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來
（一）
我在1977年11月報考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研究生的時候，招生簡章中指導小組是以張岱年先生為首的幾位老師，有鄧艾民先生、朱伯崑先生，而湯一介先生不在其中。1978年秋天入學後，給我們上課的是張岱年先生和朱伯崑先生，教研室負責研究生工作的是樓宇烈先生。因為湯一介先生沒有參加“文革”後首屆研究生的教學和指導工作，所以我很長時間裡一直沒有見過湯一介先生。
1980年秋天，我去中國人民大學聽島田虔次教授講演，湯先生也去參加了。講演結束出來的時候，我跟湯先生打招呼，并一起走到332車站坐車回中關村，他問我論文指導老師是誰，我告訴他是鄧艾民先生。這是第一次跟湯先生說話。1981年秋天我畢業留校後，因為同在一個教研室工作，所以跟湯先生見面的機會就慢慢多了起來。
1984年，湯先生開始做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1985年夏我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我本來就是中國哲學教研室的教員，自然回到中國哲學教研室工作。1985年夏天我去日本築波大學開會，湯先生要我帶封信給也将到日本開會的成中英教授。他當時問我，你和劉笑敢誰的英文好一點，我說都差不多。他說學校現在重視青年教師的培養，王守常已經安排去新加坡進修，如果有可能，希望你們都有機會去美國進修。他還說，準備跟成中英說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在夏威夷大學弄個進修名額讓我去。他還說想看看能不能安排劉笑敢去天普大學。這年的冬天，成中英教授應湯先生邀請來北大訪問，湯先生就安排我作為年輕講師接待成中英教授，我想湯先生也是想讓我跟成中英教授熟悉一下，便于以後聯系去夏威夷大學訪問。
這件事在成中英教授訪問北大時已經跟他說明，所以到了1986年3月，我就寫信給成中英教授，詢問夏大訪問有沒有希望，成先生回信說現無名額，以後再看機會。于是4月份我就寫信給杜維明教授，請他看看哈佛有沒有機會。為什麼寫信給杜先生呢？這是因為1983年湯先生從美國回來後曾邀請杜先生來參加湯用彤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會時，我當時在勺園跟杜先生談過，彼此已經認識；當時他很關心我的《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書稿的出版，由于國内出版不容易，他建議我到海外去出版。但因為當時批判精神污染，空氣緊張，我未敢貿然答應。1985年春季學期，杜先生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書一個學期，陳鼓應先生也在哲學系任課，湯先生便安排我作杜先生課的助教，安排劉笑敢作陳鼓應先生課的助教。杜先生那時對朱熹也很有興趣，我有時去跟他談，彼此也逐漸相熟，杜先生還參加了我的博士論文答辯。1986年1月杜先生來中國文化書院講課，我到外交學院去看他，他已知道湯先生托成中英幫我聯系去夏威夷大學訪問，大概他預計我可能去不成夏大，便跟我說，你也可以考慮來哈佛。所以，夏威夷大學訪問沒有希望，我自然就給杜先生寫信詢問哈佛訪問的可能，結果在杜先生的幫助下很快就辦成了去哈佛的訪問。如果不是湯先生當初安排我作杜先生的助教，我就不可能跟杜先生相熟，也就不會那麼容易去哈佛作訪問學者。這是我應該感謝湯先生的。
（二）
我1986年去哈佛訪問，初到哈佛的時候，晚上沒事讀杜先生借我看的樂黛雲先生的TotheStorm，給湯先生寫信中也談了我的讀後感，湯先生回信說希望我回國參加中國文化書院的工作。1988年我回國，湯先生又說起參加文化書院的事，魯軍也專門來我家談此事。因為當時書院的事業較大，事情也多，如果參加，一周最少要有兩天的時間投入；而我的心思完全在學術研究，想集中精力寫我要寫的書，于是就謝辭了書院的邀請，沒有參加書院的工作。直到2000年，我才接受湯先生邀請，擔任了文化書院的導師，當然這時書院已經很少活動了。不過，1987年在美國的時候，我在台灣的《當代》雜志上寫了文章，第一次把“走向未來”、“文化中國與世界”和“中國文化書院”作為文化熱的三個文化典型加以分析，此文有一定的影響，對确立和提揭文化書院在大陸文化熱運動中的地位，并把文化書院介紹給海外，也有一點小小的貢獻。
從1988年到1995年，我常常和湯先生共同受邀參加國際會議，比如1988年夏“儒學國際讨論會”（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1989年夏“第七屆國際中國哲學會”（美國，夏威夷大學希洛分校）、“第六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1991年春“‘文化與社會’國際研讨會”（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1994年赴台灣參加政治大學“兩岸文化思潮與社會變遷”研讨會，1995年“第九屆國際中國哲學會”（美國，波士頓大學）等。因為那時我是年輕教員，所以都是我跑教委辦我和湯先生出國的手續，取批件、送材料、拿簽證。那時辦出國手續頗不容易，有時第二天要走，頭一天還沒拿到簽證，到教委拿簽證一等就是幾個小時，拿到簽證送給湯先生時已經過了晚飯時間。至于旅行中幫忙拿行李，照顧湯先生，也是常事。所以有一次樂黛雲先生說：“我老說老湯有福氣，老是跟你一起出去。”這些當然都是我們應當做的，換了其他年輕老師也是一樣。
