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很典型的故事，對于李斯和李密來說，因一封上書而改變命運都是人生的幸事。但因為上書而丢官的大有人在，其中就有唐代的韓愈。韓愈一生有兩次因上書遭貶，第一次是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那時韓愈任監察禦史，上《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等，直言天下人因天旱“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緻使“寒餒道途，斃踣溝壑”，德宗不納，把他貶到連州的陽山（現廣東陽山縣）。第二次是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憲宗欲從陝西鳳翔的法門寺迎取佛骨舍利供奉宮中，韓愈不以為然，上《論佛骨表》，一題作《谏迎佛骨表》，結果險些丢了性命，最後在刑部侍郎的任上被貶潮州。這裡要說的就是他的《論佛骨表》。
佛教在東漢從印度傳入中國，魏晉之際玄學興起，儒、道、釋三教漸有融合之勢，經南北朝至唐，三教的融合依舊，一些人在儒家、道家思想之外受佛教的影響，這是一種常态。而韓愈是固執的儒者，他視道、佛為異端，曾在有名的《原道》篇裡數說以仁義為核心的儒學道統，力排佛、老。他說儒學道統的傳承軌迹：“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他說的“荀”是戰國晚年的儒學集大成者荀況，人稱荀子；“揚”是西漢時期的揚雄，揚雄是文字學家、辭賦家和思想家。揚雄之後韓愈沒說誰繼承了儒學道統，北宋歐陽修說揚雄之後能夠繼承儒學道統的就是韓愈。韓愈以儒者自居，堅定地捍衛儒學道統。甚至在《原道》中說：“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後面的九個字說得斬釘截鐵，意思是要把佛、道之徒還俗，把他們的經書都燒掉，把佛寺、道觀都改造成民房。難怪唐憲宗要把佛骨迎到宮中供奉的時候，韓愈挺身而出，激烈反對，《論佛骨表》就是這樣問世的。
韓愈說佛是“夷狄之一法”，顯然是他的思想偏見，但這一思想對于他來說可謂根深蒂固，他在《原道》裡也表達過不能将“佛”這一“夷狄之法”淩駕于先王之教上，或說是儒教之上。但他言及佛教在東漢流入中國後，忽地把筆宕開，叙說黃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堯、帝舜、夏禹直到周穆王在位年數和享年多少。這在較早的曆史上其實并沒有明确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為黃帝、颛顼、帝喾、帝堯、帝舜作傳，都沒有提到他們在位多少年，活了多少歲。後來西晉的皇甫谧作《帝王世紀》，提到上述這些帝王在位與享年的情形。他們在位也好，享年也好，實際都被誇大了，何曾真有“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這樣的事呢？而韓愈要借此說明一個道理，這些帝王居位長久，生命長久，“非因事佛而緻此也”。因為那時候佛教沒有進入中國，也就無帝王事佛之事。這些叙說看似平淡，實際上隐含了韓愈說理的尖銳鋒芒——因為唐憲宗事佛想的就是長命百歲。韓愈說，不事佛實際上是可以長壽的，不信你看看曆史。
韓愈轉而審視佛教流入中國以後的狀态，他陳述了漢明帝開始到南北朝事佛的帝王史或者說是王朝史，這是怎樣的情形呢？漢明帝劉莊是首位接受佛教的帝王，他使佛教在中原得以傳播，但隻活了四十八歲，在位僅十八年，漢明帝之後的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順帝直到漢獻帝，這一時期東漢朝廷的宦官與外戚交相争鬥，你死我活，導緻帝王一再更替。果真是“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客觀上，東漢以後的朝代都“運祚不長”，如西晉五十年，東晉八十三年，南朝宋五十九年，南齊二十四年，南梁五十六年，南陳三十三年，最長的北魏一百四十八年。其中除了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其他朝代的帝王居位的時間都不長，所以韓愈說他們“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這些朝代中，以南梁和北魏禮佛風氣最盛，且不說南梁，北齊魏收作《魏書·釋老志》說佛道之事，北魏楊衒之作《洛陽伽藍記》記北魏都城洛陽的佛寺盛況，事佛為一時之極。
