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家葵
“本草”是藥物書的專名，這一詞彙最早見于《漢書·遊俠傳》，說樓護“少随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樓護活動在西漢末年，在此之前，《史記·倉公列傳》提到漢初公乘陽慶以醫學著作傳授淳于意，其中有《藥論》一書，應該也是本草之類。
可令人費解的是，在《漢書·藝文志》中，被視為“生生之具”的方伎，下轄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共計三十六家、八六八卷，竟然沒有一部與藥物學稍微沾邊。但“經方類解題”說：“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緻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這幾句話則切中藥物治療的本質，與《黃帝内經·素問》“治寒以熱，治熱以寒”的治則一脈相承，直到今天也被中醫奉為圭臬。所謂“本草石之寒溫”，即利用草木金石藥物寒熱藥性的意思，“本草”一詞或許即由此而來。
《神農本草經》隻是漢代流傳的若幹種本草著作之一，因為冠以“神農”，所以前代學者大多相信其為先秦古書。《太平禦覽》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紀》雲：“炎帝神農氏長于江水，始教天下耕種五谷而食之，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宣藥療疾，以救夭傷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陶弘景編撰《本草經集注》，對此更是深信不疑，他說：“舊說皆稱神農本經，餘以為信然。”但陶弘景也注意到，《神農本草經》（為行文簡便計，此後如非特别原因，皆省稱為《本草經》）所記藥物産地多為漢代建置，他辯解說：“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意思是說，這些郡縣地名乃漢末張仲景、華佗添附，并非原有。晚近研究者對陶弘景的意見半信半疑，于是将《本草經》的成書年代徑直确定為東漢晚期。
其實，《本草經》中的藥名、地名，乃至藥物功效之細節，都流露出鮮明的時代特征。
《本草經》中赤箭、徐長卿都有别名“鬼督郵”，獨活則别名“護羌使者”。考“督郵”為漢代新設職官，時間約在文帝以後，說見《通典·職官十五》。另據《漢書》，武帝平定西羌以後，始置“護羌校尉”，專司西羌事務。“護羌使者”當即護羌校尉之使者①，如《漢書·趙充國傳》雲：“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诏舉可護羌校尉者。”《水經注》雲：“（湟水）東入，徑戎峽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徑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這些地方确實也是植物獨活的出産地。
《本草經》有六種芝草，青芝、赤芝、黃芝、白芝、黑芝、紫芝。前五種顯然對應五行，所以《本草經》說：“青芝，味酸，補肝氣，生太山。赤芝，味苦，益心氣，生霍山。黃芝，味甘，益脾氣，生嵩山。白芝，味辛，益肺氣，生華山。黑芝，味鹹，益腎氣，生常山。”不難看出，文字涉及的五色、五味、五髒、五嶽皆與五行一一對應。不僅如此，經文還說：“青芝，主仁恕；赤芝，增智慧；黃芝，忠信和樂；白芝，主勇悍；黑芝，聰察。”這裡竟然還隐含着與五行對應的“仁、智、信、義、禮”，即漢儒常說的“五性”。
更有意思的是，五色芝以外，還有紫芝，因為别出于五行之外，《本草經》記其産地“生高夏山谷”。五色芝對應五行分生五嶽，顯然出于附會，而紫芝的産地，博雅如陶弘景也覺得費解，他在《本草經集注》中推測說：“按郡縣無高夏名，恐是山名爾。”
