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劉躍進
《文選》收錄曹丕與吳質往還書信凡四通，即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又與吳質書》（卷四十二“書”類）、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箋》《答魏太子箋》（卷四十“箋”類）。四封信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是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與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箋》，約作于建安十八年五月。第二組是曹丕《又與吳質書》與吳質《答魏太子箋》，約作于建安二十三年二月。
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與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箋》
李善注引《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信中提到阮瑀“長逝”，則在建安十七年（212）阮瑀病逝不久所作。
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曰：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緻簡，益用增勞。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筝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并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怆然傷懷。餘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鹹以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托乘于《文選》與《三國志》文字有所不同，《文選》收錄文章的開頭“五月十八日，丕白”，結尾“丕白”。十八日，五臣本作“二十八日”，九條本作“廿八日”。《文選》所收比較完整。季重，吳質字。無恙即無憂。“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緻簡，益用增勞”數句就是對“無恙”的推想。局，近也。彼此相距并不遙遠，但是職責在身，又不能随意脫身。願言之懷，語出《詩經·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由此，“願言”也就成為思念的代稱。良不可任，即思念之情确實難以遏止。良，誠然、确實。任，當也。吳質當時為朝歌長，而曹丕在南邊孟津小城，隻能讓使者傳遞書信表達思念之情，徒增思緒。
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邺，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第二部分由思緒引出對過去的回憶。“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筝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并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南皮，渤海郡的一個縣。吳質曾與曹丕同遊此地。曹丕即王位後與吳質書仍複回憶，《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曰：“南皮之遊，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遲下仕，從我遊處，獨不及門。”讓他難忘的有三事：一是一起讨論六經的妙義，以及各家之說。二是欣賞琴棋書畫，好玩博弈。彈棋，古代流行的一種棋戲。彈棋所用棋局，見曹丕《彈棋賦》，李善注引《藝經》曰：“棋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棋先補角。”《典論》說：“餘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棋略盡其巧。”《世說新語》也說：“魏文帝于此戲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間設，即偶爾設局。六博，或作“愽奕”，亦作“愽弈”，是魏晉時期頗為盛行的一種遊戲。《文選》卷五十二有韋曜《博弈論》，專論沉溺此藝之弊：“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弈，廢事棄業，忘寝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争，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阙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馔、《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棋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可能帶有一定的賭博色彩，故有如此吸引力。三是暢遊西園，賦詩遊宴。曹丕《芙蓉池詩》“乘辇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曹植《公燕詩》“公子敬愛客，終燕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随”，王粲《雜詩》“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都是指此園。張載《魏都賦》注說，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溝渠，有魚池，有花木，有亭台。他們在酒酣耳熱之馀，高談闊論，彈筝娛樂，不舍晝夜。這裡，“高談娛心，哀筝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對仗工整。娛心與順耳對，北場與南館對。高談、哀筝，或激揚，或清怨，同乘并載，夜以繼日，無不盡情抒發。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甘瓜，甜瓜。朱李，李子。浮與沉，甘瓜與朱李，清泉與寒水，一一對應，描寫他們怡然快樂的生活。白日既匿，《三國志》作“皦日既沒”。參從，《三國志》作“賓從”，指侍從。然物極必反，樂極生悲。悲從何來？斯樂，《三國志》作“茲樂”，即此樂很難長久。曹丕說這話的時候，吳質還不以為然。而今阮瑀已化為異物，陰陽兩隔。《莊子》說：“假于異物，托于同體。”郭象注：“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賈誼《鳥賦》據此寬慰自己：“化為異物，又何足患？”然而曹丕在回想當初的歡樂時，則感慨系之。
書信的最後一部分又回到現實：“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托乘于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邺，故使枉道相過。”方今蕤賓紀時，《三國志》作“方今蕤賓紀辰”，是指陰曆五月。《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其時風物宜人，瓜果豐富。時而出遊，雖然有鳴笳開路，侍從随後，風景如舊，而友朋已非。“我勞如何”四字，出自《毛詩》“道之雲遠，我勞如何？”想到這些，他派遣使者到邺下，轉道朝歌，遞去書信，表達問候之情。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箋》曰：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适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觞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谲，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蔺之風。東接巨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暗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詠于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于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于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複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鹹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誇論，诳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觐，不敢多雲。質死罪死罪。