1989年夏天，我和湯先生一起到美國出席兩個會議，在夏威夷大學林肯中心住的時候，我們和台港學者一起經常讨論中國問題。有一次在湯先生房間我問他，從文化書院的取向來看，您應該是屬于文化保守主義吧？他當時回答我說“我不屬于文化保守主義”。他當時主要強調思想觀念的現代化，我想由此可以了解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湯先生的文化取向，以及他這一時期的整個思想主張和活動。
（三）
1992年至1993年，是湯先生1989年以後出國時間較長的一段，這段時間他雖然不在國内，但他很惦記博士生的論文完成情況，所以幾次給我寫信。下面是1992年3月8日的信：
我于3月4日到香港，現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科學院幫忙做點事。
去年九月離京，先在加拿大教書四個月，十二月底到美國訪問了四所大學，在其中三所作了講演和座談，一切尚順利。本來打算經香港回國，現在準備在科技大學停留三個月。因為他們的人文科學院目前全是聘請台灣的學者，我感到對我們國家不利，現在他們讓我幫助設計人文科學院如何辦，我想也許我可以起一點作用，以便1997年後和我們的關系更密切些。
我已給朱德生寫信，請假三個月。但有件事請你們幫忙，我有三名博士生今年畢業，王平的論文是“《太平經》研究”，張廣保的論文是“全真教的心性學說”，我走前已經安排好他們的寫作，并讨論了他們的提綱。我将寫信給他們，要求他們三月底寫成。我想，請抗生幫助看“《太平經》研究”，請你看看“全真道的心性學說”，不知可否？同時我也要求他們把稿子複印一份用快件寄給我（費用我支付），我看後寄回。
1992年5月4日湯先生來信：
陳來同志：
來信收到，關于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會事，我現在沒有什麼建議，等回到北京後，再說。
我将于6月16日由香港回國，兩個博士生的論文，請費心幫忙指導。但王平論文尚有一部分未寄來，請問問，何時可寄來，最好快一點。
出來大半年，一切還好。因“六四”後總感到在北大不很愉快，出來走走，使一些事可以淡化。我自己想，反正已65歲，最長也不過還有五年我可以退休，而且還可以說自己身體不好，要求提前退休。我們的孩子都在美國，也得為自己晚年考慮一下，在國内沒有親人，大概是不會有人管的。我之所以在6月中回來，還是因為兩個研究生，還希望做點事，希望環境好一些真能做事。本來我也可以在香港科大長期呆下去，但想想總還有些責任，應把未了之事做完了再說。
祝好
又是一個5月4日。
湯一介
5月4日
可見，湯先生對博士生論文的事總是很挂心、很負責的。湯先生博士生的工作，我的确參與不少，就以招生來說，那時教研室教授少，湯先生博士生複試，都是湯先生和我兩人參加；朱先生的博士生複試也是我和朱先生兩人參加；湯先生不在國内，就由朱先生和我負責湯先生博士生的複試。
這封信中說到的“關于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會事”，是因為1993年7月要在中國主辦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會，确定在北大舉行，由北大哲學系負責主辦。1992年就要開始籌備，我作為教研室主任參加了學校的籌備會，故寫信告知湯先生。湯先生是國際中國哲學會駐中國的代表，又稱中國大陸分會的會長，所以這個會自然是要由湯先生負責的。但湯先生這一時期多不在國内，而我是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于是辦會的責任就全部落在我的身上。
1993年2月湯先生來信：
陳來同志：有幾件事得拜托你，請你幫忙。
1.我招博士研究生題目我已經出好（包括國内的和留學生的，韓國有吳相武等三人找過我，要考我的博士生）。
2.請代問問我申請的“整理和編輯湯用彤全集”的資助是否已批準。因為我身體不太好，想盡快完成，已找孫尚揚、胡軍幫助工作，題目已開始做了，希望有點經費。請你幫忙。
3.能否給我一份參加“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會”邀請名單(國内和國外的)，以便我考慮邀請參加“紀念湯用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名單，我并想再請幾位韓國學者。
4.我仍在檢查中，尚無結果，如無大問題，我想一兩周後或可出院。如要動手術，我就想轉院到阜外（心髒專科）或去美國動手術（我女兒答應支持在美醫藥費），請便中向系領導報告一下。
謝謝。祝好！
湯一介
