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楊
編者按:在中國古典詩歌向國外傳播的進程中,李白的詩歌以其雄奇飄逸、自然率真的風格,獲得了東西方不少學者的關注和青睐,成為中國文化的代名詞之一。本刊選登李白詩歌在德國傳播的發轫以及在朝鮮半島的傳播,以飨讀者。
李白的詩歌是唐詩藝術高峰的代表。在中國古典詩歌西傳的進程中,李白的詩歌以其雄奇飄逸、自然率真的風格獲得了不少西方學者和民衆的關注與青睐,成為中國詩歌的代名詞和中國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典範。
李白的詩歌傳播在德國的發轫可追溯至19世紀中期至末期。在此期間,漢學研究專業已經首先在法國形成,并且有了唐詩的法譯本,其中影響最大的兩本當屬德埃爾維·聖德尼侯爵(D'Hervey-Saint-Denys)選譯的《唐詩選》(Poésiesdel'époquedesThang,1862)和朱迪特·戈蒂埃(JudithGautier,婚後曾使用夫姓Mendès)的譯著《玉書》(LeLivredeJade,1867)。因此,李白詩歌在德傳播的初期也多參考和借鑒了法譯本。這一時期,傳播李白詩歌的主要人物有威廉·修特(WilhelmSchott)、戈特弗裡德·伯姆(GottfriedBöhm)和卡爾·阿道夫·弗洛倫茨(CarlAdolfFlorenz)。進行了德譯嘗試。修特與漢學的結緣始于兩名中國留學生。1823年,修特受人委托照顧兩名前來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在與他們的接觸中,他對漢語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并轉向了漢學研究,1826年以一篇關于漢語的論文在哈勒大學取得了授課資格,1832年以一門關于漢字本質的公共課在柏林大學取得了授課資格。1857年6月18日,時任普魯士皇家科學院院士和柏林大學教授的他,在皇家科學院宣讀了題為《論中國的詩歌藝術》(ÜberchinesischeVerskunst)的論文,并于次年發表于《柏林皇家科學院論文集(1857年度)》。在文中,修特指出,數百年來,人們對中國以及中國人都存有錯誤的看法,認為中國既沒有真正的詩歌,也沒有真正的散文,隻有介于二者之間搖擺不定的一種文體。對此,修特的看法是:
詩歌體和散文體或許恰恰在中國人那裡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被更嚴格地區分開來;因為即便撇開詩行、韻腳以及格律的其他規則不談,這種詩人的語言有如此新奇大膽的隐喻、省略、換位和過渡,以至于隻要當我們停止孤立看待詩行時,其特色自現,并會立即為人矚目。(如未特别說明,中文為筆者譯,下同。)
修特認為中國既有詩歌體,亦有散文體,并且區别明顯,且中國的詩歌具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修特還指出,中國的詩歌藝術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古體詩時期和近體詩時期,近體詩相較于古體詩而言,有嚴格的、針對整首詩的平仄限制,因而失去了詩歌在形式上自然而不做作的特點。随後,修特從詠物詩中選取了數首詩歌為例,其中有兩首是李白的詩作,即《靜夜思》和《金陵城西樓月下吟》,這兩首詩修特均給出了中文原文、讀音轉寫以及自己的翻譯。
《靜夜思》原詩: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譯文:
Vor(meinem)lagerscheintdermondsohell,alsüberdecktereifdenboden.
(Ich)erhebedashauptundblick’indenhellenmond;(ich)senk’eswiederunddenkeschwermütigan(meine)alteheimat.(Schott,1858:74)
譯文回譯:
在(我的)床前月光如此明亮,仿佛白霜覆蓋在了地上。(我)擡起頭看向這明月,(我)又低下頭,怅然地想起了(我的)故鄉。
從譯文與原文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發現:第一,譯者并未忠于原詩四行的格式,而是用兩個德語長句将各行的意思表達出來;第二,譯者在對原詩理解的基礎上有所增删,例如原詩第二行中的“疑”字難以通過譯文中由“als”帶出的第二虛拟式完全表達出來,而譯文最後一句中的“schwermütig”(憂郁的,憂傷的)則是譯者按照自己的理解為原詩中最後一行的“思”字作了情緒增注;第三,譯文增添了人稱代詞“ich”和物主代詞“mein”,這一變化可歸因于漢語和德語在句法上的差異性,即漢語特别是古詩詞中存在大量的無主句,主語通過上下文不言自明,而德語在成句時卻通常需要明确主語和具體關系。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原詩: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秋光,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長吟久不歸,古今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辭元晖。
譯文:
ZuKinling,instillernacht,erhebtsicheinkühlerwindhauch.Einsambesteig’ichdenhohensöllerundblickein(dielande)UundJuě.
