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的初祖

《典論》是曹丕的一部論文總集，五卷二十篇，《隋書·經籍志》子部類著錄。現多已亡佚，《自叙》《論文》兩篇相對完整。《論文》一篇專論文學，《文選》卷五十二“論”類收錄，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丕很希望自己在文學上不朽。《三國志·魏志·文帝傳》載：“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他從不諱言這種理想，在《與王朗書》（裴松之注引《魏書》）中說：“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數起，士人凋落，餘獨何人，能全其壽。”其中，他提到《典論》和百馀篇詩賦，正是他希望的傳世之作。在《論文》中，曹丕提到建安七子已逝。建安七子中，孔融死得最早，建安十三年（208）被殺，馀者多數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當時，疾疫流行，陳琳與徐幹、應瑒、劉桢等，一時俱逝。徐幹死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二月。至此，建安七子皆離世。這說明，《典論》二十篇定稿于建安（196-220）最後兩三年間，不會晚于曹丕即皇帝位的黃初元年（220）。因為，《藝文類聚》卷十六載卞蘭《贊述太子表》稱：“著典憲之高論，作叙歡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由此推知，曹丕著成此書，還是太子身份，在黃初元年之前。

曹丕非常重視這部《典論》，還專門鈔錄送給孫權、張昭。裴松之注引胡沖《吳曆》載：“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饷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魏志》載，曹丕的兒子曹叡也深知乃父的遺願，在大和四年（230）二月，議“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三少帝紀》裴注引《搜神記》：“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并，以永示來世。’”《宋書·武帝紀》《隋書·牛弘傳》載，晉安帝義熙十二、十三年(416、417)，劉裕先後攻陷洛陽、長安，收錄圖籍數千卷。裴松之追随劉裕北伐，不僅看到各地圖籍，還親曆洛陽，看到太學門前所立六塊《典論》石刻。史載，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477-499），《典論》石刻猶存其四。《隋書·經籍志》著錄為五卷，《宋史》以後不見著錄。據此推測，全書大約亡于宋初。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張，觸及到文學自身的規律，體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所以，郭沫若《論曹植》一文稱其為“文藝批評的初祖”。按照文章的邏輯順序，可以梳理成下列幾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批評文人相輕的弊端。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裡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引邵長蘅說：“通才既難，而人又苦于不自知，故須論定也。此一篇之大意。”文人通常以其所長，輕人所短。班固、傅毅，論才能，兩者應在伯仲之間，不相上下，但是班固卻自以為略高一籌，嘲笑傅毅下筆千言。自休，五臣張銑謂“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似與上下文意不符，應是自止之意。不能自休，即文字汗漫而無所統禦。

第二，編纂建安七子的合集。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琏，東平劉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骥于千裡，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七子”之稱始見于此。“鹹以自騁骥于千裡，仰齊足而并馳”。鹹以自，《三國志》作“鹹自以”。《藝文類聚》亦作“鹹自以”。胡克家《文選考異》謂“依文義，‘自以’是也。各本皆倒耳”。骥，良馬，比賢才之俊逸。這兩句比喻七子競相馳騁才華。在當時，這種縱橫騁氣之風，不僅限于七子。曹植《與楊德祖書》就說當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鐘嵘《詩品》也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桢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緻于屬車者，蓋将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他們在創作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鹹蓄盛藻”，“以情緯文，以文被志”（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意識地把目光轉向樂府詩，努力從民間創作中吸取養分，注重情文兼具，文質相稱，創造了屬于他們那個時代的典範之作。

建安七子的文集，與《典論》大約同時完成。曹丕《與吳質書》稱：“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鬼錄，記錄死去的人名。杜甫《贈衛八處士》“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即由此而來。《與吳質書》作于建安二十四年，諸子合集是曹丕在七子最後一位離世（徐幹）的建安二十三年的翌年所輯。此集《隋書·經籍志》未著錄，可能久已亡佚。明代楊德周《彙刻建安七子集》為至今存世較早者，但此集有曹植而無孔融。清人楊逢辰《建安七子集》則補入孔融而去掉曹植。

第三，比較建安七子的異同。

建安七子有其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毛病，文人相輕是其顯而易見者。曹丕自比君子，可以審己度人，避免斯累，故作此《論文》，從比較中論述各家的特點和成就。他說：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桢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俦也。