1993年2月8日1993年夏天，“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會”在我獨立操辦之下，成功舉行，湯先生會前才從海外回到北京。盡管當時我們的條件很差，與會學者還都比較滿意。順便說一句，從這時開始，國際中國哲學會規定，主辦雙年會的單位即為會長單位，即誰主辦會議，誰就在主辦的兩年中擔任國際中國哲學會的會長。但在最開始的兩屆中，由我們辦會，波士頓大學當會長，下一屆波士頓大學辦會，我們當會長。所以我們1993年辦會，波士頓大學的南樂山當會長。1995年波士頓大學辦第九屆國際中國哲學會，湯先生當會長。我們成功地主辦了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為湯先生做下任會長奠定了基礎（以後方克立教授辦十二屆會，由他當會長；郭齊勇教授辦十五屆會，便由郭齊勇當會長）。因此，這次會議的順利舉辦，湯先生還是比較滿意的。
1994年我和湯先生去台灣政治大學開會，會後湯先生約我一起去佛光山會見星雲法師，我們在佛光山都作了講演。湯先生講演時對佛學院的學生說“我們現在再也培養不出陳來這樣的學者了”，這當然是湯先生對我的表揚，但長江後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讓後波，北大新一代的學者肯定會超過上一代，後來居上是一定的。
1995年以後，由于中國和美國的關系恢複，和湯先生一樣，我的長期出國也多起來，甚至比湯先生更多，所以就較少參與湯先生博士生的培養工作了。不過1998年湯先生決意退休時，希望我接收他手上仍未答辯的幾個博士生，我都按要求幫他們順利完成了學業。
1999年秋季學期，湯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學訪問，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期間湯先生夫婦曾請我在他們的居所吃飯，受邀的還有鄭培凱教授。吃飯中樂黛雲先生說起××功的事件，提醒我們不要參與，湯先生說，他們那麼聰明，是不會參與的。後來我們還一起參加了湯先生的講演，主題是關于郭店楚簡的。我們知道，湯先生并不以口才見長，但他的那次近一小時的講演不用講稿，講的平緩而流暢，得到大家一緻的肯定，以至于有位香港大學的學者以湯先生為例，說中國學者口才比英美學者好。
此後幾年，我經常在香港教書，我在香港科大教的一門課是“中國宗教哲學”，我指定的三本參考書之一，就是湯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因為許多研究道教的著作都沒有宗教哲學的視角，而湯先生這本書開始有了宗教哲學的視角，這是勝于許多國内道教研究者的地方。
（四）
其實，湯先生給我寫過許多信，但大都是關于研究生等具體事情，所以都沒有保存下來。2002年10月湯先生在學校倡議開展儒藏編纂工作，11月初的一個晚上他打電話給我，希望我支持這項計劃，第二天早上又讓吳志攀副校長給我打電話，要我出席當天上午在一院召開的儒藏論證會。我到會上發了言，作了論證，表示了對儒藏計劃的支持。工作開展起來後，為了争取教育部的支持，我也寫過相關論證材料；在儒藏中心内部開會讨論，我都盡量支持湯先生的想法。由于我在系裡和教研室還有不少工作，所以我在儒藏主要參與的是目錄的工作。2004年湯先生就目錄問題給我一信：
陳來同志：
我又看了一下《儒藏》精華本的目錄，對“史部”還是有些想法。由于我們以對古籍不拆散為原則，因此《二十四史》中的“傳記”無法收入，這樣隻能退而求其次，收了一些年譜。如果年譜都删去，那麼對大儒的生卒事迹就無法了解。這樣似有缺陷。因此我建議是否可以恢複一部分。如“十一，史部”中的12、13、14、15、17、18、20、22、25、27、32、34、55、56等等。
在“子部”中“性理之屬”是否“上蔡語錄”和“龜山語錄”、“太極圖說述解”等也看考慮不删。
“别集”中“漢至五代”中“李翺”是否可考慮不删；“南宋”中“嶽飛”似可删。“金履祥”在元或更合适。“明”的6、7、8、11、27等是否可考慮删去一些，複旦吳震提出要增加的是否可選一兩個。
“目錄”事多多麻煩，拜托、拜托，謝謝！祝中秋快樂，萬事如意！
湯一介
2004.9.18
從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湯先生對儒藏的事是非常認真，也非常負責的。另外，在多年與湯先生的交往中，我體會到湯先生很長于學術謀劃和學術組織，對解決行政事務的困難也很有點子，這可能也是他願意“做點事”的原因之一。他的這種組織能力在儒藏編纂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當然，湯先生對編纂儒藏的決心也是逐步形成的。我記得，還在教育部立項之前，2003年4月，有一天湯先生給我打電話說儒藏的事，其中他說他做兩年就交給我們做，他就不做了，還說“反正我也不是搞儒學的”。次日我給吳志攀副校長打電話，跟他叙述了湯先生的說話，我說我是樂觀其成的。這是儒藏争取立項過程初期的事。後來教育部重大項目立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學校大力支持，湯先生的決心越來越大，儒藏項目的建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成為北大文科最有代表性的項目，而在這十幾年中湯先生對儒學也做了更多的研究。
2005年哈佛燕京校友會在北大召開研讨會，湯先生提交的論文是讨論當現代中國哲學的，其中有一段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