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東，1937年12月生，安徽肥東人。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曆史學院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有：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曆史學部召集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著有《唐代史學論稿》《杜佑評傳》《史學志》《中國史學史綱》《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産》《中國簡明史學史》《中國史學通論》《20世紀中國史學散論》《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中國史學史教程》等書。撰有《曆史學的理論成就與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探索中國史學的理論研究話語體系》等論文、評論三百馀篇。
我在《文史知識》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談談記述南北朝史事的“八書”“二史”》，刊登于1982年第7、8期。要在一篇文章中介紹十部“正史”，這對我來說的确是一個“考驗”。由于這是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的同事推薦我寫的，所以感到有不小的壓力。經過幾番推敲，我沒有按一部書一部書地來寫，而是把它們視為一個整體，從中歸納出六個問題來寫，即：“八書”“二史”，縱橫交叉，長短互見，曆史特點，社會風貌，典章制度。《文史知識》分成上下篇發表，每篇包含三個問題。此文發表後，受到各方面的好評。自己也感到經過努力，是可以适應《文史知識》這家聲望很高、人氣很盛的雜志的要求的。
1984年春節前夕，我收到中華書局總編輯兼《文史知識》主編李侃先生的一封統一規格的春節賀信，在這信的後半部分，李先生向我約稿，以“東林書院和東林黨”為題，約我為《文史知識》寫稿。我心裡想：李先生也擅長幽默，要在文章題目“東林書院和東林黨”下面署上作者“瞿林東”！當然，是總編輯兼主編約稿，不能不應命。因為我不研究明史，所以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了這篇“命題作文”的稿子。原稿寫了一萬多字，經編輯部精心删削，發表出來約八千字。有遠方的朋友寫信鼓勵我，說這篇文章的文字很不錯。而我則認為終于完成了一次“命題作文”的“考試”。正是因為這篇文章的發表，幾年後，東林書院舉辦紀念活動，邀請我去參加，可惜當時因故未能前往，至今引為憾事。
1985年，當時主持《文史知識》編輯工作的楊牧之先生，約我為中華書局的“文史知識文庫”組織一本“史學家小傳”，納入“中華人物志”系列，每篇“小傳”約五六千字，有的可先期在《文史知識》發表。我以為這個想法很好，也符合自己的專業。于是列出了六十位史學家的名單，在牧之先生的支持下，以中華書局的名義約稿，其中也請了幾位老先生撰稿。這就是後來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中華人物志——史學家小傳》，a封面上署了我和牧之先生編的字樣。過了一段時間，台灣出版了這書的繁體字版，而封面卻署為“何茲全、趙俪生等著”。我和一些同行說到此事，大家也都一笑了之。因為何、趙二先生确是我約請他們為“小傳”撰稿的，他們自是“小傳”的作者無疑。
記得是柴劍虹兄主持《文史知識》時，曾幾次要我為《文史知識》的“治學之道”欄目撰文，我幾次都推辭了，我認為寫“治學之道”是老一輩學者的事情，我自己是談不出什麼“道”的。直到1993年，舊事重提，我實在不好意思再推辭，就寫了一篇題為《曆史·史學·理論——我是怎樣研究中國史學史的》的文章，勉強“交了卷”，發表于《文史知識》1994年第1期。不過通過寫這篇文章，也推動自己作了一次自我反思，進一步懂得了“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的道理。同時，對“治學之道”的“道”也有了一點辯證的認識。
……
我和《文史知識》的交往，都離不開“文史知識”這個主題，對我來說，更多的是涉及曆史知識和史學知識。在這方面，有一件影響到我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學術活動的事情，這就是在胡友鳴兄提議下“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連載欄目的設立，以及後來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一書（1994年出版，2000年重印）。關于
此事的前前後後和《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的連載在史學界的反映，我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一書的“後記”中已約略談到一些，這裡就不贅述了。我要補充說的一點是，由于《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的連載及結集出版，引發了史學界對史學批評的更多關注，從目前來看，其研究态勢，可謂方興未艾。從史學發展來說，這是要感謝《文史知識》，感謝中華書局的。
在同《文史知識》交往的三十多年中，我在《文史知識》上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對于我來講，這是一份份“答卷”，也是一次次攀登。其間，我逐漸認識到，《文史知識》一批又一批同仁，有一個共同的目标，即以“小文章”鑄就“大事業”，這個“大事業”就是緻力于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素養。要特别強調的是，《文史知識》的“雅俗共賞”的辦刊宗旨，得到讀者的認同、社會的理解，正是它的“大事業”成功的标志之一。
一本雜志對于一個學人來講，究竟有怎樣的意義？我想說：是良師，是益友，是助力，是動力！
（本文由林玉萍整理，并經瞿林東先生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