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潘朝陽
一《近思錄》的成書
朱子在建甯府建陽縣蘆山為其母守墓，結“寒泉精舍”以居，時在南宋孝宗淳熙乙未（1175）。當年夏天，浙江東陽呂祖謙來此盤桓旬日，與朱子共讀北宋四子周敦頤、張載、程颢、程頤的語錄和著作。兩人共同從四子之書中“掇取其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編成《近思錄》一書，成為理學的入門教材。雖然《近思錄》是由朱、呂兩人共同編纂而成，但此書卻屬于朱子理學的思想系統，最明顯的證據是此書成書後不久，就有了朱子弟子的注釋本，而呂氏門人卻無任何相關傳述。且後代的注本更是折中朱子之說，完全體現朱子儒學的精神（參《近思錄》點校說明，《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近思錄》一書，“自微觀而至宏觀，自灑掃應對、待人接物直至人生觀、宇宙觀等無不涉及，囊括了四子的精義，普及了理學的精神，從而為初學者提供了一本進入理學‘理想國’的指南”（同上）。此即是說朱子和呂祖謙編纂《近思錄》的目的，乃是為了儒士在學習儒家之道學的路途中，有一兼赅形而上學和形而下學的儒家教科書得以循之而終能體悟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常道慧命，是一本必修的入門課程。
朱子編好《近思錄》後，特别寫了一篇《序》，其曰：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闳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以為此編。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所以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為窮鄉晚進有志于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
依此序文，朱子和呂祖謙兩人發心編纂北宋四子的重要語錄文章而成《近思錄》的目的，最主要是因為覺察四子之學廣大闳博，如大洋無涯涘，擔心初學者乍讀之際，根本不知道如何入門，所以乃在四子之書中選擇與體用道器均有相關的章句語錄來編纂此書，題其名曰《近思錄》。何以取名曰“近思”？蓋源出于《論語·子張》：
子夏曰：“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因此，朱子取書名曰“近思錄”之意思，就是希望學子一方面自己笃志勤勉讀四子嘉言選編，一方面亦應勤于請教老師，而在明白之後更應在心中常常反思求證，這樣學問才能真正吸收而内化成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類似的意思，在《論語》中還有相關章句，譬如《論語·子罕》載顔淵稱頌孔子如下：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這一章句最重要的就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顔淵向孔子學道，孔子一樣要他認真勤奮地博求經文，但是也要求他要有一套規範矩矱來讓自己以一定的方針涉獵體認經文中的道理。這在朱子的意思，就是儒子讀經須先笃其志并且切問近思，方能真正在自家生命中有所受用。
讀書能笃志、切問、近思，亦即能博文約禮，這樣方能培養出真實的人格氣象，子夏說這樣則“仁在其中矣”。
子夏所言“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亦是顔淵所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的進一步深化，儒家要求學子必須有一個最基本的學習之入門工夫次第，那就是此段《中庸》說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的作者除了明确提及此“五階段讀書工夫次第”之外，還堅決地宣稱儒家士子讀經修道的堅決勇毅的不休息的精神和實踐非常重要，非隻不休息，下工夫讀經修道，必須比别人還要用心盡力，否則就不配稱為儒士。
二北宋四子在中國文化常道上的意義
朱子編著《近思錄》，在其第二、三卷，分别是《為學大要》和《格物窮理》，列于第一卷《道體》之後，就能明白朱子很重視士子學習儒家之道的途徑，不是空虛的玄想，而必須切實地取聖賢之書來認真笃志地研讀。這其實是孔子創立儒家進行教化的最基本的途徑。
朱子和呂祖謙何以會特别編纂北宋四子的重要語錄和著作而成《近思錄》，并不是沒有根本想法而随意選取。換言之，朱、呂兩大儒對《近思錄》的編纂工作乃有其呼應曆史和時代的人文與思想之理由。當代新儒家蔡仁厚指出：
北宋儒學初起之時，胡安定（瑗）、孫泰山（複）、石徂徕（介），皆卓然有儒者之矩範，故後世尊稱為“宋初三先生”。這一輩學者的精神企向，主要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是恢複師道尊嚴，重視人格教育；二是重建道統的呼聲；三是文化意識的覺醒。
蔡仁厚何以特别表彰“宋初三先生”？這是因為中國長期以來喪失了孔子的儒家真常之道。北宋之興起最大的意義，就是承“宋初三先生”啟蒙之後。北宋四子紹述孔孟之道，就有長夜漫漫而初陽乍出之意義。
牟宗三談及周敦頤時說：
中國文化生命發展至北宋，已屆弘揚儒家内聖之學之時，此為曆史運會之自然地所迫至者。因是曆史運會之自然地所迫至，故濂溪之學，雖無師承，而心态相應，出語即合。當運會不至，面對典籍，視若無睹，即有講論，而睽隔重重。……運會不至故也。至乎北宋，運會成熟，心态相應，一拍即合，故濂溪之面對典籍，“默契道妙”，一若全不費力焉。……所謂心态相應、生命相應者，實即“道德意識”之豁醒。
