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國風
《儒林外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貢獻是它的諷刺藝術。而諷刺是分層次的，《儒林外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高層次的諷刺。
諷刺的第一個關鍵是諷刺的武器。諷刺針對的是負面的人物或現象，是否成為負面的判斷，涉及判斷者的價值觀。價值判斷是諷刺的題中應有之義。吳敬梓的價值觀，基本上屬于儒家。《儒林外史》褒貶人物的标準，依然是儒家的标準。或者說，吳敬梓諷刺的武器是儒家的思想。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吳敬梓發揮了儒家固有的關心現實、關心社會、批評現實的精神；從消極的方面來說，吳敬梓依然沒有沖破儒家思想的樊籬。當然，這麼說未免過于簡單。吳敬梓從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中汲取了批判的精神，這種思想的深度并非“儒家思想”四個字可以概括。但是，究其根源，究其核心，依然不脫儒家思想的樊籬，重點仍在倫理性的批判。必須說明的是：這個标準受到了政治态度的牽制。吳敬梓從儒家的倫理規範中悄悄地将“忠”字剔除，獨取孝義誠信，并處處強調孝義誠信與功名富貴之水火不相容。吳敬梓把王冕樹為儒林的榜樣，而王冕視功名富貴如瘟疫，王冕的母親說：“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吳敬梓的政治态度由此可見一斑。吳敬梓生在一個文字獄最為猖獗的時代，他的政治态度沒有非常直接的表白，但比曹雪芹要明顯得多，至少還寫到了一樁文字獄。曹家與政治的關系太直接，問題太敏感，涉及到了清王室骨肉相殘的鬥争，曹雪芹不能不竭力地回避政治的描寫。
諷刺的第二個關鍵是選擇諷刺的對象。
這一問題與前一個問題密切相關。《儒林外史》諷刺的對象，集中于勢利與虛僞這兩種社會現象。儒家講仁，又講尊卑名分，本質上就是一種虛僞；但吳敬梓身為17世紀的一個知識分子，還認識不到儒家思想本質上的虛僞。盡管如此，儒家講誠，講信義，而且以此為據，譴責虛僞和勢利的社會現象。
儒家以道德取人，不以貧富取人。貧富是社會等級最明顯最簡單的劃分，科舉是一般讀書人最關心的事情，勢利是最明顯的社會病态，範進中舉之所以成為《儒林外史》裡最脍炙人口的故事，給所有的讀者以難忘的印象，其原因就在這裡。吳敬梓沒有将批判的鋒芒局限于對勢利現象的諷刺，而是将諷刺的解剖刀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處。吳敬梓的諷刺、批判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道德評判，而是提高到了制度的層面。具體來說，涉及到了對于科舉制度的批判。就讀書人而言，科舉制度提供了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可能性。在功名富貴的誘惑下，讀書人或者變成除了八股一無所能的廢物，或者僥幸獲取功名，進入官場的染缸。吳敬梓對科舉制度産生的種種弊病作了獨到的觀察和分析，将其當作諷刺的主要對象。
從諷刺所針對的人物而言，《儒林外史》的諷刺對象非常廣泛，上自翰林、太保，下至三教九流。中心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尤其是秀才這個群體。這是吳敬梓最熟悉的群體，也是《儒林外史》中寫得最好的群體。從諷刺所針對的現象而言，圍繞着“功名富貴”四個大字。凡是追逐、豔羨、自負其功名富貴者，即成為《儒林外史》的諷刺對象，而不論其社會地位之高低貴賤。如果僅此為止，則《儒林外史》并無與衆不同之處。對名利之徒的諷刺自古就有，對世态炎涼的感慨史不絕書。吳敬梓最感興趣的諷刺對象是：虛僞勢利、利欲熏心而又自以為忠孝仁義或欲掩其真相，而使他人認為是忠孝仁義者。正是在這一點上，《儒林外史》表現出它的與衆不同，吳敬梓表現出他出色的諷刺天賦。這一天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對此類人物和現象的高度敏感、精心觀察，準确捕捉其特征；二，對此類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覺”進行繪聲繪色而又不動聲色的描寫。
