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蘇岑
李白的作品很早就傳入了朝鮮半島，在朝鮮半島古代文化史上産生了重要影響，雖然與杜甫的受歡迎程度相比稍嫌遜色，但仍留下了大量的相關資料。
(一)
李白作品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可追溯到新羅中葉，當時有大量遣唐留學生往來于中韓之間，他們在唐朝留學時，不僅參與當時的文化教育和學習，還和唐朝文人多有交遊，在這個過程中極有可能接觸過李白的作品，并将其帶回朝鮮半島。可惜的是，現存文獻并沒有确鑿證據支持這一推測。
朝鮮半島曆史上長期以“事大主義”來處理中朝的關系，因此在外交上熟谙典故、娴于辭章的文士是國家不可或缺的人才。高麗光宗九年(960)，在後周人雙翼的建議下，朝鮮半島第一次實行了科舉考試，以詩賦取士，而以詩賦取士自然需要基本的教材。據《高麗史》記載，因為當時傳入的書籍較多，輾轉流傳中容易産生錯訛，不利于舉子們學習，高麗文宗十年(1056)，“請分賜秘閣所藏九經、漢晉唐書、《論語》《孝經》、子、史、諸家文集、醫蔔、地理、律算諸書，置于諸學院，命所司各印一本送之”(《高麗史》卷六)。這裡的“諸家文集”當包括李、杜等文集在内。
據《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記載，高麗宣宗二年（1085），宋哲宗即位後向高麗賜《文苑英華》一書，其中收錄李白詩文兩百六十馀首，可視為李白詩文傳入朝鮮半島的确證。據此，李白詩文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最晚可以确定在11世紀80年代。此後關于李白詩文的記載就多了起來。《高麗史·崔惟清傳》記載崔惟清（卒于明宗四年，即1174年）“嘗奉诏撰《李翰林集注》《柳文事實》，王覽之嘉賞，镂闆以傳”，這是朝鮮半島曆史上第一次為李白文集作注、第一次刊刻李白集的明确記載。《李翰林集注》應是完成于1174年之前。即使從整個東亞的曆史來看，這也是較早為李白文集作注的嘗試，早于後來在朝鮮半島流行的編纂于元代的《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百馀年。可惜此書并未流傳下來，其收錄文獻和具體版本情況不得而知。
在完整的李白集子傳入之前或同時，就不斷有零篇散章傳入朝鮮半島，如徐湄《青邱詩話拾遺稿》中記載：“李白《蜀道難》詩稿舊藏松都佛雲寺佛腹中，近年為無賴子竊去，人有見其稿者，多所篡改，首句曰籲咄哉，改以噫籲兮雲。”這裡所言的李白《蜀道難》詩稿當指李白底稿，但現存各種版本中都未曾有“籲咄哉”這一異文，其為抄本當屬無疑。朝鮮人認其為李白底稿，那麼必定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在高麗朝後期，李白詩文集逐漸成為文士們閱讀的基本典籍，甚至出現在了俗樂中。《高麗史》卷七一中所收錄的俗樂《翰林别曲》中提到：“唐、漢書，莊、老子，韓、柳文集，李、杜集，《蘭台集》《白樂天集》《毛詩》《尚書》《周易》《春秋》，周、戴禮記雲雲。”李白詩文和《文選》、杜詩等一起成為高麗文人學者必須學習的典範，如崔滋《補閑集》（成書于1254年）記載：“文安公常言凡為國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則六經三史，詩則《文選》李杜韓柳，此外諸家文集，不宜據引為用。”可見，在為政府所創作的公文中，所用典故必須來自李杜詩和《文選》等重要典籍才算合格。