這一大段話語，固然是說到了周敦頤出現于世，就是曆史運會之自然迫至者，也就是曆經數百年孔孟常道慧命消隐沉潛，而中國文化方向失其體用合一之剛健，且曆經唐末和五代的戰亂殺戮之慘，至北宋之際，儒家内聖之學發乎人心，乃能應時而出，這就是周敦頤儒學創發于其時之最重要的意義。那是什麼呢？就是周敦頤“默契道妙”而豁醒中國人的“道德意識”。
從北宋四子重新喚醒孔孟儒家之道命之後，以聖賢人格和生命為最高目的的儒家的道、學、教就在中國正式建立起來。北宋四子開啟了本來已有的合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體用合一的儒家之道學，從此之後，宋明理學曆經宋元明清，中國文化第二次返本歸位，是一個上達天德下開人文的生生大道之文化，而不是“無”或“空”的佛家或道家之偏至型文化，因為儒家人文化成的道德倫常之教，才能通貫天地宇宙及于個人家國天下為一體而具有圓滿周全之文明。佛道兩家雖然可以使個人心性修練至玄深高遠，但它們卻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故不能成為中國人治理國政的大憲，惟有孔孟開創傳承下來的儒家之道可以圓滿達成。
依此，我們才能明白《近思錄》重要的人文曆史意義，因為朱、呂兩大儒費心編纂的《近思錄》，就是莊嚴地表彰并繼承北宋四子、重建孔孟儒家内聖外王之文化方針和文化意識之巨創。它集中了四子的貫透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而為一體大用的常道智慧，複活了孔孟的人文理想，下開宋明之後近千年的中國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道路。
三從“三統觀”來看《近思錄》
牟宗三特舉“三統說”來說明中國儒家建立的文化内容和方向，本來就有三層，他特别名之為“三統”，就是“道統”“政統”和“學統”。
“道統”就是民族文化之統，是文化生命的根源和人倫教化的綱維，個人安身立命亦須取決于此。道統之學必然是關懷生命之學，它開顯生活的原理，決定生命之途徑。道統的核心就是“良知”，也是“仁”。
“政統”則落在中國的政體、政道上。孫中山先生劃分政治為政權和治權，就前者而言政道，就後者而言治道。而政道是安排政權的軌轍；治道是安排治權的軌轍。中國傳統儒家有其政道之理想藍圖，此即是“三代以德禅讓的公天下思想”。孔孟言必稱堯舜，就是肯定依德而傳賢的“德位主義”，而不認同以兄傳弟或以父傳子的“血統主義”。前者根據道德而公天下，後者根據血統而私天下。當然，傳統中國的“政統”是帝王專制政治的“私天下”，儒家隻能在“治道”這一層面通過官吏之治民政而在民間社會盡力去實施親民愛民的仁政，但對于“政權”這一層面帝王長期以一姓一家的專制私天下之不合理專政，卻無可奈何。
“學統”就是學術之統。在傳統中國，稱為學術之統者，是國家級的經教，而它就是儒家五經之教，故與道統之教合一，所以也就是道統之教，因此傳統中國的學統與道統是一體兩面的事物。從漢儒的經學到宋明儒的理學、心學，皆着重倫理道德之學術诠釋和弘揚，使中國成為重德之文化，中國人往往優先“德性之知”，而将“見聞之知”置于次要位置。早在孔子之時，就已表明此種秩序，《論語》載：“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馀力，則以學文。”句子大部分是說德性，而最後的尾巴才說到若還有馀力的話，就可以學文，此即見聞之學也。影響所及，儒家的學統通過教育體系，特别到宋明以後的書院和社會的儒教，其主旨是道德倫理之學問和教育，即聖賢之學和教。
如果認真審讀《近思錄》，我們會發現此書實即北宋四子具有的“三統觀”而提出來的儒家道術、政術和學術之基本觀念。四子的儒家思想是就仁義之道以及從仁義之道而發用實踐的政治層次提出了仁政王道的理想，再就是強調儒家的教化衆民之學統不能是佛道，必須是成聖成賢的良知之教學。
《近思錄》既然成為南宋以後重要的儒家教育入門書，因此，其中所蘊藏的儒家本有的以仁為本的“三統”理想，遂成為宋明以降儒家的基本經義與治世之教。
的确，傳統儒家的“外王”之事功，隻能在治道層面講求儒官能本着道德良知去養民愛民教民，可是一方面政統層面的客觀體制，一直無法開創，而且在治統層面亦缺乏“開物成務”“利用厚生”的客觀且架構性的知識體系和科技能力。換言之，政統與治統，都隻能仰賴主觀意義的“聖君賢相”的道德境界，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傳統文化上的缺失，同時，從“外延的理性表現”或“架構的理性表現”而發展出來的獨立性之知識亦即科學，也就無法充分實現，使中國儒家變成與西方的“泛科學主義”明顯相對的“泛道德主義”。此種傳統文化的缺失，是傳統儒家思想不足的地方。此種情形，當然也顯現在《近思錄》中。
四結論
《近思錄》成書已八百四十年了，它體現了中國儒家道德倫常之教内聖外王的基本觀念和智慧。現代中國人若能虔誠一志地讀誦學習，必能成為當代的儒家君子，能在五倫中盡其分際。
但是，我們從現代反思傳統儒家，譬如研讀《近思錄》，而依據“新三統說”來予以檢讨，也不要諱言傳統儒家的文化缺失。我們須要将“學統”從“德性主義”脫離出來，而讓知識有其客觀的獨立性，也就是說，各門科學領域須充分依其獨立性而發展，亦即讓“聞見之知”從屬于“德性之知”的關系轉變成兩者是平行并列的關系。同時，我們更需依據民主政治的知識專業來讓政道和治道完成其合理的安排，而不能再依賴傳統的“聖君賢相”之觀念，使現代中國能實現公天的下理想政治，當然，此種民主政治是從儒家民本思想中發展出來的，我們可稱之為“儒家主義的民主”，而有别于西方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政體。
傳統的《近思錄》之常道以及在“新三統觀”之下的當代儒家之思想和智慧，應該在現代社會中廣為流通。儒家之道與學在庶民社會的自由傳播，本來就是中國的“社統”，在今天更應該予以發揚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