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雯蘭
江南是宋元以來中國經濟最為繁榮的地區之一。南宋時期，有諺語稱“蘇湖熟，天下足”，說明當時江南的農業已非常發達。到了元代，江南的經濟中心地位越來越顯著，已經成為大運河南端為首都提供漕糧的基地之一。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迅速，逐漸成為國家經濟的命脈，其市鎮水網體系内的商貿活動非常發達，使中國成為海外貿易中首屈一指的出口大國。分析“江南”的形成和發展原因，我們發現北人南渡對“江南”的影響非常深遠。
一、曆次南遷的曆史背景
曆史上較為重要的北人南遷活動主要有三次，分别發生于“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和“靖康之亂”時期。
第一次南遷發生在西晉永嘉年間。西晉王朝統治階級内部發生權利之争，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北方遊牧民族乘勢而入，出現“五胡亂華”的混戰局面。永嘉五年（311）四月，五胡亂華中建立後趙政權的石勒軍隊起兵攻破洛陽，俘虜晉懷帝，琅琊王司馬睿避亂渡江，在今南京建立東晉王朝，這一過程史稱“永嘉之亂”。“永嘉之亂”時期，大量遊牧民族湧入中原地區，大量中原人口遷往廣大的南方地區，中原的漢族士族“十不存一”。
第二次南遷發生在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終止于唐代宗寶應二年（763），是安祿山與史思明向唐王朝發起的一次大規模叛亂，時間長達八年。由于安祿山和史思明是這場叛亂的主謀，故史稱“安史之亂”。這場戰亂造成的社會破壞，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第三次南遷發生在北宋末年。由于宋朝日益腐敗，金朝逐漸壯大，金朝的軍隊于靖康二年（1127）南下，攻破了宋朝的國都汴京，宋朝遭到了金軍的燒殺洗劫，宋欽宗及其父宋徽宗，以及宋皇室宗親、嫔妃、大臣等三千多人被俘，北宋滅亡。同年，宋康王趙構宣布即位，建立了南宋，定都臨安。因這一事件發生在靖康年間，史稱“靖康之亂”。“靖康之亂”導緻宋朝政治中心南移，同時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人口重心徹底南移。
二、北人南遷對江南的影響
1.主要遷入地“江南”人口大增在曆次北人南遷的過程中，北方地區的人口大量抵達南方，人口重心逐步南移。“江南”逐漸成為北方移民南遷的主要地區之一，遷移人數逐次增加。
西晉末年，北民南下後多分布在長江和淮河流域較易生存的地區，如京口、廣陵、揚州三吳地區、揚州建康一帶，以及江州、荊州、交州、廣州地區，整體上是北方的東部人民遷徙到南方的東部，北方的西部人民遷徙到南方的西部。據《資治通鑒·晉紀九》記載：“時海内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根據譚其骧統計，晉室南遷的人口多達九十萬，占當時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占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參譚其骧《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長水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206-229頁），其遷往蘇南、浙北的人口約為三十馀萬（胡煥庸、張善馀《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大出版社，1984，333頁），占遷移人數的三分之一。
到了安史之亂時，大量北方人又一次向安全地區遷徙，移民的分布相當廣泛，遷入地包括蘇南、皖南和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南部、四川和兩廣地區等。據《舊唐書·地理志二》記載：“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安史之亂後，大多數地區的人口都在減少，少數一些地區戶數反而比安史之亂前增多，其中以長江流域最多。據《舊唐書》與《元和郡縣志》所載，根據天寶元年戶數與元和年間戶數變化可知，遷往江南、劍南和嶺南道等地的人數約為二十萬戶，按一戶五人算，人口約為一百萬，其中遷往蘇州的人口約為十二萬左右，占遷移總人數的十分之一。此時，江南、劍南和嶺南道的戶數之和在全國總戶數中所占比例，由天寶元年的34.5%增長到55.7%（參黃盛璋《唐代戶口的分布與變遷》，《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中國南方人口數量已經總體超過北方，打破了中國人口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的格局。
靖康之亂後，大量人口從北方的黃河流域遷入南方的長江流域，以今天的湖北、四川、浙江、江蘇等省為主，北方人口南遷至兩浙路、江南西路、荊湖南路、福建路、廣南西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地，南遷的戶口約為一百九十五萬，人口約為一千萬，其中兩浙路與江南西路增加了四十二萬戶，約三百四十萬人，占遷移人數的三分之一（田強《南宋初期的人口南遷及影響》，《南部學壇》1998年第2期）。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1162年，南方各府共有一千一百五十四萬戶，全國共有一千八百三十三萬戶，南方地區人口就戶數而言，占全國的63%，說明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中國南方地區。
