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嚴佐之
一《近思錄》的經典化及其續錄
《近思錄》在經過八百年傳播的層層累積之後，最終成為代表中國古代主流學術思想的經典之一。這樣一個結果，應該是主編朱熹及其合作者呂祖謙始料未及的。因為朱子當時邀約呂成公（呂祖謙谥号“成”）在建陽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編纂此書的初衷，不過是想替那些僻居窮鄉而不能遍觀周、張、二程諸先生之書的讀書人，提供一部能比較準确、全面、系統概括四子思想，且又切近日用、便宜遵行的理學入門讀本。雖說書稿十日告竣之後，他倆仍不斷書信往返，商榷編例，其去取不可謂之不審，其互議不可謂之不勤，雖說朱子也自以為此錄詳于“義理精微”，堪稱“四子之階梯”，但《近思錄》畢竟還算不上朱子最用力、最自珍的撰著，至少不能與其臨終仍念念不忘的《四書章句集注》相提并論。然而，就是這麼一部原初設定的學術思想普及讀本，卻在朱、呂身後，被後世學者一步步發掘出潛藏的巨大學術價值，一步步提升到顯要的理學經典地位。這樣的結果确實很有意思，而大有意思的還有那個漫長的累積過程。
回溯曆史，早在朱子生前，就已有講友劉清之字子澄者，取程門諸公之說，為之續錄。及至朱子身後，《近思錄》注解續補之作更是紛至競出，弟子輩中有陳埴《雜問》、李季劄《續錄》、蔡模《續錄》《别錄》和楊伯嵒《衍注》，再傳弟子有葉采《集解》、熊剛大《集解》、何基《發揮》、饒魯《注》、黃績《義類》，以及三傳弟子程若庸《注》等。而由建安書塾刊行的無名氏《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錄》，則表明此書已進入當時科試舉業讀物之列，遂可推知其讀者受衆之夥。故《近思錄》在南宋後期就已被視為“我宋之一經，将與四子并列，诏後學而垂無窮者”。繼而蒙元之世，又有趙順孫為之《精義》、戴亨為之《補注》、柳貫為之《廣輯》、黃溍為之《廣輯》等，并皆尊“《近思錄》乃近世一經”。明初，永樂年間诏修《性理大全》，“其錄諸儒之語，皆因《近思錄》而廣之”，可見此書已對國家意識形态産生不小影響。明季清初，學風蛻變，先是有高攀龍《朱子節要》、江起鵬《近思錄補》、錢士升《五子近思錄》等陸續問世，且大多是續補仿編之作；而易代之後，乃有王夫之著《釋》、張習孔作《傳》、丘锺仁撰《微旨》等，則更多反思發揮。洎此以降，終清一代，《近思錄》愈發大行于世，研讀成果層出不窮。據調查統計，清代《近思錄》研究著述多達四十馀種。而與此同時，清人對《近思錄》的評價也随之一路擡升，所謂“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于《近思錄》始”，“四子、六經而外僅見此書”，“直亞于《論》《孟》《學》《庸》”雲雲。如上述種種典籍文獻，蔚然而成大觀，為便宜叙述起見，且以“《近思錄》後續著述”概稱之。
關于曆代《近思錄》後續著述的數量，據有學者統計，約有《近思錄》注家三十人，續補仿編者三十四人，蓋七十馀種，是其總數已多達百種以上。然竊以為仍有佚著尚未計入，總量還有繼續發現、增長的可能。除此之外，《近思錄》在古代朝鮮、日本也得到廣泛傳播，非但屢屢重刻傳抄，為之注釋者亦絡繹不絕。據考，現存古朝鮮時代《近思錄》研究著述多達八十六種，而日本學者的注釋講說著述也有近五十種。
一部學術典籍竟然獲得後世如此長期恒久的關注和衆多密集的研究，這樣的故事，自然隻有儒釋道學的“核心”經典才會發生。所以梁啟超、錢穆先生皆奉《近思錄》為宋代理學之首選經典，以為“後人治宋代理學，無不首讀《近思錄》”。然而，有意義、有價值的還遠不止于《近思錄》本身。七八百年來廣泛流布于中土、東亞的衆多《近思錄》後續著述，同樣是一大筆值得後世珍視的思想學術史寶貴資源。