現存高麗時代的文學主要屬明宗朝（1170-1197）以下者，此時文壇的最高典範是蘇轼，杜詩也大受歡迎，但喜歡李白詩文的仍大有人在。李奎報在《軍中答安處士置民手冊》一文中稱贊李白：“太白，天人也，其語皆天仙之詞。”在《與李侍郎需書》中說：“然李白韓愈，天下之雄才也。則雖抗白以千載獨步，跻韓以周情孔思，世不為嫌，而猶以為歉也。”另一位高麗末期著名文人李穑在《讀李白詩》中極力稱贊李白詩作的巨大魅力：“豪氣淩雲不得□，滿天光焰吐文章。欲尋影響竟無處，極目太清空斷腸。”其《詠太白》詩說：“谪仙風彩照堪輿，醉賦沉香興有馀。獨步盛朝青瑣闼，重營秘術紫河車。豔詞吐鳳纡新寵，豪氣騎鲸入虛。莫道婦人并酒耳，知仁觀過一唏噓。”可見當時王安石“李白詩十句九句婦人酒”之說已經傳入朝鮮，李穑在贊賞李白風采的同時，用“知仁觀過”來收尾，已經可見朱子學的影響。
随着對李白作品閱讀的增多、認識的加深，在詩文創作中化用李白詩文也逐漸增多。如崔滋在《補閑集》中指出，早在高麗中期的著名文人鄭知常就化用過李白詩句：
大同江是西都人送别之渡，江山形勝，天下絕景。鄭舍人知常《送人》雲：“大同江水何時盡，别淚年年添作波。”當時以為警策。然杜少陵雲：“别
淚遙添錦水波。”李太白雲：“願結九江波，添作萬行淚。”皆同出一模也。
李奎報極為仰慕李白，被時人譽為海東李白，其詩文創作中随處可見李白的影響痕迹。他化用李白詩文入詩，如“古來得意隻酒杯，莫辭對月傾金罍”、“請君對月莫辭飲，到海黃河不複回”，可見《将進酒》《月下獨酌》的影子。李白作為風流文采的一種象征，被他不斷融入詩作中，如“一萬古風丞相系，三千詩筆翰林才”、“阚公名在月，太白筆生花”、“青春一日忍虛抛，谪仙杯可傾三百”等等。李谷《墨梅》中“谪仙休怪玉顔缁”一句顯然是化用了李白《颍陽别元丹丘之淮陽》中“悠悠市朝間，玉顔日缁磷”一句，而“記取明年相對處，沉香亭北倚春風”則來自李白《清平調》“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幹”。李谷之子李穑在詩文中也有化用李白詩文之例，如“高堂自昔悲明鏡”是化自《将進酒》“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日照紅妝水底明，翰林詩句使人驚”則直接引用了李白《采蓮曲》“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高麗末期另一位大儒李齊賢曾出使滞元十多年，和大都文人多有交遊，他擅長作詞，在詞作中也較多使用了李白詩文，如“舉杯長嘯待鸾骖，且對影成三”化用了《月下獨酌》、“八表神遊，三杯通道”則語出李白《大鵬賦序》“謂餘有仙風道骨，可以神遊八極之表”及《月下獨酌其二》“三杯通大道，一鬥合自然”，“又何處，長亭短亭”則化自李白《菩薩蠻》“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除了化用李白詩文，高麗末期學者也偶爾有拟次唱和之作，如李谷《稼亭先生文集》卷十四有《妾薄命，用太白韻二首》、李齊賢有《姑蘇台，和權一齋用李太白韻》，李仁老有《續行路難》，闡發李白《行路難》世事坎坷、心中難平之馀意。
但總體而言，高麗朝是李白詩歌接受的初始階段，唱和和化用都不多，李白詩文的刊刻在文獻中雖有記錄，但實際上影響不大。
（二）