首先，他把王粲、徐幹二人放在一起比較。曹丕《與吳質書》論王粲：“仲宣續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認為王粲雖然有才，但是體弱，缺乏壯氣。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屬山東）人。他出身名門，曾祖父王龔、祖父王暢均為漢代三公，父親王謙為何進長史。但他幼年喪父，十三歲時逢董卓之亂。十七歲時南下荊州，依附劉表，著名的《七哀詩》《登樓賦》就作于這段時間。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劉表，會劉表病死，劉表之子劉琮繼守荊州，因降曹操。王粲亦投歸曹操，被征為丞相掾，賜爵關内侯，後為軍謀祭酒，參與政務。魏國既建，拜為侍中。從此，原有的一點壯氣也喪失殆盡。他曾與曹植、阮瑀等人并作《三良詩》，曹、阮二人繼承《詩經·秦風·黃鳥》的傳統，哀歎三良，對殉葬一事表達了強烈的憤懑情緒。王粲《三良詩》也對秦穆公有所批評，但更多的是贊揚三良知恩圖報、不惜殉葬的犧牲精神。這樣寫，不排除借機向曹操表示效忠的可能，多少有點獻媚色彩。徐幹也體弱乏氣，但不獻媚。徐幹字偉長，北海劇（今屬山東）人。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定袁紹，徐幹應诏入曹操幕，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建安十三年（208），随曹操南征，作《序征賦》。建安十六年（211），曹丕受封為五官中郎将，徐幹為五官将文學。建安十八年（213）前後，因病隐退，潛心寫作《中論》。曹丕說徐幹“有齊氣”，什麼叫“齊氣”？若就曆史傳承而言，應是從田橫以來該地就普遍推崇的氣節。若就齊人性格而言，似指恬淡自然的風氣。若就文章而言，則是指舒緩平易的風格。齊氣，《三國志》《藝文類聚》《初學記》并作“逸氣”。若此，則徐幹的創作就不是舒緩，而是駿逸風發。黃侃《文選平點》卷六說：“文帝論文，主于遒健，故以齊氣為嫌。”曹丕在《與吳質書》也明确說：“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所謂“箕山之志”，其實就是堯時許由所奉行的“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呂氏春秋·求人篇》）。同時代的王昶作《家戒》，其中說到他所敬佩的徐幹：“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不求苟得，澹然自守”與曹丕所說的“懷文抱質，恬惔寡欲”，是一個意思，即舒緩平淡。這應是“齊氣”的本意。而“逸氣”非徐幹所有，乃劉桢的風格。

其次，他論述了陳琳、阮瑀的共性：“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陳琳字孔璋，廣陵射陽（今屬江蘇）人。早年在何進幕下任職，曾作《谏何進召外兵》，認為“今将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于鼓洪爐以燎毛發。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認為如果招納董卓進京，“大兵合聚，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幹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隻為亂階”。事實證明陳琳的判斷是對的，說明他很有政治眼光。後又追随袁紹，曾作《為袁紹檄豫州文》讨伐曹操。文章氣勢磅礴，排江倒海。《文心雕龍·檄移》稱其“壯有骨鲠”。官渡之戰後，曹操滅袁紹，不計前嫌，将陳琳納入幕府，任命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主管軍國書檄。《檄吳将校部曲文》即作于此時。這兩篇文章并收錄在《文選》中而成為一代名文。此外，《文選》還收錄其《答東阿王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兩文，也都内容繁複，風格壯麗。這與曹丕在《與吳質書》中的評論完全吻合：“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

至于阮瑀，曹丕說：“元瑜書記翩翩，緻足樂也。”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曾随蔡邕問學。建安初，曹操召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阮瑀擅長章表書記，與陳琳負責軍國書檄文字。故《文心雕龍·才略》篇稱陳琳、阮瑀“以符檄擅聲”。《文選》收錄其《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文氣順暢，舒卷自如。他還著有《文質論》，認為文“遠不可識”，質則“近而得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故主張“意崇敦樸”，即以質實為上。這些都可與曹丕的論述相互印證。

最後再比較應瑒、劉桢、孔融的差異。先說應瑒的“和而不壯”。應瑒字德琏。早年流寓南北，建安初入曹操幕府為掾屬。曹植為平原侯，應瑒為平原侯庶子，後轉為曹丕的五官中郎将文學。《文心雕龍·才略》：“應瑒學優以得文。”曹丕《與吳質書》也說：“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曹丕說他“美志不遂”，也不盡然。《藝文類聚》卷二十二載其《文質論》，篇幅較阮瑀的同題之作為長。《文心雕龍·序志》稱：“至于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别》，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這裡提到“應瑒文論”，應當是指其《文質論》。在劉勰看來，這篇文論與《典論》《流别論》《翰林論》《文賦》同等重要，也算是不朽之作了。當然，這篇《文質論》也有不足，主要是“華而疏略”，即華麗而缺少實質内容。他的詩也有這個問題。清人沈德潛評其《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詩》：“魏人公宴，俱極平庸。後人應酬詩從此開出。篇中代雁為詞音調悲切，異于衆作。”“代雁為詞”是其長處，而平庸應酬也是其短闆。