今考“高夏”既不是郡縣名，也不是山名，很可能是《本草經》作者臆造的地名。《淮南子·俶真訓》雲：“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據高誘注：“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喻賢智也。蕭、艾，賤草，皆喻不肖。”由此知“膏夏”本為美木之名，與紫芝并喻君子；蕭與艾為雜草，比喻小人。膏夏、紫芝與蕭、艾同生于“巫山”之上，當大火燒來，君子小人俱死，含有玉石俱焚之意。因為這句話已有地點狀語“巫山”，故“膏夏”絕無可能是地名，高誘訓作“大木”為正确。由此推測，《本草經》作者按照五行為五色芝“分配”了五嶽産地之後，紫芝找不到更合适的産地，乃根據《淮南子》“膏夏紫芝”之說，向壁虛構了一個“高夏山谷”。由此證明，《本草經》應該成于《淮南子》成書之後。
仔細研究《本草經》中涉及的地名①，建置年代最晚者是“木香、犀角、彼子”條提到的“生永昌山谷”。據《後漢書·明帝紀》雲：“永平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屬，于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其中犀角生永昌山谷，還可以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94）永昌徼外夷遣使獻犀牛”為佐證。永平十二年即公元69年，這應該是《本草經》成書時間的上限。再取《本草經》所載藥物功效與《武威醫簡》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二者間高度統一。
①在《本草經》中，獨活又名羌活，所謂羌活，當是羌地出産的獨活之意。有意思的是，《本草經》中，獨活别名“護羌使者”，這應該是指漢王朝設置的“護羌校尉”的使者；而《名醫别錄》記其别名為“胡王使者”，則又站在羌地少數民族的立場了。護羌使者與胡王使者的身份轉化，或許還隐含中央控制力的消長。但不論如何，見于《本草經》的“護羌使者”這一名稱，确實是漢代邊疆文化的縮影。
由此看來，《本草經》與《武威醫簡》一樣，都是東漢早期的作品。
在篇章結構上，《本草經》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為“序例”，類似于現代藥學著作之總論，涉及藥材學、調劑學、藥物治療學等多個方面，遵用至今的重要藥性理論，如四氣、五味、毒性及方劑的君臣佐使、七情配伍，皆由《本草經》奠定。另一部分則是藥物各論，三百六十五種藥物被分為上中下三品。《本草經》說：“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②種按照藥物“善惡”區分品秩的觀念，顯然源于漢代天人感應說，由此确定上品藥養命為君，中品藥養性為臣，下品藥治病為佐使，不免僵化。但書中記載藥物的作用，如大黃瀉下、常山治瘧、麻黃平喘等，也真實可信。不特如此，《本草經》對藥物神經精神系統毒理表現記載頗詳，如雲：“麻蔶，多食令人見鬼狂走。”麻蔶應是大麻CannabissativaL.的雌花，含大麻酚（cannabinols），有強烈的緻幻作用。據介紹，四氫大麻酚（THC）服用20mg以上，即可令人産生妄想和幻覺，閉目時發生幻視，看到顔色可出現閃光。所謂“令人見鬼”，正是吸食大麻過量的中毒表現。《本草經》又雲：“莨菪子，使人健行見鬼，多食令人狂走。”這一作用則與茄科植物所含阿托品類生物堿如阿托品（atropine）、東莨菪堿（scopolamine）過量中毒的中樞反應有關。
①《本草經》記載的藥物産地，在傳寫過程中，被混入《名醫别錄》中，但仍可以通過《太平禦覽》等文獻為佐證，鈎沉輯錄出來。
②附帶一說，《本草經》在後世或被著錄為三卷，或被著錄為四卷，卷帙差異主要在于本書序例部分是否獨算作一卷，至于上中下三品為三卷，則沒有争議。
漢代崇尚服食，如王充雖然認識到憑藉藥物“延年度世，世無其效”，但也承認“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論衡·道虛》）。通觀《本草經》，并不像一本純然的醫藥書，更接近一部“服食指南”，書中許多文字都與服食有關。《抱樸子内篇·仙藥》引《神農四經》雲：“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劄、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馀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本草經》三百六十五種藥物中，有一百五十馀種提到“令人輕身不老”，其中十馀種還特别強調“久服耐寒暑，不饑，輕身，飛行千裡，神仙”（“太乙禹馀糧”條），“久服增壽，神仙”（“石膽”條）。
