曆中我們也能逆推出他此前的那一段人生的大緻内容。我們可以想象他是在金錢的力量開始嶄露頭角的時代的産兒。在那個時代，正在迅速崛起的商人階層為了保證自己的商業活動與錢财的安全，不得不以大量的金錢鋪路，全力向官場靠攏，以尋求權勢的庇護，這正是西門慶與蔡太師之間的錢權交易所代表的社會關系的本質。而封建王朝的士大夫群體原本自唐宋以降都還是具有政治理想與人格操守的，但到明朝中葉商品經濟開始發達的時代，在金錢的腐蝕下，士大夫階層的一部分人開始逐漸喪失做人的道德操守與政治理想，變成了吳組缃先生所說的那種唯利是圖的“市儈”式的官僚。而當時的政治體制顯然也無法阻擋這一堕落的趨勢，甚至反而強化了這一趨勢。《金瓶梅》的作者看到了這一趨勢，而且也看到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與佛教的教化手段對此都已經失去了任何約束力，小說中頗有意味地寫到過一個被西門慶賄賂拉攏的蔡京義子蔡狀元的虛僞醜惡嘴臉。明代的狀元可都是把作為儒家經典的《四書》讀得滾瓜爛熟、在科舉考試中勝出的孔孟之徒，何況還是狀元呢！但也不過如此，寫此一人，即罵盡諸色，是自不待言的。
作者的解決之道是勉強祭出了佛教的因果報應這個法寶，後來的《醒世姻緣傳》則變本加厲，更是把這一法寶運用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偉大的蒲松齡和曹雪芹其實也是有些相信這一法寶的效力的。我感到，隻有在無計可施的時代，人們才會轉而強調“舉頭三尺有神明，湛湛青天不可欺”“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之類的神秘主義的倫理觀對世人的約束力。《醒世姻緣傳》最極端的做法乃是安排了一場浩大的洪水（頗有點洪水神話的意味），讓這場大洪水洗滌了明水鎮的一切罪惡，消滅所有的惡人，隻留下那些善類，讓他們重新建立起淳樸清明的美好社會秩序。從這些小說的描寫中，我們确實感到明代中晚期的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嚴重的道德與精神危機，而其根源則在于社會經濟狀況的新變化以及政治制度對之缺乏強有力的引導與約束所緻，這一局面進而逐步激發出人性之惡，導緻世風的堕落與人性的淪喪，從而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影響人們的思想、性格與價值觀念，甚至影響到人們的情感生活與兩性關系的具體表現形式。這麼說，并不是要把曆史的責任推到明代的官僚或商人頭上，而是要說明一點：社會道德水準的改善不是光靠宗教或儒學的教化就能夠奏效的，也不是靠文人們寫幾部小說進行批判、揭露與呐喊所能奏效的，而是要靠建立能夠有效抑制人性之惡的政治、經濟機制來進行防範。我相信，從根本上來說，人性是無所謂善惡的，生物遺傳的因素對于人性之善惡固然會起一些作用（但遺傳的内容仍然來自以前社會文化的積澱），但更多地還是社會的氛圍在起無聲的教化之力。對于這一道理，《西遊記》其實已經十分明确地說過了：“光明一顆摩尼珠，劍戟刀槍傷不着。也能善，也能惡，眼前善惡憑他作。善時成佛與成仙，惡處披毛并帶角。”（第七回）這是如來佛祖要讓觀音菩薩前往長安尋找取經人以教化東土人民的主要原因，作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佛教身上，顯然也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不會真正有多大效果的。
中國古代文人總是希望通過各種形式的道德教化來改善世道人心，這自然是至可寶貴的社會責任感，那些通過小說創作加入這一行列的文人自然也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他們的行為也正繼承了我們古老的“文以載道”的傳統，或許也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無奈與悲哀。即使在今天，我們對文學的功能已經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之後，也不能粗暴地否定他們的這一追求。因為誰又能說，文學就不能去行使道德教化的功能呢？
（五）
潘金蓮與林黛玉，一個是市井凡人、紅塵欲女，物質欲望十分強烈，一個是大家閨秀、世外仙姝，不食人間煙火，似乎是完全不搭界的兩類女性，然而讀《金瓶梅》，卻時時從潘金蓮身上，尤其是從她的口齒言談中看到林妹妹的影子在晃動。最明顯的就是潘金蓮善于見景生情、語帶雙關地諷刺别人這一點，簡直就是林妹妹同類性格的另一個活生生的标本。比如第三十五回寫吳月娘請潘金蓮、李瓶兒、孟玉樓等人吃螃蟹，月娘吩咐小玉去取葡萄酒來吃。這時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才好。”又道：“隻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金蓮這話就是臨時見景生情，巧妙諷刺前一回裡寫到的書童兒買了金華酒和燒鴨兒請李瓶兒吃，求李瓶兒在西門慶面前為幾個無賴惡棍求情的事。這種描寫即酷似林黛玉以同樣手法諷刺寶玉的那些著名段落。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的口齒言談、伶牙俐齒方面，應該是借鑒了潘金蓮這個小說人物的某些特點的。這讓我們看到，小說史上的前後影響存在于各種無微不至的細膩層面之上。當後世的作家要塑造類似的人物性格時，會很自覺地從已有的小說人物形象上去汲取成功的經驗。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潘金蓮這個人物确實是塑造得十分成功的，幾乎可以跟生活中真實的人物相提并論了。這麼說，并不是要否認曹雪芹塑造林黛玉應該是有更多的現實生活作為其依據這一可能性。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金瓶梅》第三十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