二“續錄”彌補了《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料的缺憾
《近思錄》是由朱子編寫而不是撰寫，它與朱子學術思想的關系，主要在于朱子為《近思錄》篇章分卷的結構設計，及其對四子語錄的遴選審訂，從而體現了朱子對理學早期思想體系的宏大思考和缜密建構。至于《近思錄》的内容，實不能真正、完全反映朱子本人的思想，因為書中并無朱子思想數據的記錄。陳來先生說“錢穆先生推薦的國學書目，《近思錄》下面就接着王陽明的《傳習錄》，跳過了朱子，這是我不以為然的”，原因就在“《近思錄》所載的是理學奠基和建立時期的四先生思想數據，其中并沒有理學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資料”。
《近思錄》無朱子思想數據之缺憾，其實是朱子後學早就深為關注的問題。如清初朱顯祖就說：“自孔孟以後，曆漢唐來千有馀載，始得有宋周、張、二程諸大儒，直追堯舜相傳之意，其間精微廣大，賴先生《近思》一錄為之階梯，俾後學得以入門，而先生在宋儒中更稱集大成者，乃其生平格言實行，反未載于錄内，豈非讀《近思錄》者之大憾也乎！”故此，按照朱子構建的理學框架來纂集朱子語錄，一直是《近思錄》後續著述的重頭戲。不僅《近思錄》“續錄”大都按照《近思錄》結構框架來輯集朱子之語，而且《近思錄》注解也常作如此“集朱續錄”，如宋楊伯嵒《衍注》、葉采《集解》，清李文照《集解》、陳沆《補注》等，其批注皆多采集朱子語錄，而江永《集注》更是“取朱子之語以注朱子之書”的典型。
對于後世朱子學者在“集朱續錄”這個學術議題上的執着追求，四庫館臣似乎有些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張伯行《續近思錄》“因《近思錄》門目，采朱子之語分隸之而各為之注”，實不足為重，因為“自宋以來，如《近思續錄》《文公要語》《朱子學的》《朱子節要》《朱子近思錄》之書，指不勝屈，幾于人著一編，核其所載，實無大異也”。職是之故，像劉源渌《近思續錄》、張伯行《續近思錄》等，便隻能打入存目。
三《近思錄》注解、劄記及其思想學術史價值
《近思錄》後續著述的另一大宗，是對《近思錄》的注解诠釋,包括注釋集解和随筆劄記等。前文曾經提及，集錄朱子等曆代前賢的诠釋意見，是後世《近思錄》注本的常态，這一點與“續錄”“補錄”很相似。所以很多《近思錄》注家，如葉采、張伯行、茅星來、江永、李文照等，都将其注本稱作“集解”或“集注”。未曾“集錄”的注本，大概隻有張習孔《傳》、郭嵩焘《注》等少數幾種。但《近思錄》批注畢竟與“續錄”“補錄”不同，因其還無一例外地有着批注者自己的理解和诠釋，差别僅在于己見的數量多少和學術特點。如葉采《集解》發表己見較多，江永《集注》發表己見較少；張伯行《集解》己見多在義理，茅星來《集注》己見多在考證，等等。
相比于“續錄”“補錄”，《近思錄》注解者的诠釋意見，以及《近思錄》閱讀者的随筆劄記，是與《近思錄》關系更為直接的學術文獻。因為“續錄”“補錄”征引采集的絕大部分文獻，其實并非作者直接針對《近思錄》一書闡發的思想觀點，也不真是他們閱讀《近思錄》之後生發的心得體會。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近思錄》後續著述中的注解诠釋之作，應該更能體現《近思錄》傳播、閱讀、接受的意義。