朝鮮王朝建立之後，以儒家思想作為立國之根本。杜詩因為強烈的儒學精神，理所當然成為文壇典範。原本高麗朝文士對李杜的喜好并無大的差别，對李杜各有優長有清醒認識。《補閑集》雲：“學詩者對律句體子美，樂章體太白，古詩體韓、蘇。”但至朝鮮朝，李白得到的重視遠不及杜甫，關于杜甫的評論、唱和以及杜甫文集的注釋和刊刻都遠多于李白。即便如此，因為印刷術的發展和發達，書籍流通的增強，尤其是元朝出現的《分類補注李太白文集》傳入朝鮮半島，對李白詩歌的接受比起前代仍然有了極大的發展。
朝鮮朝的文人基本上仍能堅持李杜并稱，認為他們同為詩人的傑出代表，如徐居正說：“文章所尚随時不同，古今詩人推李杜為首。”(《東人詩話》卷上)權近：“義理闡程朱，辭華追李杜。”(《陽村集》卷七《賀門下左侍中平壤伯趙公》)柳方善：“文章直慕李杜風，道學竊效程朱論。”(《泰齋集》卷一《八日歌奉舅氏》)李海壽：“李杜誰軒轾，騷壇兩聖人。”(《樂圃遺稿》卷四《嘲崔立之學後山失真》)此類說法極多，可見是當時的一種基本認識。
對于李杜各自的風格特色能有較準确的把握，如河受一認為：“李白之詩，公子王孫弄仙娥于樓台之上。杜子之詩，忠臣孝子救君父于水火之中。孰為優也，孰為劣也？仙娥不可舍也，君父不可遺也，吾将後仙娥而急君父也。”(《松亭集》卷三《李杜韓柳詩文評》)對于一些過分抑李揚杜的說法，也能有持平之論，如《恕庵詩評》就對王安石的看法提出了批評：“王荊公次四家詩，以青蓮編于其末，曰其詩言酒色者十居八九，此論非真知青蓮者。黃山谷雲青蓮詩語如生長富貴人，甯于醉中作無義語，不作寒乞聲。必如此論然後乃可。”
金萬重《西甫漫筆》指出：“李杜齊名，而唐以來，文人之左右祖者，杜居七八。白樂天、元微之、王介甫及江西一派并尊杜。歐陽永叔、朱晦庵、楊用修右李。韓退之、蘇子瞻并尊者也。若明弘嘉諸公，固亦并尊。而觀其旨意，率皆偏向少陵耳。詩道至少陵而大成，古今推而為大家無異論，李固不得與也。然物到極盛便有衰意，邵子曰看花須看未開時，李如花之始開，杜如盡開，開後則不無離披意。”表面上承認李不如杜，其實則頗有右李之意。也有個别人特别推崇李白，如李瀷在《星湖僿說》中說：“屈原之作《離騷》，其志潔，故其稱物也芳，蘭蕙菌荪揭車杜蘅之屬，爛然于齒頰之間，其芬馥便覺襲人，所以為清迥孤絕，能瀉注胸臆之十怨九思也。後惟李白得其意，就萬彙間取其清明華彩，馨香奇高，陶鑄為詩料，一見可知，為胸裡水鏡、世外金骨也。”“惟屈原得之為《離騷》，其義始見矣。後有李白者，為古風五十九篇。古風者，準古之風詩也，上希于風，下挹于騷，欲以諷刺于世，不可以淺近看。”評價極高。李瑞雨在《蒼舒李白詩卷跋》中把李白尊為詩中的天子和聖人：“且汝欲聞李詩之評乎？吾言其崖略。秋空萬裡，獨鶴摩雲者，高也。峻嶺千尋，快鹘捎風者，逸也。海宮明月，珠寒玑綠者，清也。仙家白日，鳳舞鸾翔者，麗也。尊之則曰詩中天子，法之則曰詩中聖人。汝未能容易見得，姑讀之勉之哉。”
随着對李白詩歌閱讀的增加，出現了一些針對具體詩篇的評論，李睟光《芝峰類說》中觀點可為代表，如“李白《鳳凰台》詩起結兩句，全襲崔颢法。第二聯是尋常懷古語，且與五言詩‘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绮羅’同意。第三聯視‘晴川曆曆漢陽樹’，太不侔矣。且既曰江自流，而又曰二水中分，似疊。餘妄謂李白此詩，雖不作可也”。批評《鳳凰台》，所言甚是。再如“杜詩‘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詩‘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王荊公詩‘綠攪寒蕪出，紅争暖樹歸’。此三詩皆用‘歸’字，而古人以荊公詩為妙甚。餘謂不然。老杜巧而費力，荊公欲巧而尤穿鑿，李白為近自然”。分析三首詩“歸”字的優劣，亦有道理。
