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家葵
①陳寅恪在《金明館叢稿初編》中說“道家與醫家自古不分”，也是此意。
②陶弘景于道教信仰外，不失儒生本色，蕭綸《隐居貞白先生陶君碑》雲：“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其經學著作有《論語集注》《孝經集注》《三禮序》《注尚書毛詩序》等數種，皆見《本起錄》。
關于道教與科學的問題，李約瑟（JosephNeedham）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提出一個引起西方學者廣泛争議的命題：“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科學和技術的根本。”據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在《道教在近代中國的變遷》中說，李約瑟的這一觀點大約源自馮友蘭教授的論斷：“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反對科學的宗教。”道教與科學是否果真如此親密無間？盡管道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不排斥科學，甚至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但作為追求靈魂超越的宗教，與一切務求實證的科學之間，總難免有扞格之處，因此，美國科學史家席文（NathanSivin）調侃說：“畢竟我們不會因為道士吃大米而宣稱大米是道教的。”不過，對早期道教徒而言，醫藥學術确實不僅僅是維持基本生命的“大米”，而是宗教活動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①，這在陶弘景身上表現尤為明顯。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陽秣陵（今南京）人，一生經曆宋、齊、梁三朝。陶弘景兼有儒生②、醫者、道士三重身份，儒家崇尚孝道，侍疾嘗藥，養老奉親是為人子的本職，如顔之推所言：“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顔氏家訓·雜藝》）陶弘景也說，若詳知醫事，則可“内護家門，旁及親族”（《本草經集注·序錄》）。但作為上清派大宗師的陶弘景之潛心醫藥，更有宗教層面的原因。
丹陽陶姓為道教世家，陳寅恪作《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語涉丹陽陶氏，然僅引《本起錄》叙陶氏世系，而未能舉出切實證據。今據陶弘景所作《真诰·真胄世譜》，則知上清派創始人之一許谧的祖父許尚娶陶弘景七世祖陶濬之女，而許谧之妻則為陶濬從子陶威之女陶科鬥，由此可以概見陶弘景家庭道教背景之深厚。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陶弘景“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梁書·陶弘景傳》）。在醫學方面，自陶氏“祖世以來務敦方藥，本有《範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内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吿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本草經集注·序錄》）。據《本起錄》，其祖父陶隆“兼解藥性，常行拯救為務”，父陶貞寶亦“深解藥術”。
陶氏家族的道醫背景并非偶然，魏晉以來興起的神仙道教對教徒的道德素質有較高的要求。《抱樸子内篇·對俗》雲：“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樸子答曰：有之。按《玉钤經》中篇雲：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可見熟谙醫術，救死扶傷，正可用為道士建功立德。由此亦知陶弘景乃祖乃父行醫濟世，實出于信仰的需要。陶弘景亦是如此，《三洞珠囊》引《道學傳》稱其“好行陰德，拯極困窮，恒合諸驗藥給施疾者”。至于陶弘景撰著一系列醫學著作的宗旨，《本草經集注·序錄》言之甚明：“蓋欲永嗣善業，令諸子侄，弗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孰複是先。”由此可知，行善立功是陶弘景重視醫藥的第一動因。
養生祛疾應該是原因之二。全真教興起之前，道教一直以肉體的長生久視為終極目标，身體健康則是長生的初階。盡管在道教徒看來，藥石灸艾與行氣、房中、金丹之術相比，屬微末小技，但“百病不愈，安得長生”，故葛洪專門指出：“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抱樸子内篇·雜應》）深谙醫藥之術的陶弘景自然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在《養性延命錄·序》中提到：“兼餌良藥，則百年耆壽是常分也。”題名陶弘景撰的《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序》說得更加清楚：“凡學道輩，欲求永年，先須祛疾……服藥數劑，必使髒氣平和，乃可進修内視之道。不爾，五精不續，真一難守，不入真景也。服藥祛疾，雖系微事，亦初學之要領也。”