Weissesgewölkspiegeltsichimwasser,esspieltdasherbstlichelicht;glänzendertautröpfeltperlengleichvomherbstlichenmonde.
Unterdemmondesing’ichlange,kehrespätnachhause;vergangenheitundgegenwartbietensichjaselteninunsermaugediehand.
EsbahntseinenwegderschimmerndeKiang,ergleichteinemweissenlaken.
(Diesnaturschauspiel)versenktdenmenscheninlangessinnenundheisstihndemurlichtentsagen.(Schott,1858:74)
譯文回譯:
在金陵,寂靜的夜,起了一陣涼風。
我孤獨一人登上高高的閣樓眺望吳越之地。
白雲倒映在水中,戲着秋光;
晶瑩的露水珍珠般墜落,如同從秋月中滴出
在月下我久久吟唱,歸家甚晚;
過去和現在甚少在我們眼中彼此相接。
波光粼粼的江徑自而流,仿佛一條白練。
(如此的自然景象)讓人陷入久思,斷了對元晖的念想。
修特不知出于何種原因将最後一句的“謝元晖”改為“辭元晖”。因此就翻譯而言,其最大敗筆就是對原詩最後兩句的翻譯。“解道澄江淨如練”乃是李白引用謝朓的詩句來追憶古人,抒發自己在登高時與其類似的境遇和心境。可惜修特未能知悉李白的引典之故,翻譯不出“解道”一句的原本涵義。而最後一句,更是将詩人姓“謝”抄錄成了“辭”,自然也就影響了修特對詩的理解,将人名“元晖”翻譯為“最初的光”(Urlicht),使得譯文與原詩大相徑庭。
另外,通過李白的這兩首詩,修特也注意到了“月”的意象并得出了如下結論:月亮似乎不表達愛戀之情,而是會勾起某種鄉愁,或者讓人追憶過去。這樣的結論未免太武斷,其實在中國文化中,月亮也常常被寄托以愛情,古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有“月亮代表我的心”等,這些都将月亮和愛情聯系在了一起。
修特作為德國介紹李白詩歌的第一人,邁出了李白詩歌在德國傳播的第一步,但或許由于當時材料搜集的不便以及自身漢學研究水平的局限,造成了對原詩理解的偏差和誤讀誤譯,其成果并不理想。
(二)
在修特之後,政治家、作家戈特弗裡德·伯姆(1845-1926)也為李白詩歌在德國傳播做出了貢獻。伯姆在大學期間學習了法律和東方語言,後在當時的巴伐利亞國外交部供職。他與李白詩歌的結緣歸功于法國女學者朱迪特·戈蒂埃于1867年出版的譯著《玉書》。1873年,伯姆将該書選譯為德語并出版,名為《譯自朱迪特·麥德斯<玉書>的中國詩歌》(ChinesischeLiederausdemLivredeJadevonJudithMendès)。該譯本仍按照戀人、月亮、秋、旅者、酒、戰争和詩人這七大主題将詩進行分類,收錄了李白的詩共計十二首,如《渌水曲》《靜夜思》《悲歌行》《春夜洛城聞笛》等。但由于戈蒂埃《玉書》的翻譯并未拘泥于原詩,而是在原詩基礎上進行了自由創作,并且也沒有相關的注解和介紹,所以伯姆以《玉書》為原本的譯詩風格自然也是極其自由的,與李白的原詩相差甚遠,甚至好幾首詩作被改得面目全非,已很難猜測其本來詩名了。下面以《靜夜思》為例進行說明:
譯文:
DieSchenkeAufdemLagerhab'ichgewacht
SinnendundträumenddieganzeNachtInderSchenke.
WarfderMonddenbleichenScheinAufdenBodendahereinIndieSchenke.