梁武帝蕭衍原本善騎射弓馬，勤政不怠，後皈依佛教，講經說法，廣建佛寺，盛造佛像，且身體力行，多次舍身同泰寺，戒酒肉和女色，鼓勵向佛。甚至“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他對佛教這樣癡迷，所以人們稱他為“菩薩皇帝”。這導緻了當時無神論者範缜的深切憂慮和激烈批評，範缜在《神滅論》中說“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隻因那時“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緻使兵挫于行間，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堕遊，貨殚于泥木”。朝政松馳，部将侯景叛亂，梁代都城建康（今南京）淪陷，梁武帝蕭衍餓死在台城。這場史稱“侯景之亂”的叛亂四年後方得平定，而信佛成風的梁代也漸趨衰微。果真是“事佛求福，乃更得禍”。韓愈進而得出結論：“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韓愈随之和緩語氣，說唐高祖李淵接受隋恭帝的禅讓，稱帝建立大唐王朝之後，本想取締佛教，隻是由于那時的大臣目光短淺，不能洞曉先王之道、古今所宜，用先王聖明革佛教之弊，以緻這事就放下來了。他稱唐憲宗為“睿聖文武皇帝陛下”，這“睿聖文武皇帝”是元和三年(808)君臣給憲宗上的尊号，接着說他“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是對憲宗“元和中興”的贊譽，遺憾的是唐憲宗和唐玄宗一樣，善始而不能善終。韓愈在這裡特别說的是憲宗對佛教的态度，他說您“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是繼承了高祖之志嗎？誰想到您改弦更張，走到事佛的路上去了呢？退一步說，您就是不能繼承高祖之志，也不能夠推動佛教走向興盛呀？
唐憲宗晚年不再奮發，他在位十五年，隻活了四十三歲，正當風華正茂、大有可為的時候卻死去了。他癡迷于佛道，最後據說竟死于宦官陳弘志之手，也是莫大的悲劇。唐憲宗一生多次迎取佛骨到宮中供奉，元和十四年（819）的供奉，憲宗讓中使（宦官）杜英奇率三十多位宮人，拿着香花，前往鳳翔的法門寺迎請佛骨舍利到京城長安的皇宮，自然有群僧相随，又帶動諸寺、衆生供奉，成一時盛況，韓愈憂心不已。他對憲宗皇帝說：“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這話說得有些微妙。本來唐憲宗是惑于佛的，是希望崇奉佛骨以祈求福瑞祥和的，但他正話反說，說唐憲宗并無此意，不過是在年成很好、百姓高興的時候，順從民心，把迎佛骨到宮中供奉當作是“詭異之觀、戲玩之具”，率大衆遊樂一場而已。這和韓愈稱佛教為“夷狄之法”一樣，亦可見他對佛教的輕蔑态度。
韓愈說，我知道陛下是這樣，但“愚蠢冥頑”的百姓不知道，看到陛下迎佛骨供奉宮中，認為陛下是真心事佛，于是會說天子聖明都一心敬信，我們這些小民百姓難道不應該舍性命以供奉嗎？于是出現“灼頂焚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的局面，長此以往，“必有斷臂啖身以為供養者”。韓愈後一句話雖是對百姓棄其生業，為事佛而灼頂焚指、解衣散錢現象的推斷，在這一推斷中，看似一件小事的迎供佛骨，令他的憂心更甚，明言“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韓愈是主張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憲宗此舉，在他看來導緻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與他治理國家的思想完全背離，當他說出事佛會傷風敗俗的時候，内心是相當沉重的。
上面提到韓愈的《原道》，展示了他斥佛不留馀地的一面。但在這篇給憲宗的上書中，對佛教的态度稍有不同。他說佛雖然不道先王之言，不履先王之行，不懂先王的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但是，如果他們健在，奉國命來朝京師，也可以給他們相應的禮遇，“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這樣就足夠了，不要讓他們以佛法迷惑大衆。對于佛教、佛法，從韓愈現存的著述來看，他并沒有精深的研究，他斥佛是基于執着儒學道統的樸素立場。這番看起來還算客氣的話，随後又被他所說的“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馀，豈宜令入宮禁”給粉碎了。他說陛下您不是要祈福嗎？祈福也當是令巫祝之人先用桃杖和掃帚祓除不祥的。可您既不用巫祝，又不用桃杖和掃帚，群臣都奉承您，有過錯也不直言，他們不以為恥辱，我是以為恥辱的；他們不說，我是按捺不住要直話直說的。
韓愈出身孤苦，是靠自己勤奮向學、中進士後進入仕途的，為官并不容易。但他素來敢于仗義執言，不以自己所任官職為念。他勸唐憲宗說，這佛骨舍利就别供奉了，最好的處置辦法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他要徹底舍棄佛骨舍利，斷了人們的念想，讓人們不為佛所迷惑。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會“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