再說劉桢的“壯而不密”。劉桢字公幹，東平甯陽（今屬山東）人。曹丕《與吳質書》評劉桢：“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鐘嵘《詩品》列為上品，說他“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淩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都說他的詩歌以氣勝。今人俞紹初《建安七子集》輯存文十一篇、詩十三首并佚句。其中十首見于《文選》，說明他确實是以詩歌取勝。詩歌真骨淩霜，難免疏略，大約是性格所緻。王昶《家戒》就說：“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誡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得失兼半，這是劉桢為人為文的特點。《贈徐幹》一詩，可能寫于他失志時。當時，徐幹等人能夠随曹丕遊宴西園，而自己卻不能随意出入西園，不能預宴，心中非常郁悶。盡管如此，他并不想改變自己的性格。《贈從弟》三首，分别以蘋藻、松柏、鳳凰作比，勉勵從弟能夠堅持節操，端正不阿，反映出劉桢對獨立人格的追求。《文心雕龍·體性》稱“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認為他的詩歌的最大特點就是氣盛。《風骨篇》《定勢篇》分别記載了劉桢的話。如《風骨篇》轉引劉桢評論孔融的話說：“‘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并重氣之旨也。”《定勢篇》“劉桢雲：‘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所謂氣、勢，陸厥《與沈約書》稱“劉桢奏書，大明體勢之制”，道理是一樣的，就是要求文章要有氣勢、風骨、氣象。劉桢的詩有氣勢，他的文章也如此。《文心雕龍·書記》說：“公幹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于為詩矣。”劉桢《毛詩義問》十卷，尚存殘篇，可見文章寫作固有其學術根底相支撐，所以不凡。

最後再說孔融的“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不能持論，李善注引《漢書》“不根持論”，北宋本作“不良持論”。胡克家《文選考異》據袁本、茶陵本作“不長持論”，謂孔融文章精美，但是議論不足。至于那些嘲戲之文，則與揚雄、班固相近。俦，伴侶。從《後漢書》記載及孔融的作品不難看出，曹操起兵時，以恢複漢室相号召，孔融深信不疑。後來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孔融發現有代漢野心，逐漸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官渡之戰消滅袁紹，曹丕霸占甄夫人，他上表祝賀說“武王伐纣，以妲己賜周公”。曹操未聽說此典，便問其故。孔融說：“以今例古，想當然耳。”曹操下禁酒令，他作《難曹公禁酒書》，稱“酒之為德久矣”。所謂嘲戲之文，大約就指此類文章。《文心雕龍·論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這些冷嘲熱諷的文章，曹操還勉強可以接受。誰知他又《上書請準古王畿制》，建議“千裡國内，可略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比北郡，皆令屬司隸校尉，以正王賦，以崇帝室”。孔融寫作此文，實際上是擔心曹操分封子弟，控制王室。這就引起曹操疑心。建安十三年（208），郗慮承旨，以微法免融。路粹又承旨奏文，捕殺孔融。《文心雕龍·程器》說：“文舉傲誕以速誅。”以傲誕而引火燒身，這是孔融沒有想到的結局。盡管曹操不喜歡孔融，而曹丕卻對他的詩賦文章高度贊賞，并廣為收集，編入《建安七子集》中。

通過具體而微的文學批評實踐，曹丕的作家論體現出以下特點：一是善于用隻言片語概括作家的特點。如徐幹“應瑒和而不壯”，“劉桢壯而不密”、“有逸氣”，徐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王粲體弱，則其文不壯，均言簡而意赅。二是往往既指出其長處，也指出其短處。曹丕酷愛孔融文章，認為“體氣高妙”，但同時指出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于雜以嘲戲”。三是将作家放在一起評論，相互對照比較。這也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方法。這種批評方法與東漢以來的人物評論風氣有着非常密切的關系。四是在對建安七子的評論中，也體現着曹丕本人的自信。誠如林雲銘《古文析義》所說：“語語自疏所長，半著不肯讓人，有推倒一世氣概。”畢竟，他的身份不同，實際上有居高臨下、俯視文壇的意味。