服食技術主要由神仙方士掌握，故當時的“本草家”其實也是方士者流①。《本草經》不僅記載服食，還保留有許多神奇法術。如太乙禹馀糧服後能令人“飛行千裡”；服用澤瀉“能行水上”；羖羊角“入山燒之，辟虎狼”；雄黃“勝五兵”；蟹“以敗漆燒之緻鼠”；梓白皮“飼豬肥大易養三倍”等。
煉丹是漢代神仙方士的重要活動之一。漢武帝時有李少君祠竈緻物，化丹砂為黃金，事見《史記·封禅書》。同時代的淮南王劉安亦以“言神仙黃白之術”為能事（參《漢書·淮南王傳》），著有《枕中鴻寶》，“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這恐怕是最早見于記載的外丹書。至東漢中後期，有魏伯陽撰《周易參同契》，更是丹經集大成之作。
《本草經》也能看到煉丹術的影子。如空青“能化銅鐵鉛錫作金”；石膽“能化鐵為銅成金銀”；石流黃“能化金銀銅鐵奇物”；鉛丹“煉化還成九光”。
特别可以注意的是，《本草經》說丹砂“能化為汞”，又說水銀“熔化還複為丹”。這在表面上是談論煉丹術中丹砂（HgS）與水銀（Hg）之間的轉化，其實則關涉神仙家實現“長生不死”的基本邏輯。針對俗人的想法，人由少壯而老死，單向不可逆，即《論衡·道虛》所說的“萬物變化，無複還者”。神仙家喜歡舉水銀與丹砂互變的例子作為答辯，如《抱樸子内篇·金丹》雲：“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此即所謂“還丹”，也構成服食金石藥物的理論基礎。所以《抱樸子内篇》引《龜甲文》說：“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
①所以《漢書·郊祀志》記，成帝時罷諸祀，遂令“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馀人皆歸家”。所謂本草待诏，顔師古注：“謂以方藥而待诏者。”本草待诏與候神方士使者副佐等同進退，其方士身份也明。
《本草經》亡佚于宋，其主要内容通過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唐代《新修本草》尤其是宋代唐慎微的《證類本草》保存下來。南宋以來，王炎、盧複、孫星衍、顧觀光、黃奭、姜國伊、王闿運、劉複、曹元宇、尚志鈞、王筠默、馬繼興以及日本江戶醫家森立之等都有輯複本，其中以孫星衍輯本、森立之輯本最為精審。
關于《本草經》黃奭輯本，還有一段公案。黃輯本刊于同治四年（1865），為《黃氏逸書考》之一，檢其内容，則與嘉慶四年（1799）孫星衍、孫馮翼合輯本完全相同，故楊守敬在《日本訪書記》卷九中指責黃奭“不應沒孫氏名而直署己作”，範行準在影印森立之輯本跋語中更明确說：“二孫輯本即被當時富商黃奭所竊，删去叙錄，輯入《黃氏逸書考》中。”
孫本、黃本俱在，剽竊之說可成定谳，但仍有一點小小的疑問。黃奭是江藩的弟子，《清史列傳》贊其“專精漢學”，阮元亦稱其“勤博”；黃畢生緻力于輯佚古書，刊入《黃氏逸書考》者即有二百八十馀種之多，其中緯書部分之《通緯》，功力尤為深厚。對經學家而言，醫書的分量要輕薄得多，而且《本草經》的輯錄難度甚低，哪怕僅僅以《證類本草》為藍本，摘抄其中的白字經文，也可以初具規模——事實上，稍晚問世的王闿運輯本即是如此——更何況孫輯本流傳甚廣，孫星衍名氣又大，公然剽掠，未免得不償失。另考《黃氏逸書考》的流傳經過，黃奭輯佚著作雖在生前已經镂版，但遭遇太平天國動亂，版片有所散佚，幾經曲折，最後經王鑒、秦更年之手，輯補校雠、整理補刊，改名為《黃氏逸書考》重印流通①。我推測，或許存在這樣的情況，黃奭生前确實輯有一部《本草經》，版片在兵燹中毀損，而篇目尚存，續刊者為了保持叢書的完整性，遂以孫星衍輯本配補，竟因此令黃奭蒙上不白之冤。
①黃奭輯佚叢書，書名變更多次，其間的曲折，研究者說法不一，此處采用冀叔英先生的意見。見冀叔英《黃奭對輯佚工作的貢獻》，《國家圖書館學刊》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