李杜一起成為朝鮮文人學習的榜樣，如李玄錫《遊齋集》卷二二《遊齋六家》一文中，把學問分成義理家、文章家等六家，而文章家之下把《唐詩品彙》、李杜全秩、《楚辭》、選賦俪文等列為一科，是必讀書籍。洪柱世在《入學門庭》一文中，也把李杜同列為必讀書目。而朝鮮王朝也将李杜文集列為人才培養的基本書目之一。如《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十七年，集賢殿大提學李孟畇等啟，要求儒生文臣都必須學習李杜詩：“成均館生員經學馀暇，兼習《楚辭》《文選》、李、杜、韓、柳、歐、王、蘇、黃等曆代諸家詩、《春秋》。議政府六曹都試，或令賦詩，四部學堂及外方鄉校，亦依此講習，并錄書徒，每當都會，亦加考講。”“春秋等文臣中直以下應賦詩者，亦令兼習李、杜、韓、柳等詩，令藝文館考其所讀卷數，賦詩科次時，并錄啟聞。”成宗時還設立了專門研究李杜詩的機構：“而如四傳、《春秋》《綱目新增》《文翰類選》《杜詩》《李白詩》《庸學口訣》，皆設局。”光海君七年，為了應對和明朝使臣的詩賦酬唱，專門設立詩學教官，講授李杜詩：“我國接待華使之際，專以詩律唱酬，至于華國，豈曰小補？前日臣爾瞻啟辭中，請以李杜、《文選》為監試輪講者，正為此而發也……請依私教官例，專掌詩學，善誘童蒙，以期作成之效。”同年七月，有人奏啟，以能背誦李杜詩作為參加進士試的資格：“臣爾瞻于上年啟辭中一款，以詩、義、賦、疑，換定監試初、終場，且以能誦四書者，許赴生員試；能誦《文選》或李、杜者，許赴進士試。”因為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作用，甚至一度出現了隻習李杜的傾向：“今聞業科舉者，以李杜為孔、孟，以諸子為經書，偷章盜句，徒事摹仿而已。”
一些重要的中國詩歌選本中選入了李白詩，如朝鮮安平大君李瑢模仿《唐宋八大家文鈔》編纂的《唐宋八家詩選》就選入了李杜詩，樸彭年在《八家詩選序》中說：“匪懈堂與諸儒士，選李、杜、韋、柳、歐、王、蘇、黃八家之詩凡幾首，釐為幾卷……然詩家獨推李杜為稱首，韋柳以下，評論紛紛，是亦不可以不知也。”雖雲八家，對李杜則最為推崇。金堉所編的《三大家詩全集》收錄杜甫、李白和韓愈三家詩，在序中對三人推崇備至：“逮李、杜勃興，韓子大振，此為唐世詩家之宗匠……太白，飛将之兵，勇如快鹘，精貫金石，人莫能測，飄然而無與敵者也。”
和高麗朝文士零星的幾篇唱和次韻之作比起來，朝鮮朝文士對李白詩文的唱和趨于繁盛。朝鮮朝最早唱和李詩的是朝鮮初期文人申叔舟和周世鵬，周世鵬有《次李白送崔氏遊天竺寺》《次李白送楊山人歸天台》等五首次韻之作，其後許多文人都參加進來，拉開了唱和李詩的大潮。唱和之作數量頗可觀，據統計超過了二百首，所涉及的李白原作約在六十首左右，範圍相當廣泛，不僅《将進酒》《蜀道難》《鳳凰台》《廬山謠》《遠别離》《襄陽歌》《望廬山瀑布》《把酒問月》《秋登宣城謝朓北樓》《烏夜啼》《塞下曲》《菩薩蠻》等名作有唱和之作，《宮中行樂詞》《杜陵賢人》《聽新莺歌》《送楊山人歸天台》《贈黃山胡公》等也有唱和之作。另外唱和的方法也較多樣，既有次韻，也有用韻、效體、拟作、續寫等等，甚至還有人模仿李白的風格，作《代李太白答杜子美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對李白《紫極宮感秋》一詩的唱和多達七十馀首。《紫極宮感秋》一詩在李詩中不算上乘，一般選本也很少選入，本詩受到朝鮮學者格外關注和蘇轼關系重大。蘇轼是最早唱和該詩之人，其後黃庭堅等亦有唱和，但在宋朝以後唱和該詩的文人很少。在朝鮮最早唱和該詩的是申叔舟，他在次韻詩題中說：“閱《詩林廣記》，見東坡、山谷、後村、疊山和李太白《紫極宮感秋詩》，依韻書懷。”（《保閑齋集》卷十）周世鵬在次韻詩尾小注中說明自己的創作緣由，也提到了蘇黃的影響：“李太白四十九，作《紫極宮感秋》詩，其後蘇黃皆效之。餘亦不覺其已到此也。今以省柏入石侖寺，阻雨三日，不得下山。夜誦三仙詩，便懷多少感慨，乃次其韻。”(《武陵雜稿》卷一《石侖寺次李白紫極宮感秋韻》)其後海東大儒李滉及其弟子柳成龍亦有唱和，逐漸形成傳統，許多重要文人如宋時烈、金昌協、金澤榮等都參加了進來，成為李白在海東接受史上的别樣風景。