第四，辨析不同文體的特點。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于自見，謂己為賢”為一過渡句，進一步引起另外一個話題，即不同作家，所以會有不同風格，不僅僅是由其性格所導緻，還與其擅長的不同文體密切相關。他說：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诔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不同文體有不同的要求和風格。奏議是公文寫作，經常用于朝廷軍國大事，語言必須典雅。書論當以理為主，不應以言辭求勝，否則會枝蔓橫生，辭不達意。碑诔是悼念死者之文，自然要求樸實無華，徒事華豔則有悖語境。文章體裁不同，多數人隻能獨擅一體，不能執此非彼，更不能一概而論。言下之意，曹丕可以突破文體禁锢，而通達衆體。當然，曹丕似乎更重視“詩賦欲麗”四字。他沒有對“麗”字作更具體的論述，我們隻能從其追随者陸機《文賦》中推知一二。陸機對文學作品提出了五個方面的審美要求，即：應、和、悲、雅、豔。“豔”是最高的審美要求，與曹丕《典論·論文》“詩賦欲麗”的“麗”非常接似。東漢以來文人制作五言詩風氣日盛，語言日趨華美。《典論》分為四科八體，陸機《文賦》将文體分成十類。至齊梁間，文體分類越發細密，反映出六朝時代文學觀念與創作實踐的突飛猛進。

第五，指出不同風格的形成。

“暗于自見，謂己為賢”是“文人相輕”的重要原因。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的主張，實乃千古不易之論：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緻。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檢，法度。同樣的節奏、曲調，運氣不同，好壞就有很大差别。這些隻能意會，即便父兄之間也不可言傳。聯系前文，說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劉桢“有逸氣，但未遒耳”，王粲“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從這些評論來看，曹丕更欣賞壯大有力的風格。《文心雕龍·風骨篇》也延續這種觀念，提出了“風骨”的概念：“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所謂“篇體”是指文章整體。鐘嵘《詩品》評論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也是指曹植的全部創作。不僅詩文要求風骨，書畫的最高标準，也在風清骨峻。謝赫《古畫品錄》就常常用“氣”“氣力”“壯氣”等概念推崇那些有氣勢的作品，都與曹丕的“文以氣為主”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六，肯定文學的曆史作用：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隐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古人有所謂三不朽之說，所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作者把立言的重要性置于經國大業上，可以不朽。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在羑裡，演繹八卦，并不因為禁閉而放棄追求。周公旦功成名就，依然治禮作樂，也不因為安逸而改變自己的志向。他們就擔心時光流逝，所以，不貴咫尺玉璧，而重寸寸光陰。可惜常人對此卻多不在意，貧賤時就擔心饑餓，富貴時又放蕩遊樂。他們隻想追求眼前的快樂，而忽略名山事業。日月運行，身體日漸衰老，終有一天會化為烏有，這才是仁人志士最大的哀痛！文章的最後說，“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融等，概指建安七子。他們的創作已經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這是叫人感到欣慰的地方。前面說過，陸機的文學思想有很多方面源于曹丕，可謂一脈相傳。

文學不朽的論斷，并不是曹丕的發明。從曹丕對徐幹著《中論》的推崇和對自己著《典論》的期待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如此強調這種立言不朽之論，其實另有隐情。如前所述，《典論·論文》作于曹丕為太子之後。與此同時，曹植作《與楊德祖書》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迹，辭賦為君子哉？”曹丕、曹植兄弟生活在同樣的政治文化環境中，但是他們兩人對于文學的看法似乎截然相反，一個力主文章可以經國，一個蔑視辭賦小道。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篇著名的講演中對此有所分析，他認為曹植之所以輕視辭賦，隻因為他自己文章做得好，故可如此大言。還有一個原因，曹植活動的目标在于政治，政治方面不甚得意，遂說文章是無用的。所以魯迅說“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種分析是頗為細微的。曹丕已經當上了太子，政治方面他已經勝出，所以更加重視的是文學名聲，渴望名實雙收。他當然不希望人人都有政治抱負。因此，曹丕發表這一通文學不朽的議論，其實并不是真心倡導文學；曹植貶抑文學，也并不是真正看不起文學。曹丕、曹植對于文學的看法大相徑庭，而骨子眼裡卻是一緻的，都是站在政治立場上看文學，隻是觀察的角度不同而已。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