煉餌服食的需要，則是原因之三。道教服食餌丹，皆不離藥物。崇尚服食的道士，對藥物質量要求尤高，《隋書·經籍志》提到，陶弘景為梁武帝試合神丹不成，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其撰著《本草經集注》之目的，也不僅為醫藥之用，《序錄》雲：“道經仙方、服食斷谷、延年卻老，乃至飛丹轉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理，又一同本草，但制禦之途小異俗法。猶如粱肉，主于濟命，華夷禽獸，皆共仰資，其為主理即同，其為性靈則異耳。大略所用不多，遠至二十馀物，或單行數種，便緻大益，是其服食是其深練歲積。即本草所雲久服之效，不如俗人微覺便止，故能臻其所極，以緻遐齡，豈但充體愈疾而已哉。”在《本草經集注》中，陶弘景大量征引仙經、道書，多處提到“此醫方不複用，市人亦無賣者，唯仙經《卅六水方》中時有須處”（“白青”條）、“仙經有用此處，俗方甚少”（“石膽”條）、“仙經亦用白石脂以塗丹釜”（“五色石脂”條）。凡此種種，其意義皆在于此。
基于以上理由，陶弘景撰醫學著作多種，其影響最大者當推《本草經集注》。此書在《華陽隐居先生本起錄》《華陽陶隐居内傳》中被稱作《本草經注》，梁《七錄》作《本草經集注》，《南史》作《本草集注》，《唐書·經籍志》作《本草集經》，《新唐書·藝文志》作《集注神農本草》，敦煌出土開元六年尉遲盧麟寫本題記作“本草集注第一序錄，華陽陶隐居撰”，與《南史》相同；今則習慣稱為《本草經集注》，省稱《集注》。
《本草經》流傳至齊梁時代，版本繁多，内容蕪雜，據陶弘景說：“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複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療，互有多少。”（《集注·序錄》）不僅如此，“本草之書，曆代久遠，既靡師授，又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系，字義殘阙，莫之是正”（《〈藥總訣〉序》）。針對以上情況，陶弘景乃“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附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粗皆取，無複遺落，分别科條，區畛物類，兼注銘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撰成《集注》七卷①。
《集注》在文獻學上頗有特色。所謂“集注”，集諸家注解于一書的意思。顔師古《漢書序例》說：“《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号曰《漢書集注》。”這大約是“集注”體例的濫觞，但《漢書集注》早已失傳，陶弘景的《集注》則是此類著作存世年代最早者。
《集注》由三部分構成：《本草經》原文使用朱書大字，魏晉以來名醫增補的内容為墨書大字，陶弘景自己的意見被稱為“子注”，為墨書小字。其中墨書大字部分被稱為“别錄”，《新唐書·于志甯傳》解釋說：“别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言其花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1935年吐魯番出土朱墨分書的《集注》殘片，其中燕屎、天鼠屎兩條相對完整。以天鼠屎為例，紅筆所書《本草經》文：“天鼠屎，味辛，寒。主治面癰腫，皮膚洗洗時痛，腹中血氣；破寒熱積聚，除驚悸。一名鼠沽，一名石肝。生合浦山谷。”①皆連貫可讀。而墨書大字——“無毒；去面黑皯；十月、十二月取”，穿插在朱書大字中，不能獨立成篇，此即“附經為說”的實物标本。後世将此墨書大字視為著錄于《隋書·經籍志》中的《名醫别錄》，如《通志·校雠略》雲：“《名醫别錄》雖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恐未必确切②。
①關于《集注》的卷帙，仍有未明之處。《集注·序錄》說：“本草經卷上（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題記品錄，詳覽施用）。本草經卷中（玉石、草、木三品）。本草經卷下（蟲獸、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然後又說：“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别有目錄，并朱、墨雜書并子注，今大書分為七卷。”似乎這本《集注》從問世開始便有三卷、七卷兩種版本。
