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1902年,“素來嗜好史學”的梁啟超發表了被嚴複譽為“石破天驚之作”的《新史學》一文,這是中國史學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傑作,其思想的穿透力及對後世産生的影響,無與倫比。從此以後,人們談到梁啟超,就會想起新史學;談到新史學,自然也就會想到梁啟超。梁啟超與新史學天然地連接為一體,難以分割。
同任何一部曠世傑作的産生一樣,梁啟超提出的新史學思想,在時局不穩、政治動蕩、新舊思想糾葛、中西學術交彙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曆了一個極其痛苦的探索過程,其撰述《新史學》的心路曆程,還需深入到梁啟超的内心世界去認識。
(一)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出生于廣東新會茶坑村一戶較為殷實的農民之家。梁啟超天賦過人,聰穎異常,過目成誦,從小接受其祖、父的教誨。他的祖父、父親都是“歸教于闾裡”的士人,對梁啟超言傳身教,培養了他仁愛、聰慧、勤勉的德行和淑身濟世的人生目标。也就是在少年時期,梁啟超在學習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的同時,開始接觸中國傳統史學,他在《三十自述》中說:“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鑒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可見,梁啟超和其他同齡孩子一樣,都是在教化之儒文化傳統中啟蒙的,隻是梁啟超更注重閱讀曆史著作,這為他以後批判舊史學、提倡新史學打下了基礎。
光緒十五年(1889),十七歲的梁啟超參加恩科鄉試,名列第八,并深得兩位主考官李端棻和王仁堪的賞識,最後李端棻将其堂妹李蕙仙許配給梁啟超,李蕙仙成了一生與梁氏患難與共的賢内助。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什麼變故,梁啟超将會沿着科舉考試的台階節節攀升。然而,造化弄人,恩科鄉試後的第二年,梁啟超入京會試,不幸落第,這對一向以“神童”著稱的梁啟超來說打擊不小。郁郁寡歡的梁啟超途經上海回廣州,在坊間購買了徐繼畬的《瀛寰志略》,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譯的西書,“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這些與以前自己所接觸的學問迥然有異的學說使梁氏内心極為震驚!而正在此時,他的同學陳千秋向他介紹了康有為,康有為治學的博大氣象、對西學的廣泛了解和遠大的政治抱負使梁啟超極為佩服,看到了新的學術和政治天地。于是,梁啟超轉入萬木草堂,跟随康有為學習,由此成就了後來戊戌變法的兩位領袖人物——“康梁”,同時也為梁啟超提出新史學打下了思想根基。
學界多認為,梁啟超是在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期間醞釀并提出新史學思想的。而實際上,在戊戌變法之前,梁氏就已經接觸西方新史學思想并形成了零星的新史學觀念了。其來源主要有兩方面:康有為思想的啟示和斯賓塞《肄業要覽》的啟發。1890年梁啟超進入康門之前,隻讀到過徐繼畬的《瀛寰志略》,其知識結構中基本沒有西學。從1890年到1895年初,梁啟超在萬木草堂受業于康有為。在康有為諸多的思想傳授中,梁啟超特别提到康有為所授“史學、西學之梗概”,可見梁氏對康有為史學思想和西學觀念的重視。1896年,康、梁分别撰寫了《日本書目志》和《變法通議》,都提出了以新史學助推變法改革的觀念,其中的淵源關系,頗值得玩味。斯賓塞的《肄業要覽》一書早在1882年就有中文譯本,1897年又全文連載于《湘學新報》,題名曰《史氏新學記》。此後不斷有譯本出現。斯賓塞在《肄業要覽》中專門讨論了史學問題,不僅尖銳批評了以往舊史,而且還具體規劃了新史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範圍。當時已經熱衷于西學傳播和介紹的梁啟超深入研讀了《肄業要覽》,并于1896年将其列入所編《西學書目表》,認為該書“有新理新法”,後又在《讀西學書法》中指出該書“頗多精義……不可不讀之”。1897年,梁氏編輯《西政叢書》,又收錄了《肄業要覽》,足見他對該書的重視。可以說,梁氏早年的新史學觀念是在吸納了康有為和斯賓塞的史學理論後形成的。
