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國風
俗話說：“蓋棺論定。”實際上，許多曆史人物卻是棺已蓋而論未定。曹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曆史上的曹操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要給他定性并不容易。中國的百姓，習慣于從道德倫理角度去評價一個人，而不是從曆史地位去評價一個人。更何況中國的百姓不是從《三國志》《後漢書》和《資治通鑒》，而是從《三國演義》和三國戲中知道并認識了曹操。他們在小說和戲曲的引導下，惋惜蜀漢的失敗，欣賞劉備的仁義和真誠、諸葛亮的智慧和忠誠、關羽的神勇和義氣，認定曹操是一個奸雄。随着《三國演義》和三國戲的普及，擁劉反曹所蘊涵的愛憎和智慧，沖破小說和藝術的層面，沖破曆史文學的層面，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了一種文化的意義。這或許就是魯迅所謂的“三國氣”。在三國文化中，劉備、諸葛亮、關羽和曹操等人物，已經不是單純的曆史人物，而是經過了文學藝術洗禮的幾種民族性格的類型。對蜀漢的同情，寄托着民衆對仁政的向往；對曹操的憎惡，反映了民衆對封建統治者的深刻認識。就社會影響而言，《三國演義》打敗了《三國志》，文學的真實打敗了曆史的真實。由此可見，習慣的力量是偉大的，文學藝術的力量是偉大的。
《三國演義》以及三國戲，造就了兩個偶像——諸葛亮和關羽，而他們的對立面——曹操，卻被《三國演義》和三國戲越描越黑，成為奸雄的代名詞。
在學界，在士人階層，曹操之被定格為篡逆的奸雄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無論是晉宋時期的《三國志》和裴注，還是南朝以後、明朝以前以經史子集為代表的雅文化，都未能像說話藝術及戲曲那樣體現出一以貫之的擁劉反曹傾向。《三國志》雖然以曹魏為正統，但對東吳和蜀漢方面的叙述，也非常客觀，堅持了史家的實錄精神。裴注的态度更加客觀，對于各種傾向不同的材料，裴氏兼收并蓄。不同的愛憎褒貶，在裴注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唐人張說有詩《邺都引》雲：“君不見魏武草創争天祿，群雄睚眦相馳逐。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寫曹操的文武雙全。杜甫寫了一些熱烈贊揚諸葛亮的詩歌，人所共知，脍炙人口：“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複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等等。但是，杜甫對曹操并無反感，他給左武衛将軍曹霸寫了一首詩《丹青引贈曹将軍霸》，稱贊曹霸的畫。這首詩的第一句就說：“将軍魏武之子孫。”這裡顯然是一種贊揚的口吻，杜甫的意思當然并非“将軍‘奸雄’之子孫”，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以曹魏紀年，似乎是以曹魏為正統，很多人有這樣的誤解；其實，司馬光以魏紀年隻是為了叙事的方便。司馬光認為正閏之辨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論也”。蘇轼寫《前赤壁賦》，提到曹操時說：“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裡，旌旗蔽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承認曹操是英雄。而在《孔北海贊并序》裡，卻說曹操“平生奸僞，死見真性。無以成敗論英雄，故操得在英雄之列”，又不承認他是英雄了。在《東坡志林》裡，蘇轼稱贊管幼安“懷寶遁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賊子，真穿窬鬥筲而已”，曹操又成了賊子。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對周瑜佩服得不得了：“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他的《隆中》詩對諸葛亮竭盡贊美：“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他的《諸葛亮論》卻又不滿于諸葛亮的不能純用仁義忠信：“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卻哉。”“劉表之喪，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東坡全集》卷四三）蘇轼認為諸葛亮唯一勝過曹操者，唯有仁義忠信，而諸葛亮對劉表和劉璋的态度都算不上信義，與曹操沒有什麼區别；蜀漢失敗的原因在于不能徹底地貫徹仁義忠信。蘇轼對三國人物的評價，不免帶有一點書生氣。一介書生，把政治看得太崇高，太純潔，太理想。蘇轼不明白，政治是一種需要，政治家時時刻刻考慮的是對誰有利，一切都要随時間、地點和形勢而轉移。葉适的迂腐亦不亞于蘇轼：“荊、益雖可取，然假力于孫權，則借貸督索；會盟于劉璋，則欺侮攘奪。計亮之始終，存心行事，不宜有此。而号其名曰‘興漢’，則可悲也。”（《習學記言》卷二八）宋人唐庚為諸葛亮辯解說：“學者責孔明不以經書輔導少主，乃用《六韬》《管子》、申韓之書。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馀而權略智調是其所短。當時識者鹹以為憂。《六韬》述兵權奇計，《管子》貴輕重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三國雜事》卷上）即是說，好藥壞藥，能治好病就是好藥。正統不正統，能治國平天下便是硬道理。辛棄疾很欣賞孫權：“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但與此同時，他又承認曹操、劉備和孫權是英雄：“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總的看來，南宋以後，每當民族危機深重、神州風雨飄搖之際，人們便會懷念起興複漢室、一心北伐的諸葛亮。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将曹操指為篡逆的奸雄。