《南史》本傳說陶弘景“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這種博學深思的精神，在《集注》中頗有體現。
《詩經·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蠃為蜾蠃科的昆蟲，俗稱細腰蜂。細腰蜂多利用空竹管做巢，每巢産一卵，以絲懸于巢内側，并外出捕捉鱗翅目幼蟲，經蜇刺麻醉後貯于巢室内，以供其幼蟲孵化後食用。前人不明此理，遂傳說蜾蠃純雄無子，乃以螟蛉之子為子。《詩經》《爾雅》《說文》，揚雄、鄭玄、陸玑、郭璞皆以訛傳訛。陶弘景獨不以此論為然，在《集注》“蠮螉”條注釋說：“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并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馀枚滿中，仍塞口，以拟其子大為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詩人雲：‘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為謬矣。造詩者乃可不詳，未審夫子何為因其僻邪。聖人有阙，多皆類此。”
狼毒條陶弘景注釋說：“亦出宕昌，乃言止有數畝地生，蝮蛇食其根，故為難得。”此說看似荒謬，故後世本草皆不以為然，《新修本草》批評說：“秦隴寒地，原無蝮蛇。複雲數畝地生，蝮蛇食其根，謬矣。”殊未知甘肅武威、宕昌産瑞香科瑞香狼毒（Stellerachamaejasme），棕色田鼠（Microtusmaudarinus）喜食其塊根，而田鼠又是蝮蛇的食物，于是遂有“蝮蛇食其根”的傳說。
①此份《集注》殘片具有極高的文獻學價值，不僅可以作為“集注”體例的實物，更是恢複《集注》本來面目的關鍵物證，詳參王家葵、張瑞賢《神農本草經研究》，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171-177頁。
②《集注》墨書小字多處提到“名醫副品”“名醫别載”等詞彙，乃是對吳普、李當之等魏晉名醫增益内容的泛指；陶弘景偶爾也使用“别錄”二字，則是與“本經”對舉。如“女萎萎蕤”條陶注說：“按本經有女萎，無萎蕤；别錄無女萎，有萎蕤，而為用正同。疑女萎即萎蕤也，惟名異爾。”陶弘景所稱的“本經”，并非《神農本草經》的省略語，而是注釋家對經書本文的稱呼；他稱的“别錄”，則可以理解為“别本著錄”，即“其他文獻”之意。但後來的本草作者都習慣将《神農本草經》省稱為《本經》，遂想當然地為陶弘景原話中的“别錄”加上書名号，作為《名醫别錄》成書于陶弘景之前的證據。
作為煉丹家，陶弘景的化學知識在《集注》中也有所反映。“凝水石”條陶注：“此石末置水中，夏月能為冰者佳。”所描述的是硝酸鹽溶解過程中的吸熱現象，能将局部溫度降至冰點之下。“水銀”條陶注：“甚能消化金銀，使成泥，人以鍍物是也。”此為金銀與水銀形成合金，即汞齊（amalgam）。“礬石”條陶注：“其黃黑者名雞屎礬，不入藥，惟堪鍍作以合熟銅，投苦酒中，塗鐵皆作銅色。外雖銅色，内質不變。”這是銅的置換反應，水法煉銅的先聲。“硝石”條陶注：“先時有人得一種物，其色理與樸硝大同小異，朏朏如握鹽雪，不冰。強燒之，紫青煙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樸硝，雲是真硝石也。”這是鑒别鉀鹽的焰色反應，這種硝石的主要成分當為硝酸鉀。
《集注·序錄》開篇即說：“隐居先生在乎茅山岩嶺之上，以吐納馀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故其著作時間在永明十年（492）陶弘景隐居茅山以後。《序錄》又說：“自餘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玩味，恒覺欣欣。今撰此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阙葛氏肘後》三卷。”由此知其略晚于齊東昏侯永元二年（500）成書的《補阙葛氏肘後方》。“人參條”陶注雲：“百濟今臣屬高麗。”按，《南史·百濟傳》雲：“梁天監元年，進（百濟王牟）大号征東将軍，尋為高句麗所破。”《梁書》記載相同。乃知“百濟臣屬高麗”一事發生在梁天監元年（502）以後。此亦《集注》成書的上限。
梁武帝佞佛，親撰《斷酒肉文》，禁絕殺生，乃至诏宗廟薦羞皆用蔬果，并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事載《梁書》《佛祖統紀》。當此之時，陶弘景所作《集注》似乎因使用動物入藥而受到攻讦。《桓真人升仙記》假借神仙之口，數落陶弘景“四非”，其中一條為：“注藥餌方書，殺禽魚蟲獸，救治病苦，雖有救人之心，實負殺禽之罪。”陶弘景被迫屈服，《佛祖統紀》卷三十七雲：“隐居乃以草木藥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贖過。”陶著《别行本草》一事，究竟系附會或是事實，不能遽定，但用來作為《集注》成書于梁武帝信仰轉變以前之佐證，應該可以接受。
（作者單位：成都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