由于受到康有為和斯賓塞等人史學思想的影響,在戊戌變法之前,梁啟超已經開始對傳統舊史學進行反思,批判中國舊史不過是“為一代之主作譜牒”,積極倡導“民史”。由于忙于變法改革等政治活動,故這方面的論述并未展開。他隻是把史學作為推動維新變法的入手工具,還沒有在學術層面上認真考慮以西方現代史學為标杆來改造中國傳統史學。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東渡日本。由于政治上一時難于施展才華,故把主要精力投身于政治宣傳與學術活動。在流亡日本期間,梁氏粗通日文,通過日本報刊書籍接觸了大量的西學新知,尤其是西方世界史著作和東洋史著作,其知識結構不斷更新,學術視野日益開闊,思想境界為之大變。他在《三十自述》中說:“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梁啟超在日本如饑似渴地接受東洋、西洋的史學觀念,并迅速地把一些新認識、新概念納入到自己的思想框架中。加之他對中國舊史學的谙熟,故能從一種全新的視角,高屋建瓴地反觀中國舊史學,形成系統的史學思想,于是就有了1901年的《中國史叙論》和1902年的《新史學》。借助這兩篇長文,梁啟超發出了“史界革命”的呐喊,揭橥了新史學的大旗。
(二)
1902年,也就是梁啟超撰寫《新史學》的這一年,他三十歲,同年撰寫的《三十自述》,已經清醒地從中國史和世界史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身世。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出生:“餘生同治癸酉(1873)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國亡于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争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如此宏闊的曆史眼光和自負的使命安置,是以前的梁啟超所不具備的。此時的梁啟超,已經從舊學的窠臼中蛻變而成具有世界眼光的新學的代表人物。然而,結合當時的政治風雲變幻,深入到梁啟超的内心世界,就會發現他的新史學探索之路有着特定的痛苦、緊張與撕裂,這是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集政治活動與學術探索于一身的思想家的煉獄。
雖然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之前和變法之中已對新史學有所關注和思考,但真正理論意義上的《新史學》的醞釀應當是1899年到1901年之間。這一時期的梁啟超,正是政治上最為痛苦和矛盾的時期,一直在“反滿”和“保皇”之間搖擺不定。戊戌政變的失敗使他倍感失落和緊張,内心充滿了挫敗感,開始疏離清政府,主張革命;迫于康有為的壓力,他也不斷“自省”,試圖寄希望于朝廷;但庚子勤王的慘敗使他再次傾向于革命;1901年的預備立憲又喚起了他對君主立憲政治的新希望,遂于是年發表《中國積弱溯源論》,“鼓吹保皇,反對革命”;然而随着對君主立憲的期盼不斷落空,他很快又從君憲改良向反滿革命遊移。梁啟超一生多變,政治上的困惑影響到他對史學的思考。盡管在批判舊史學、闡揚新史學的過程中,他努力堅守着中國“民族全體”的“國族”立場,并試圖以之消解反滿的“種族”意識。但其中的糾結與猶豫,還是顯露了出來。
《新史學》一文于1902年連續在《新民叢報》上刊出,細繹其中詞彙使用的變化,我們發現梁氏《新史學》的寫作一直受其政治立場的影響,特别是在論述新史學書寫的核心問題——曆史活動的主體(亦即新史學應該書寫“誰的曆史”)這一問題時,梁啟超費盡思量,其中折射的不僅僅是史學問題,更多的恐怕是民族問題、國民性問題和政治問題。
《新史學》第一部分“中國之舊史”發表在《新民叢報》第1号上,這部分基本上承襲了此前梁氏發表的《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國史叙論》的觀點,使用了“中國種族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史學”等概念,認為史學乃“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無疑,梁氏認為新史學書寫的主體是“中國”。但這個中國,是國族的中國,即“民族全體”的中國,還是種族的中國,即“漢族”的中國呢,梁啟超沒有明說。就在《新民叢報》第1号出版後,因慈禧歸政光緒成為泡影,梁啟超的思想天平不斷傾向反滿,在國族與種族的思考之間搖擺不定,内心極度矛盾。這種痛苦糾結的矛盾情緒在《新民叢報》第3号刊發的《新史學》文字中流露了出來,這時的梁啟超在描述新史學書寫主體時,使用了“人群”這個概念,所謂“曆史者,叙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及至《新民叢報》第11号刊載《新史學》之“論正統”,梁啟超又把曆史書寫的主體由“人群”表述成了“國民”,“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國國民系統之所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為主,誠以民有統而君無統也”。