Zuerst,daich'ssah,waresmirleid
Dennichglaubte,eshab’geschneitIndieSchenke.
HobzumhellenMondenlichtLangsamaufmeinAngesichtInderSchenke.
DachtederLänderweitundviel
MeinerWand'rungfernemZiel-InderSchenke.
譯文回譯:
在客棧
我在床上醒來
整晚沉思神遊
在客棧
月兒灑下白亮的光
灑在地上
灑進客棧
看到這,我起初感到不快
因為以為雪已降落
在客棧
擡頭朝向明亮的月光
慢慢灑在我的臉龐
在客棧
想到那些地方,心緒飄遠久不回
我漫遊的遙遠目的地
在客棧
DachtederFremdenmitÜberdruß.DieinderFremd'ichnochsehenmuß,
InderSchenke.
D’raufhatgeneigtmeinHauptsichsacht,Hab'anmeinLandundderFreundegedacht
Dieichnimmerwiederseh!
(Böhm,1873:68-69)
想到在他鄉不得不見的陌生人
心生厭倦
在客棧
因此,我輕輕低下頭
思念我的故鄉和友人
他們我卻再不見!
伯姆将短短二十字的《靜夜思》改譯成了一首七節二十一行的長詩。題目改為了《在客棧》(DieSchenke),點名了詩中所述事件發生的地點,這一詩題貫穿整首詩。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并未歸于“月”的主題,而是列于“旅者”這一主題下,可見,伯姆将詩中主人公看成了一位背井離鄉前往他地的漫遊者,他在一個小客棧夢醒後觸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從翻譯的角度來講,該譯詩雖不符合傳統的翻譯标準,但抓住了旅者思鄉這一主題,細緻刻畫了旅者的相關心理活動,将《靜夜思》解構之後再建構一首新的詩作,使之符合譯入語讀者的審美需求和閱讀習慣,這促進了中西詩歌的聯姻,也增加了德國人對李白詩歌的了解和認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創作并非是伯姆對《靜夜思》原詩的創作,而是他對戈蒂埃所理解的《靜夜思》的再創作,因而在研究價值方面就會大打折扣。
(三)
這一時期李白詩歌的另一位重要傳播者是德國的東方學家卡爾·阿道夫·弗洛倫茨(1865-1939)。出身于教師家庭的他在上中學時就對東方語言産生了興趣,在萊比錫大學讀書時,他對梵語和中文均顯示出濃厚興趣,并在此期間習得漢字,這不僅為他之後在漢字文獻的基礎上對古代日本進行深入研究,也為其之後所取得的漢學研究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889年他在《德國東亞學會會報》第5卷第42冊上發表了《中國詩論》(BeiträgezurchinesishenPoesie)。在第一章“李太白的詩歌”(GedichtevonLitaipe)中,他用了長達六頁的篇幅叙述李白的生平,并且認為不得不提的是,正如唐代稱得上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一樣,李白和杜甫則應被視作“中國詩歌天幕上最明亮的星星”(hellsteSterneamHimmelchinesischerDichtung)。可見,弗洛倫茨對李白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是極為推崇的。
在第二章,弗洛倫茨從《李太白詩選》中選譯了十二首詩歌并加以注釋,它們分别是《靜夜思》《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尋山僧不遇作》《獨坐敬亭山》《望廬山瀑布二首(其一)》《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春日醉起言志》《月下獨酌四首(其一)》《山中與幽人對酌》《登新平樓》《望月有懷》和《長幹行二首(其一)》。
我們選其中兩首詩的譯文為例來了解一下弗洛倫茨對李白的譯介。《靜夜思》譯文:
GedankeninderstillenNacht
VordemLagerbleichundweiss
ScheintderMondenschein
SolltewohleinweisserReif
Nachtsgefallensein?
Nachdemhellen,klarenMond
Schauichunverwandt,
Ach!unddenkewieder
AnmeinVaterland.
(Florenz,1889:50)
譯文回譯:
靜夜思
床前亮又白
月光照耀——
或許是白霜
在夜間降?