李善注引《魏略》說，吳質為元城令，赴任時，過邺下辭别曹丕，到任後，與曹丕箋。曹丕為書，吳質作箋，意思一樣，稱謂不同。《後漢書·左周黃傳》載左雄上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可見箋與奏并稱，為文吏上報之文。箋的開頭自稱“臣某言”，結尾為某“死罪死罪”雲雲。
“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四句，叙述吳質辭别、曹丕宴請的情形。耀靈，日。華燈，夜燈。指宴會夜以繼日，歡樂異常。随後，作者筆鋒一轉，說：“雖虞卿适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觞旬日，無以過也。”當年，虞卿遊說趙王，獲賜黃金百镒，且拜為上卿，人稱虞卿。秦昭王給平原君寫信說：“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作者引用此典，表示自己被君王賞識。回想起當時宴請場面，作者突然想到可能醉後有所失态，稱“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沉頓，即沉頓酒困，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到任後依然覺得歉疚，深感自己不知深淺。這是回應曹丕信開頭思念的話。
從“然觀地形，察土宜”到“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主要描寫元城地理風物。元城，西漢置縣，治所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西臨恒山，與平邑、代縣山岡相連。其北與柏人縣相接。《漢書》載，劉邦東襲韓信，還過趙地，趙相貫高等謀刺，為劉邦所預知，連夜離開。所以文章說：“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此縣又有泜水流過，浸潤疆域。當年，韓信擊趙，暗中知道趙相成安君陳馀不用李左車之計，大敗趙軍，斬成安君于泜水之上。其後韓信被封為淮陰侯。信中用此典故，“思淮陰之奇谲，亮成安之失策”，說不用李左車之言而敗，故雲失策。亮，通諒，确實。“南望邯鄲，想廉蔺之風。東接巨鹿，存李齊之流”兩句有點費解。邯鄲為趙國首都，廉頗蔺相如為趙國大将，這都沒有問題。問題是“南”字。邯鄲乃在元城西部偏北，何以南望？李齊為趙将，守巨鹿。巨鹿在元城正北，何以說“東接”？前有西、北，此有東、南，這也許是作者虛誇之辭吧？“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數句描寫趙地風俗。所謂“左車之計”，見《漢書》所載李左車願率兵三萬，從後包抄，請成安君堅壁苦守，可惜成安君未聽其言，結果兵敗被殺。
作者這樣寫，無外乎說這個地方，曆來乃兵家必争之地。自己謙遜暗弱，恐難承擔重任，因此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他說自己盡管沒有那種“邁德種恩，樹之風聲”的能力，叫農夫、紅女安居樂業、各得其所，但是可以“奉遵科教，班揚明令”，讓地方官吏愛戴百姓，沒有欺行霸市的行為，行政辦公，也都有所依據，有所敬畏。
這時，作者把話題轉到嚴助和吾丘壽王上來，他希望曹丕說項，讓自己回到京城。當年，嚴助為會稽太守，久不聞問，漢武帝诏問，因留侍中。吾丘壽王也是如此，出為東郡尉，複征為光祿大夫、侍中。二人“皆克複舊職”。這叫吳質非常羨慕。他又舉張敞、陳鹹為例，希望早日得到朝廷重視，官複舊職。《漢書》載張敞為膠東相時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于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又載陳鹹與陳湯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吳質說，張敞、陳鹹并非“虛談誇論，诳耀世俗”，其實就是想留在京城。這道理古今是相通的，所以“聊以當觐，不敢多雲”。觐，見也。作者援引嚴助、吾丘壽王的例子，《答魏太子箋》也提到這兩人，說他們“善謀于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實際上是暗攻楊修。此時，正是曹植、楊修與曹丕、吳質兩派明争暗鬥的關鍵時刻。
《三國志·魏志·王衛二劉傅傳》載：“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裴注引《魏略》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将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遊五侯矣。及河北平定，為世子，質與劉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曹丕與吳質的第一組通信，就作于這個時期。
在這前後，政治環境非常微妙。曹植從小就深受父親的寵愛，被認為是“兒中最可定大事者”（《三國志·曹植傳》注引《魏武故事》）。建安二年曹昂死，建安十三年曹沖死，曹丕居長，應當“立嫡以長”。然而，從十三年到二十二年，到底立誰為長，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曹操似乎一直舉棋不定。在他心目中，曹植确實才華出衆。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作《求賢令》，稱“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廣泛延攬人才，誠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所說，“設天網以該之，頓八弦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這年冬天，邺城築銅雀台成，曹操将自己的孩子召集到一起，登台賦詩。曹丕《登台賦》稱“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台，命餘兄弟并作”。曹植就好像事先打好腹稿似的，援筆立成《銅雀台賦》，得到曹操的高度贊賞。曹操好像不偏不倚，在轉年正月任命曹丕為五官中郎将，置官屬，為丞相副；曹植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曹操東征孫權，讓曹植守城，告誡說：“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很顯然，這是對他的考驗。
曹丕與吳質通信時，兩人的心裡都承受着很大的壓力，都在想方設法改變這種被動局面。
從《三國志》的記載來看，起初，曹操對于曹丕似乎并不怎麼感興趣。建安十三年，曹沖病死，曹丕前去安慰其父，曹操卻對曹丕說：“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三國志·魏志·武文世王公傳》）主仆二人當然都明白這話的涵義，常常陷入不安的情緒中。《三國志》裴松之注引《世語》記載，曹丕看到曹植頗得父親的欣賞，内心很焦慮，就把吳質裝在密封的大筐中拉進宮中密謀。這事讓曹植的死黨楊修知道了，向曹操告密，曹丕很緊張。吳質設計，說明天繼續拉着這個大筐進宮，楊修肯定告狀，并受命查驗。如果查驗不符，楊修就有欺君之罪。第二天，楊修果然上當，繼續查驗而無果，曹操由此反而懷疑楊修另有企圖。《世語》還記載，曹操每次出征，他的兒子都要到路邊送行，曹植通常會稱頌大王的功德，祝賀成功，曹操聽後很高興，而曹丕在這方面口才、文筆皆不如，怅然自失。吳質當時為朝歌令，出主意說：以後大王出行，就流涕送行，表示孝心。大家都覺得曹植辭多浮華，而曹丕心誠意切，曹丕在父親面前樹立了很好的形象。在做足了外圍工作後，吳質等串通一些大臣拼命在曹操面前吹風，說袁紹、劉表改變舊制，沒有立嫡長子為太子，結果鬧得國破家亡。這些辦法非常奏效。在經曆了十年誠惶誠恐的歲月之後，曹丕終于在建安二十二年當上了太子。當然，這是後話。可以說，吳質對于曹丕而言，确有保儲之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