到《新民叢報》第14号,梁啟超《新史學》中關于曆史書寫主體的表述又發生了變化,在論述“曆史與人種之關系”時,梁啟超使用了“人種”和“種族”的概念,“曆史者何,叙人種之發達與其競争而已,舍人種則無曆史”,“叙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迹者,是曆史之性質也;叙述數千年各種族所以盛衰之故者,是曆史之精神也”。“人種”這一概念的使用,是梁啟超糾結于國族、種族觀念之下的無奈選擇,此後很少使用。至于“國民”,梁啟超從一開始就使用過這一概念,一直是梁啟超新史學架構中的核心内容,說明梁啟超讨論新史學,多變中有不變。
梁啟超生當清政權将墜之時,反滿革命的情緒時時出現,不免有着“中國者,漢族之中國”的種族主義立場,其新史學觀念中,總是若隐若現地出現“國族”與“種族”的糾葛。這一糾葛直到《新史學》一文即将結撰時才漸趨平複,新史學書寫主體為“國族”的觀念終于占了上風。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4号上讨論新史學,提出家族、鄉族和國族的概念,并試圖把“群”“國群”“國民”“種族”等納入到“國族”的概念系統之中。在《新民叢報》第16号中,梁啟超讨論史學筆法,正式把曆史書寫的主體确立為“國族”,認為“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梁氏還認為“新史”的任務在于“新民”,“史也者,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為天職為能事,問能于群治有絲毫之影響焉否也”。至此,梁啟超終于擺脫了在國族認同與種族意識間的矛盾糾結,把新史學的書寫主體确定為國族,即“民族全體”。也就是說,經過反複的搖擺和痛苦的思索,直到《新史學》即将完成之時,梁啟超才最終确立了以進化思想和國族觀念為基礎的“新史學”。這種“新史學”與“新民說”宗旨相通,新史以新民,新民以新國,以新史學培養近代新國民,構建近代新國家。梁啟超的《新史學》提倡中國境内各種族相互團結,增強國家認同,并主張新史學就要書寫這樣的中國史,頗具前瞻性。也正因為此,《新史學》得到政治改良者的回應,迅速傳播開來,“新史學”遂演變為“新史學運動”,影響至今。
(三)
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自己是“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随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用這句話看梁氏《新史學》的創作以及新史學思想的建構,我們不難發現梁啟超的糾結和痛苦。梁氏在新史學問題上的諸多徘徊,恰恰說明新史學體系的建構是件相當複雜的事情。梁啟超已經意識到,新史學的立場觀點、思想體系、價值标準、核心内容、撰述目的、編纂形式等,在擺脫了舊史學之後應該如何确立才能得到認可,需要有一個反複探尋的過程。因為這不僅是一個涉及到新史學怎樣寫,而且是一個涉及到新史學寫什麼的大問題。
清末壯懷激烈、熱血沸騰的仁人志士在用生命挽救危亡的努力一再遭受挫折之後,便開始希望用新史學來培養新國民,建立新國家。梁啟超順應時代潮流,吸納西方現代史學之精華,高舉“史界革命”的大旗,艱難探索新史學之路。他思考新史學時之所以痛苦糾結,是因為他希望他所摯愛的“中國人”能夠在新史學的影響下走向重生。這也印證了梁啟超雖然思想多變,但他的愛國之心一生未變這一事實。正因為此,新史學從來不是象牙塔内的産物,而有着濃烈的現實關懷。
梁啟超所提倡的新史學之“新”,内涵極為豐富。用今天的眼光看,其“新”主要表現在:在曆史觀上,提倡曆史進化論,宣揚曆史進步說,反對曆史倒退論和曆史循環論。在研究内容上,提倡研究“國族”“國民”的曆史,也就是研究“民史”,反對研究以帝王将相為核心内容的“君史”;提倡研究内容豐富的社會文化史,反對研究單一的政治史和軍事史。在研究目的上,提倡探求曆史發展之公理公例,也就是尋找曆史發展的規律,反對簡單化地進行資治和垂訓。在研究方法上,主張廣泛吸收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倫理學、地理學、語言學等新學科的方法,從而使曆史研究的結果更加精确。在史書編纂上,提倡新體裁和體裁創新,反對舊體裁,摒棄舊史學的書法義例等。
總之,經過梁啟超的探索和提倡,新史學終于亮出了它有别于舊史學的旗幟。至此,舊史學體系瓦解,新史學體系逐步形成,中國曆史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
(作者單位:河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