朝着這明亮而皎潔的月
我直直凝望
啊!又想起了
我的故鄉
弗洛倫茨在譯詩後的評論中提到,這首詩已經被德國漢學家修特和法國漢學家德埃爾維·聖德尼進行了翻譯,并分别載于修特的《論中國的詩歌藝術》(ÜberchinesischeVerskunst)第74頁以及聖德尼的《唐詩選》(Poésiesdel'époquedesThang)第44頁;接下來,弗洛倫茨又對照法譯版本①給出了其譯本的德語翻譯:
①弗洛倫茨在原文中寫道:“MeinepoetischeUebertragungistfastwörtlich.”(我的詩譯幾乎是字面上的。)并随後給出了加了雙引号的德語譯文。筆者認為,這裡的“meine”很可能是弗洛倫茨的筆誤,原本應該是“seine”(他的),即根據上下文指的是聖德尼的翻譯版本。但僅為一家之言,供大家考證批評。
譯文:
Vor(meinem)LagerscheintderMondgarhell,
譯文回譯:
在(我的)床前,月兒如此明亮
Fastistmir,alsobReifaufdemBodensei;
IcherhebedenKopfundblickeindenhellenMond,
Ichsenke(wieder)
denKopf,unddenkeschwermütiganmeineHeimat.(Florenz,1889:51)
我幾乎都疑惑,是不是白霜在地上
我擡起頭,望着這明月
我(又)低下頭,怅然思着故鄉。
通過将該譯文與之前我們介紹過的修特的德語譯文進行對比,我們不難發現,聖德尼和修特均對《靜夜思》進行了幾乎是忠于原文的翻譯,而弗洛倫茨是在深入領會《靜夜思》意境的基礎上用德語進行了自己的詩歌創作,将原本的五言四行擴展成了兩節八行,在音節上注意了譯文的押韻,如第一節詩中的“Mondenschein”和“sein”以及第二節詩中的“Mond”和“Vaterland”;而在内容上也有相應的增删,如未明确是“地上霜”,隻是說“夜間降”,并去掉了原詩中“舉頭”和“低頭”的動态圖景,倒數第二行使用了“ach”這個語氣詞,表達了看到明月思念故土的那種怅然若失和無限感慨。
此外,弗洛倫茨還在評論中轉引了聖德尼在《靜夜思》的注釋中所引用的一位中國評論家的評論,高度贊揚了李白在《靜夜思》中展示出來的詩歌創作特點:
李太白在這裡成功地以其簡潔、清晰和符合真情實感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而恰恰是他表達中的這種自然性,讓他能給(讀者)無窮無盡的言外之意。
在評論的末尾,弗洛倫茨還引用了修特的觀點,即中國詩歌中“月亮”這個意象要麼能勾起某種鄉愁,要麼會引發人們對舊時光的追憶,與愛情無關,并認為這是“中國詩歌中的一種普遍現象”。這樣的論斷實屬以偏概全,并不準确。
《春日醉起言志》原詩:
譯文:
Lebensweisheit
(GedankenaneinemFrühlingstagebeimErwachenausdemRausche)
AllesLebenisteingrosserTraum
Warumdannsichmühenundsich
plagen?
SichbezechenistalleindasWahre,
UndesruhtsichsorglosnachGelagen.
Ebenwachichaufvomletzten
Rausche,
DenandieserSäuleichverträumt,
Undichhabe,wieichdunkelahne,
SchoneingutesStückdesTags
versäumt.
EineNachtigallhüpftdortimGarten
ZwischenbuntenBlumenhinund
her:
Heda!sagmiran,dukleinerVogel,
WelcheZeitesseinmagungefähr?—
Docherhörtmichnicht,derkleine
Vogel,
HüpftimBlumenhagehinundher,
Mitdemduft’genFrühlingswinde
aber,
Derihnsanftumsäuselt,plauderter.
Traurigkeiterfülltd’robmeineSeele,
UndeinSeufzerringtsichtiefvon
innen.
WasGescheiterskönnt’ichda
ergreifen,
譯文回譯:
處世哲學
(春日醉起所思)
人生一世就是一場大夢,
那為何(還要)辛苦勞累呢?