除了詩歌，李白的賦作在海東也有唱和，這和杜甫的情況亦有不同。主要有四篇《次惜馀春賦》、三篇《次悲清秋賦》、二篇《次愁陽春賦》、一篇《續〈拟恨賦〉》，這些次續之作，大都繼承原作傷春悲秋、感時傷逝的主題而加以敷衍，亦融入自己的感慨。此外，在朝鮮世宗年間古韓文文字被創造出來後，以之創作的時調歌詞等俗文學日漸發達，李白因其詩酒風流的人生和飄逸清新的文字特别契合時調文學的風格，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朝鮮中期，在朝鮮文壇占據主流的宋詩風稍有衰歇，出現了一些标榜學習盛唐的詩人，以所謂的三唐詩人李達、崔慶昌、白光勳為代表，還有一些與他們關系密切的文人，比如許篈、許筠、許蘭雪軒姐弟等。這一學唐風氣，顯然推動了李白詩歌的進一步深入人心。許筠本身就不喜杜詩，他在《四友齋記》中将陶淵明、李白和蘇轼當成異代知己，畫像供奉，“其次則唐翰林李太白氏，超邁豪逸，俯阨八極，蟻視寵貴者，而自放于川嶽之間。吾所羨而欲企及者”，杜甫不在列。李達評價許篈的詩作，就指出他受到了李白的影響：“公詩長篇短韻，清壯動蕩，深得青蓮遺法，而五言亦清邵逼唐。”(《荷谷先生年譜》)許筠也評價其兄長為詩學李白：“晚年谪甲山，持李白詩一部以自随，谪還之後，深得天仙之語。”(《惺所覆瓿稿》附錄《鶴山樵談》)當時林悌等亦學唐，其《無語别》一詩：“十五越溪女，羞人無語别。歸來掩重門，泣向梨花月。”極類李白《玉階怨》。
朝鮮朝性理學占據學術中心，憂國憂民的杜甫顯然更合理學家的口味，李白則難免受到非議，對此有學者予以反駁。如申維翰《李白詩序》：“李白詩在天下，殆與六經齊壽，三光并曜。昌黎子所稱萬丈光焰，是當時定論。”對于“謂太白迷于仙，癖于酒，昵于蛾眉，所以其辭多淫放”(《青泉先生續集》卷二)的說法給予了反駁。林昌澤在《李白論》中說：“論白者，以白論白而已，不必以名教論白。白特脫俗仙骨虛浪詩人耳，不以仙骨詩人論白，辄以忠義暴白，欲掩其過，愈益彰白之罪，非所以愛白也。”（《嵩嶽集》卷四）也同樣指出了性理學者評價李白的誤區，強調要從李白詩歌本身的獨特性上來認識李詩。這些都是對李白認識深化的表現。
李白作為盛唐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作品在海東的傳播是一種自發性的文學感染，體現了中國古典文學對海東文學的巨大影響。作為一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詩人，李白是東亞文化圈的重要名片之一。李白作品最早在晚唐時期，至遲在高麗中期就傳到朝鮮半島，從傳入後開始，朝鮮半島的文人學者就開始了對李白詩文的模仿、學習、唱和、研究，但總的說來，雖然曆代文人和朝鮮王朝在表面上都能持李杜并尊，幾無過分貶抑之論，但對李白詩文的學習研究和刊刻情況遠不及杜甫，而且朝鮮王朝也從未以古韓語翻譯過李白詩文集，這和中國曆代“千家注杜”而李白詩文注釋極少的情況不無類似處。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