文人熟讀史書，他們知道，曹操是英雄，還是奸雄，這個定位不是那麼簡單。
那麼，曆史上的曹操又是什麼樣的呢？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民怨沸騰，人心思亂。外戚和宦官兩大集團在内鬥中同歸于盡。群雄逐鹿中原，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在衆多的諸侯中脫穎而出，撥亂反正，統一了中國的北方。可是，曹操作為漢朝的權臣，使漢獻帝成為名副其實的傀儡。曹操身後，他的兒子曹丕以禅讓的形式，逼獻帝下台，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魏。繼起的司馬氏集團如法炮制，經過一系列的宮廷政變，逐步地削弱、消滅曹魏的勢力，最後推翻曹魏的統治，建立了又一個新的王朝——西晉。
司馬氏集團以同樣的方式獲得政權，所以它必須奉曹魏為正統，将自己定格為曹魏的繼承者。而晉人陳壽的《三國志》不得不将曹魏樹為正統。隻是司馬氏集團取魏而代之的過程，帶有更多的血雨腥風。可惜，這種血污在正史裡是看不到的，或者是被竭力淡化的。東晉是一個偏安的政權，情況有點類似于蜀漢，于是，習鑿齒的《漢晉春秋》提出，蜀漢才是正統。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做了皇帝。用現在的話說，是通過軍事政變上台，不是正常的政權過渡。所以北宋的歐陽修在《正統論》中，認為曹魏是正統。南宋偏安，又有點類似固守四川的蜀漢，于是，朱熹提出，三國之中，蜀漢是正統。我們可以看到，正統觀念，就像一塊橡皮泥，你想捏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當然，明清以前，統治者對思想、對文化的控制，不像後世那麼嚴厲苛刻，所以，對曹操的評價，也就各說各的，沒有統一。
明清的統治者，在理論上無法接受這種權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經曆了數百年的争論以後，終于将曹操和司馬懿父子歸入篡逆的奸臣。明代永樂年間胡廣奉旨修撰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歸入“亂臣賊子”的行列：“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于惡。……曹操欲禅位而憚孔融。”（卷四）明清時代，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種種迹象表明，自明朝開始，對于曹操的篡逆之罪，在官方和民間都形成了共識。
那麼，曹操自己是怎麼說的呢？他的《述志令》，可以看作是一篇自傳。我們不妨借此一窺這位“奸雄”的心迹。曹操在文中自述其功：“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平心而論，這句話符合曆史的事實。曹操說别人懷疑他有“不遜之志”，都是誤解。又解釋自己不能放棄軍權的原因：“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人在高位，身不由己。曹操說他本來志向有限，沒有太大的野心，隻是想當一個郡守，當一個将軍。沒想到以後做成了那麼大的事業。話說到這個份上，沒有一點吞吞吐吐，沒有一點拐彎抹角，直接把有人懷疑他要篡位的事情挑破，說得相當的坦率。這些話是不是可信呢？當然，有一半的真實。曹操也不是一開始就想當皇帝，他在稱帝不稱帝的問題上非常慎重。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六月，太傅陳蕃的兒子陳逸，術士襄楷與冀州刺史王芬，圖謀廢黜靈帝而立合肥侯劉真。王芬将計劃告訴時為議郎的曹操，曹操回書說：“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後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谠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睹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資治通鑒》卷五九）結果也确實如曹操所料，廢立的計劃流産，王芬旋即自殺。但是，我們看曹操對擁漢派的血腥鎮壓，對一号智囊荀彧的絕情，就可以覺察到他那顆蠢蠢欲動的野心。随着他一步一步地取得軍事上的成功，将中原群雄一個一個地剿滅，而漢獻帝又是那麼的孱弱，曹操的部下也想着攀龍附鳳，曹操的政治野心也就一步一步地、難以抑制地膨脹起來。陳群等人看穿他的心思，聯合一幫文臣武将，勸他稱帝，曹操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資治通鑒》卷六八）由這句話，可以看出，他不是不想當皇帝，隻是覺得時機尚未成熟，還是讓兒子去當吧。他決心不要皇帝的名分，而掌握皇帝的權力。司馬光的分析洞察曹操肺腑：“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資治通鑒》卷六八）如果說，曹操一開始就想着篡逆，恐怕并非事實。但是，要說曹操始終沒有篡逆之心，不想取而代之，也與事實不符。