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這樣做，似乎也顧全了唐憲宗的臉面。最後，他不忘說了一句：“乞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他是非佛、斥佛的，如非佛、斥佛會帶來災禍，韓愈說所有的災禍我一人來承擔，無論将會遭遇什麼，我都無怨無悔。《論佛骨表》寫到這裡，韓愈排佛、斥佛的果決和對憲宗皇帝的忠誠都躍然紙上。在他的話語中，傾注了可舍棄性命以報天下和君王的情感。但唐憲宗初讀他的上書，卻不是感動而放棄自己的行為，而是大發雷霆，要奪韓愈性命。
唐憲宗最惱怒的是韓愈在這封奏章中，說東漢後期至唐以前各朝年代短促，帝王壽命不長。居帝王高位者，誰不想延年益壽，統治久長？可韓愈說事佛将不得久長。《舊唐書·韓愈傳》記載：“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極法。裴度、崔群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内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鹹緻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唐憲宗不願寬恕他，是因為韓愈實際上詛咒了他事佛也将短命，沒想到韓愈一語成谶，第二年憲宗就命喪黃泉了。當時，唐憲宗在憤怒之下，恨不得馬上把韓愈的腦袋砍了，所幸宰相裴度等人為韓愈求情，說韓愈言有冒犯，但本心忠誠，陛下隻有寬容他，以後才有人敢說話，不然就堵了言路。憲宗這才退讓一步，把韓愈貶為潮州刺史，以解他一時的心頭之恨。
韓愈被貶以後，寫了一首廣為傳誦的詩，題為《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全詩如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韓愈在這首詩裡訴說自己谏迎佛骨供奉宮中的基本動機，沒有想到竟是被貶潮州的下場。他想到潮州地處偏僻，瘴氣濃厚，想必有去無回了，于是對侄兒韓湘說，到時候你來為我辦理後事吧。這年已經五十一歲的韓愈心裡很悲戚，也很無奈。他到潮州後依循舊例寫了《潮州刺史謝上表》，除了表示感謝憲宗皇帝的不殺之恩外，特别說潮州“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發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他自呈哀情，說潮州的環境惡劣，自己的身體非常不好，按理活不長久，況且内心又惶恐不安，不知道在哪一天會死在潮州。在這種時候，沒有誰能夠救我，懇請憲宗開恩赦免。為此還毫不掩飾地表白道：“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于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裡；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闳休，揚厲無前之偉迹；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複生，臣亦未肯多讓！”這番乞憐求用，坦言自己的文學才能和作用，把自己所作詩文與《詩》《書》相較，實在是很自許的。他低三下四地表示願意為文頌聖以盡忠，着實又顯出性格中懦弱的一面。
唐憲宗看了這封謝表之後，真正地感動了，想一想韓愈的谏言，心生悔意，對身邊的大臣說：“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這“容易”是放肆之意，憲宗說，是韓愈言辭過于放肆，所以他發火了。他想重新啟用韓愈，卻遭一向讨厭韓愈性情狷直的皇甫鎛的反對，隻得作罷。第二年，也就是元和十五年（820），才征召韓愈為國子祭酒，讓韓愈離開潮州，回到長安。這些當然是後話了。（作者單位：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附：論佛骨表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緻此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鳳翔，禦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将謂真心事佛。皆雲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于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焚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曆諸寺，必有斷臂啖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馀，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于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