單單醉飲才是真實,
狂歡後便可休憩無憂。
我剛從宿醉中醒來,
在這柱旁醉于夢中。
如在黑暗中所料,
大半日已錯過。
那園中有隻夜莺,
在五彩花叢中來回跳。
嘿!告訴我吧,小鳥兒,
現在大概是何時——
對我它并不理睬,這小鳥兒,
在花叢中來回跳,
卻與芬芳的春風細語
風兒在它耳邊悄悄。
憂愁填滿了我的靈魂,
一聲歎息從内心深處迸出
當醉飲再度開始,
AlsdasZechenwiederzubeginnen?
Alsotrinkich,einsam,immerweiter,
Liedersingend,biszurspätenNacht—
Glaubtmir,dassdenJammerdieser
Erde
NurBetrunkenheiterträglichmacht!(Florenz,1889:55)
還會攫住什麼不快?
故我飲酒,孤獨而往複
吟着歌,直至夜闌——
相信我吧,這世間的愁苦
惟有醉酒才能讓它變得可承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
覺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莺。
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在譯詩後的注釋中,弗洛倫茨還對聖德尼的譯文進行了評析,認為他似乎并未完全理解原詩的意思,例如,對“春風語流莺”一句中的“流”不知該如何處理,以及把“借問此何時”句中的“時”誤解成了“Jahreszeit”(季節)等。此外,他還對“春風語流莺”一句進行了字面翻譯,即“春風與從一根樹枝跳到另一根樹枝的唱着歌的鳥兒說話”,并對該句作了進一步解釋:鳥兒的話語是它的叫聲,它在輕輕吹拂的春風中啾啾鳴叫,而不關心李白提出的它既聽不懂也答不了的問題,在這種情景之下,風兒和鳥兒似乎就在相互交談一樣。弗洛倫茨在注釋中還指出了李白借這首詩所要表達的主旨“在飲酒和醉酒中的慰藉”(TrostimTrinkenundBetrunkensein),而這也是李白的生活格言,當自飲自醉後,詩人也就陷入了醉夢,而暫時忘了愁憂。
弗洛倫茨把詩題譯為“處世哲學”,顯然是意譯,直接說出了自己對原詩主旨的理解,他認為李白在詩中表明了“借酒消愁”這一處世哲學,即所謂的“言志”。這首《春日醉起言志》創作于李白在官場中不願與小人同流合污而遭到排擠,被迫辭京還山之後,他深感苦悶,借酒消愁,酒醒時感悟出人生不過夢一場,與其終日讓苦緒纏身,倒不如醉酒忘憂。弗洛倫茨在詩題下的括号中逐字譯出了原詩詩題“春日醉起所思”,這有助于讀者對原詩題目的理解。
在詩歌内容的翻譯上,弗洛倫茨仍然是根據他所理解的原詩的意境進行詩歌再創作,将原來的六行詩擴充成了六節詩,并且每節詩的二、四行均押韻。為了讓譯文保持詩歌的韻律,弗洛倫茨在譯文的内容上作了較多改動,如對“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覺來眄庭前”“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這幾句的信息進行了删減,而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莺”等句的所述場景則用了較大篇幅進行描述,讓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
關于李白詩歌在德國的譯介,我們可以将修特、伯姆和弗洛倫茨作如下比較:第一,就詩歌數量而言,修特僅譯了兩首李白的詩歌,而伯姆和弗洛倫茨則各選譯了十二首;第二,就翻譯方式而言,修特主要采用了直譯法,比較忠于原詩,伯姆是在法國譯者所理解的基礎上對詩歌的再創作,而弗洛倫茨的漢語基本功則讓他可以在理解原詩意境的基礎上用德語進行詩歌的再創作,譯文仍保留了詩歌押韻的特點,但信息增删明顯;第三,就對李白及其詩歌的譯介形式而言,根據可搜集的文字資料,修特僅對詩歌進行了翻譯,其中不乏明顯錯誤;伯姆則是對李白詩歌的法譯本進行了轉譯,因受法譯本的影響,與原詩相差甚遠;弗洛倫茨則不僅對所選詩歌進行了翻譯,而且每首譯詩之後還附有注釋,且兼評了修特和聖德尼的某些譯文,此外,對李白的生平也進行了較為詳盡的介紹,有助于德國讀者對詩人乃至詩歌創作背景的了解。據此,我們可以說,從修特到弗洛倫茨,李白詩歌在德國的傳播雖然還處于發轫期,但無論從質上還是從量上都向前大大邁進了一步。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