千百年來，對于曹操的曆史評價之所以長期難以統一，起因于衡量曆史人物的标準從來就沒有統一過。這個标準就是封建的正統觀念。而正統觀念自身充滿了矛盾、虛僞和混亂，經不起認真的推敲。正統觀念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和華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沒有嫡長子，有沒有一個身體和心理健康的嫡長子，都沒有絕對的把握。嫡長子是不是具有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很難保證。嫡長子繼承制來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視天下為一家一姓之私産，奉行一種老子打江山、子子孫孫坐江山的觀念。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保證子孫坐享其成的制度促成了子孫的腐敗和無能，生于深宮、長于婦人之手的王子王孫想不腐敗都很難。至于說到華夷之辨，有人認為，漢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統。按照這種标準，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統。但曆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為自己是“夷”，因為所謂“華夷之辨”，常常是從文化的意義上來看的，血緣、種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隻要繼承了中華的傳統文化，就是正統。事實上，漢族從來也沒有“純”過，漢族本是華夏衆多民族融合的産物。在曆史上，隻要使用漢字，奉儒家學說為正宗，遵循禮教，在中華大地上實行了有效的統治，那就會被認為是正統。
明清的小說，從大的趨勢來看，處于雅俗融合的大好時期。小說雅俗合流的最好代表就是通俗小說的整理者和評點者。這些人具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卻又深受通俗文學、通俗文藝的熏染，他們的思想受到雅文化和俗文化的雙重影響。《三國演義》的評點家毛宗崗就是一個代表。
我們不妨讀讀毛宗崗寫的《讀三國志法》，就知道在雅俗合流的文人那裡，所謂正統是一個多麼混亂的概念。毛宗崗的這篇長文開門見山，一上來就提出，要讀懂《三國演義》，“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别”。所謂“閏運”，指的是不正常的時世、亂世，如閏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崗說蜀漢是正統，是三國中唯一合法的政權，其理由不過是：劉備是“帝室之胄”，這是說血緣。其實，劉備是否景帝的後裔，誰也說不清楚，蜀漢方面一定要這麼說，别人也沒有辦法。毛宗崗認為：曹魏是“竊國之賊”，況且曹魏沒有統一中國。西晉雖然統一了中國，但西晉“以臣弑君，與魏無異”，是一丘之貉，“亦不得為正統”。不但西晉不是正統，東晉也不是正統，因為“東晉偏安”，“愈不得以正統歸之”。他甚至認為，“炀帝無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顯然如周之代商，而稱唐公，加九錫，以蹈魏、晉之陋轍，則得天下之正不如漢也”。至于宋朝，“終宋之世，燕雲十六州未入版圖，其規模已遜于唐，而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漢也”。我們看毛宗崗的正統概念，是一片混亂。他指責魏和東晉是“偏安”，指責宋的版圖不廣，卻不知蜀漢更是偏安的一朝。按照毛宗崗的意思，中國曆史上沒有幾個朝代是正統，真正合格的隻有漢朝，加上劉備的蜀漢。
《三國演義》寫曹操，雖然大體上将其定格為“治國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但因為《三國演義》并非一人一時所成，材料的來源非常複雜。這些材料對曹操的看法并不一緻，所以就出現了許多的矛盾。譬如寫伐董之役，寫官渡之戰，其中的曹操基本上是正面形象。這些地方的材料主要來自《三國志》。我們讀到這些地方，鄙視的是董卓，是袁紹、袁術，覺得董卓、袁紹、袁術之流都無法與曹操相比。可是，對于曹操更有大量負面的描寫，來突出他的奸詐。尤其是寫到曹操對擁漢派的鎮壓，小說更是竭力渲染，将曹操的形象抹得非常黑。伏後之死，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華歆帶甲士五百人，直入後宮，在夾壁中搜出伏後，“歆親自動手，揪後髻拖出，後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後披發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華歆拿伏後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随即入宮，将伏後所生二子皆鸩殺之。當晚，将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馀口，皆斬于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第六十六回）。這就是曹魏取天下于“孤兒寡母”之手的生動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