《近思錄》注解和劄記的撰著者，在學術地位和影響上，與前述諸多“續錄”“補錄”收入的那些人物，總體存在較大“層次級差”。但凡被“續錄”“補錄”收入的诠釋者，幾乎都是曆代程朱學派的領袖、主将，或宗朱一派學者的代表人物。所以，通過各種“續錄”“補錄”（包括注釋集解中的“集錄”部分）貫串起來的，或許可以視作一部反映曆代朱子學者“精英”學術思想的《近思錄》诠釋史。這固然是《近思錄》後續著述之學術思想史價值的重要所在。但《近思錄》不過是一部普及性的理學初級讀本，它在一般讀者中如何傳播？又曾激起怎樣的思想反響？其實也很有探究的意義。然而這卻是“續錄”“補錄”所不能提供和反映的。而反觀《近思錄》的曆代注家和劄記撰者，除朱子高徒陳埴、清初名儒張伯行、乾嘉學者汪绂之外，雖也有王夫之、江永、魏源、郭嵩焘等幾位聲名卓著的人物，但王夫之繼承的是張載一脈，江永擅于經史考據而非義理發揮，而魏、郭二人在晚清宗朱學者中也不是主流。至于其他撰著者，如宋代的葉采、楊伯嵒，清代的張習孔、茅星來、李文照、陳沆、李元湘、陳階、徐學熙等，似乎都算不上伊洛閩學源流脈絡中的頂尖學者、代表人物。但正是這樣一種“非典型”的學術層級差異，使我們得以了解《近思錄》在一般宗朱學者閱讀過程中的思想反饋，從而與“續錄”“補錄”互為補充，體現出面向更為寬闊的《近思錄》思想學術史意義。
為《近思錄》作注解、寫劄記最多的是有清一代的朱子學者。而由前述可知，“續錄”“補錄”采錄的主要對象是宋元明三朝的著名程朱學者，唯一“補錄”清代朱子學者語錄的，隻有晚至清光緒末才問世的呂永輝《國朝近思錄》一種，而且僅僅集錄了清初二陸、二張四先生之言，其代表性相當有限。因此，諸多清代學者的《近思錄》批注和随筆劄記，正可彌補曆代“續錄”“補錄”在反映清代朱子學史方面的文獻缺陷。這裡且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例證：郭嵩焘《近思錄注》。
稍晚于魏源不久的郭嵩焘，這位清廷首任駐英法使節、近代“洋務運動”幹将，在寫下《使西紀程》的同時，也留下他多年閱讀《近思錄》的心得體會。郭氏于《近思錄》一書，前後“浏覽所及四十馀年”，其最初的閱讀研習，宜在鹹豐八九年間，其時理解尚淺；及同治七年，獲友人贈寄江氏《集注》本，遂“敬讀二過，頗有發明”；而在此後“十馀年”中，他曾“前後四次加注，參差異同，随就所見為言”，并于光緒十年春終成其書。值得注意的是，在從同治七年到光緒十年為《近思錄》“前後四次加注”的“十馀年”間，正是他曆經罷官歸隐、出使英法、海外召回、二度貶黜這段跌宕起伏的仕宦歲月。也就是說，無論在野在朝、海外海内，郭嵩焘的案頭書架，都有《近思錄》的存在。這就讓人想到一個問題，一般總說理學是保守的，是政治改良、社會革命的思想阻礙。按此推論，思想“與時俱進”、政治理念“開放”的郭嵩焘，如此熱衷《近思錄》這部理學入門讀物，似乎有悖常理，那些唾棄他的守舊儒臣，才該是《近思錄》的擁趸。其實，讀不讀《近思錄》與一個人的政治理念沒有太多關系。比如清初“明遺民”王夫之、張履祥、呂留良和“儒臣”孫承澤、張習孔、張伯行，都曾注釋、仿編或刊刻過《近思錄》，但前三人與後三人對待清廷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那麼郭嵩焘呢？據其自述：“深味《近思錄》所以分章之義，盡看得大，所錄四子之言，亦多是從大處說，而于一言一動之微，依然條理完密，無稍寬假。是以流行七八百年奉此書為入德之門，而體例之博大，記錄之精審，尚亦非淺學者所能窺見也。”如此看來，他是把《近思錄》作為自我修養的經典來捧讀的。那麼他十馀年間四次批注《近思錄》是否有為推動改革提供思想資源的考慮呢？那就須對其诠釋作深入分析後才能給出答案了。
與《近思錄》這部理學入門讀物經典化曆史過程同步，産生了一大批續補仿編、注釋集解、閱讀劄記等《近思錄》後續著述。這批由曆代朱子學者編纂撰著的理學文獻，無不遵循《近思錄》架構的理學體系，針對《近思錄》提出的理學思想，“一脈相承”“與時俱進”地補充相關思想學術資料，闡發個人的理解和見解，從而徐徐展開一幅七百年理學思想史的學術長卷。我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串起七百年理學史的經典”，就是這部朱子《近思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