熱衷名利之人，常有冰雪之語。假惡醜者，依然需要一種内心的平衡，需要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到倫理的依據，以消解心中的負疚，達到内心的平靜，甚至站到道德的制高點上，獲得道德高尚的滿足。吳敬梓諷刺的對象，往往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覺。翟買辦，一個小小的衙役，本是一個狐假虎威的小角色，他卻自認為是知縣跟前叫得響的人物。因為他心裡作如此想，所以想不通一個知縣叫不動一個百姓的道理。時知縣的本心，是要用王冕的畫作為禮物去巴結危素，但他卻把自己的下鄉想象為“屈尊敬賢”的高尚行為。難怪他吃了閉門羹便要勃然大怒。夏總甲一個基層小吏，卻頤指氣使，“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大有“官到尚書吏到都”的氣象。範進的丈人不過一介屠戶，卻沒有把中了秀才的窮女婿看在眼裡，更不必說那些“做田的、扒糞的”農戶。梅玖不過是一個新進的秀才，卻仗着“我們學校的規矩”，趾高氣揚，将老童生盡情地挖苦一頓，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王德、王仁貪的是妹夫嚴監生的銀子，可這一對兄弟的原則性最強：“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功夫！”是所謂義形于色，當仁不讓。妹妹還沒有斷氣，他們就催着嚴監生扶妾為正。嚴貢生貪婪狠毒，親弟嚴監生屍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門去，要奪弟弟的遺産。可他一口咬定趙氏是妾，并揚言：“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俨然是禮教的捍衛者。這個儒林中最惡劣的分子，卻總能抓住理。他的名聲很臭，刁鑽刻薄，連族長都怕他怕得要命，卻自許為“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于心無愧”。嚴貢生一生口是心非，卻句句不離道德名分。他處處要占人便宜，卻說自己“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平日常做虧心事，卻居然能夠做到“半夜敲門心不驚”。陳和甫整日奔走權門，打秋風，讨一口剩菜殘羹，可他自己卻坦然地說：“晚生隻是個直言，并不肯阿谀趨奉。”不承認是仰人鼻息的人。王惠分明是一個酷吏，衙門裡一片“戥子聲、算盤聲、闆子聲”，“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爺的利害，睡夢裡也是怕的”，他卻自認為“而今你我為朝廷辦事，隻怕也不能不如此認真”。婁家公子結交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名士”，卻自以為是禮賢下士的豪舉。楊執中、權勿用、張鐵臂一個個出乖露醜，使兩位當代信陵大為掃興。八股本是無用之物，可是魯翰林卻認為，八股通了，一通百通；八股不通，一切等于零。他是科場上的勝利者，充滿着一種勝利者的優越感。這份自豪傳給了他的女兒魯小姐。女婿不懂八股，緻使魯小姐有誤我終生之憾。八股本是賺取功名的敲門磚，而馬二先生卻把八股視為學問，對自己選文的眼光非常自豪。因為他心裡藏着這一份自豪，所以當他看到匡超人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他新選的《三科程墨持運》”，立即就對其産生了好感。當他看到書店裡擺着自己的選本，不免心裡歡喜，立即上前去打聽此書的銷售情況。趙雪齋攀龍附鳳，借着說詩，帶出中翰顧老先生、通政範大人、禦史荀老先生，沒見他有什麼驚人之作，可他卻以詩人自居，俨然是杭城詩壇的風雅主持。匡超人發迹以後，變成一個無恥卑鄙的名利之徒。潘三東窗事發，沒有把匡超人供出來。而匡超人卻不領這份情，他堅決不去探望入獄的潘三，自說“便是我當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一副公而忘私的模樣。人物假惡醜的本來面目與他真善美的自我感覺的錯位，造成了一種喜劇的效果。
為了制造良好的自我感覺，可以吹牛，可以撒謊。鬥方名士會吹，官吏會吹，衙役會吹，鹽商、屠戶、和尚、山人，也都精通此道。梅玖吹他進學前，夢見太陽落在他頭上。王惠吹他科考時如有神助的鬼話，哄哄老實的周進。匡超人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教習，他卻自吹說“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名利之徒的吹牛撒謊，沽名釣譽，達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馬二先生經不起蘧公孫的糾纏，讓他站上了《曆科程墨持運》的封面；牛浦借着偷來的詩稿，冒充牛布衣；在牛玉圃那裡，吹牛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一種上了瘾的嗜好。權貴和富翁，似乎都是他的摯友，他一開口就說是“二十年拜盟的朋友”。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不但是騙人，而且是自欺。一部《儒林外史》，簡直就是一部吹牛大全。
良好的自我感覺背後，是信仰的缺失。真正有信仰的人，如杜少卿的父親，則被高翰林看做呆子。《儒林外史》中的幾位真儒，一個一個地被邊緣化。不是優勝劣汰，而是一種“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負淘汰。我們在《儒林外史》裡看到了封建社會晚期的信仰危機。統治者也不願去遵守自己制定的倫理規範，這一現象最容易摧毀一般人對倫理的信仰。當人人都在做假的時候，誠信還有什麼意義！人人戴着假面，真正變成了人生如戲。可悲的是，如魯迅所說：“看客雖然明知是戲，隻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于是這出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他們反以為掃興。”（《馬上支日記》）
着力描繪諷刺對象的自我感覺，而不去直揭對象的可惡，使諷刺獲得了一種含蓄的風格。辛辣的諷刺融化在似乎是無動于衷、不動聲色的描繪之中，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燭幽索隐，物無遁形”。中國古代最強勢的文體是詩歌和史傳，恰恰這兩種文體都追求一種含蓄的風格。吳敬梓的諷刺青睐于含蓄的風格，是受到了傳統文化潛在的影響。
從讀者的感受來看，小說越是渲染被諷刺者良好的自我感覺，諷刺的意味就越是濃郁，諷刺的效果就越強烈。發迹前的周進，隻是讓我們覺得他的迂腐可憐。他的提攜範進，也會得到讀者的好感，沒有多少諷刺。當梅玖嘲笑周進的時候，我們隻覺得周進的可憐，諷刺主要落在梅玖的身上。周進的冬烘，可笑的成分少而可憐的成分多。他的貢院發瘋，更是讓人唏噓不已。在科舉制度的誘惑和毒害之下，多少讀書人變成空虛愚昧，除了八股一無所知也一無所能的人。範進的故事也與此類似。我們讀範進中舉的故事，一開始，沒有覺得作者對範進有多少諷刺，隻覺得他老實而可憐。諷刺的筆墨主要落在胡屠戶的身上。作者用不無誇張的筆墨，寫出他的前倨後恭，造成了強烈的諷刺效果。範進中舉以後，他的自我感覺逐漸地好起來，我們看到他一面忸怩作态，裝出守孝的模樣，一面“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裡”，看到他身為學道，不知蘇轼是何人，才覺得諷刺落到了他的身上。
吳敬梓從名門子弟墜落至一貧如洗的平民，這一段慘痛的經曆，來自上流社會的蔑視和排斥，無疑培養了他對世态炎涼的痛徹體驗，培養了他對勢利和虛僞的敏感和痛恨。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乾隆時代，也正是一個統治者自我感覺良好的時代。春風得意的乾隆，自诩為“十全老人”，認為他的文治武功古今無人可比。他不但不允許有什麼權臣，甚至也不承認有什麼名臣，更不承認有帝王師之類的人物。乾隆不甘心僅僅做一個守成之主，他要做一個中興之主。乾隆時期禦纂、禦注、欽定的經典之多，不僅說明了最高統治者對儒家學說的重視和提倡，而且說明了乾隆兼君主和教主于一身的内心願望。當然，傳統文化的習慣，如魯迅所說，“挂起招牌就算成功了”，這種重視和提倡并沒有多大的效果。吳敬梓的晚年，已經淪為一餐一飯都難以為繼的赤貧。他對所謂的盛世不會有什麼好感。他早已被社會邊緣化。正是這種邊緣化的社會地位，這一份難得的孤獨和寂寞，使他在盛世保持了一份難得的清醒。憑着這份清醒，吳敬梓看清了盛世背後的暗潮洶湧，看透了世情的勢利和虛僞。可貴的是，吳敬梓的邊緣化也是他自己的選擇。他曾經有機會從統治者的宴席上分得一些剩菜殘羹，可是，吳敬梓放棄了。他像陶淵明一樣，像嵇康一樣，不願為五鬥米折腰。因為他對盛世的否定，所以他要在小說裡塑造一個莊紹光這樣的人物。莊紹光那種蔑視富貴、淡泊功名、獨立不羁的人格，深為作者所景仰。邊緣化的地位，甘于寂寞、淡泊功名的思想，貧困帶來的憤激與悲涼，加強了吳敬梓批判的力度，使《儒林外史》中處處迸發出諷刺的火花。
在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盛世，吳敬梓帶着他的憂憤和悲涼，完成了他不朽的諷刺巨著，使後人永遠記住了這一位文化巨人的名字。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