2.“江南”自然環境得以開發和利用随着江南地區人口不斷地增加，現有土地已經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的生産和生活需要，古人用智慧和勤勞開始對土地和水環境進行大面積改造，塘浦圩田逐漸興起。
“塘浦圩田”是現代人對古人以塘浦為四界圩田體系的稱呼。北宋郏亶《治田利害七論》記載：“古人治低田之法，五裡、七裡為一縱浦，又七裡、十裡為一橫塘。用塘浦之土，以為堤岸。”這種改造土地和水環境的方式屬于治水和治田相互結合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唐至五代期間，圩田逐漸興起，屬于大圩階段。大圩的圩田面積較大，橫塘縱浦交錯其間，塘浦之間，修築堤岸，形成棋盤式的圩田系統。宋代至明清時期，圩田進入小圩階段，小面積圩田是在大面積圩田的基礎上進行的精細化開發。
北方人口南遷使“江南”的人地矛盾增加，生産壓力增大，在這種壓力之下，古人因地制宜地改變了江南原本不利的自然環境，将太湖低窪地區改變為塘浦圩田，合理分配豐富的水資源，有效預防水患災害，又大力發展農業，進行高度集約化生産，增加農産品産量，使這裡成為人類的宜居之地，可以滋養更多的人口。同時，在人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過程中，塘浦圩田的開發使“江南”的水系呈現出與衆不同的形态。大規模人工改造而成的水網格局已逐漸成形，為太湖東部地區江南市鎮經濟貿易網絡的蓬勃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3.“江南”農業與手工業技術得到革新
南遷的移民成分較為複雜，有不同階層、不同職業和不同民族的區别。在不同職業中，不乏有很多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産者。這些北方移民南渡後的共同特點是，把新的技術帶入了“江南”地區。
西晉末年，北方先進的精耕細作技術、以糞施肥的方法傳入江南地區，逐漸取代了江南地區火耕水耨式的原始耕作方法，使耕地面積擴大，土地更加肥沃。據《宋書·孔季恭等傳論》記載，南朝初年，“民戶繁育，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畦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北人南渡還将北方旱地普遍種植的小麥耕種技術推廣到了江南地區。據《晉書·郭文傳》記載，“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馀杭大辟山中……區種菽麥”，說明豆和麥此時已經傳入江南地區，大大開拓了江南農業種植的空間。此外，江南地區的冶煉、紡織、瓷器、造船、造紙等手工業技術也随着北人南遷得到較大提高，特别是冶鐵技術的發展帶動了農業工具的發展。到了唐代後期，江南普遍實行了插秧和稻麥複種的技術，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這項技術成為江南農業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唐後期江南手工業技術發展，據《新唐書·地理志》《唐六典》等統計，江南道進貢的絲織品多達四十五種，劍南道二十種，河南和河北道各十八種，這說明江南紡織業的織造工藝和規模都已趕超北方。到了宋代，北方移民把先進的手工業技術推廣到江南地區，宋室在杭州設立了兩座官窯，促進了江南地區陶瓷業的快速發展；同時，江南桑蠶生産在五代十國時期南唐和吳越國的推廣下已有較大發展，在南遷過程中，汴京織錦院、文繡院作坊的工匠也将技藝傳入江南。另外，北人南遷也推動了印刷業和釀酒業等在江南的發展。
4.“江南”商貿與市鎮的興盛
人口南遷給江南帶來了很多的勞動力，随着農業、手工業生産技術不斷提高，糧食和紡織品的産量不斷增加，導緻江南地區家庭層面、地區和社會層面的産業分工不斷展開，一方面農業産品開始向經濟型作物轉變，另一方面大量農業人口從土地依附模式中解放，轉化為手工業者。專業分工和商品交易的逐漸産生，使江南的經濟貿易逐步興盛。靖康之亂發生後，由于南宋定都臨安，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在經濟上南方強于北方的格局已經完全确立。
随着商品經濟交換的快速發展，市鎮在江南各地不斷湧現。市鎮興起的核心是商業貿易的發展。江南水鄉市鎮興起于唐宋時期，在南宋時迎來一個發展高潮，商貿市鎮的網絡已經初步形成。江南地區黎裡鎮也于南宋時期建鎮，據記載，黎裡在唐朝成村，北宋時形成東西兩個相當規模的村落，公元1127年，趙宋南渡，黎裡人口激增，便升格成為集市。黎裡鎮的興起與北人南渡密切相關。到了明清時期，江南市鎮達到空前興盛，不僅數量多，而且市鎮的專業化趨勢也越發明顯。可以說，大量北方人口向江南地區轉移，為江南市鎮的興盛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5.“江南”文化發展和繁榮
南遷人群的階層分布廣泛，大緻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皇室、世家大族和官吏為主體的上層社會，稱為衣冠士族，他們将中原地區的精英文化傳入江南地區；另一類為工匠、農民、士兵等普通百姓，是社會的中下層，他們将中原傳統的市民文化傳入江南地區。在北人帶來的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中，“江南”文化不斷發展和繁衍。
東晉時期，北方的中原文化傳播到了江南，賦予了江南城市諸多文化品格，例如禮樂文化、士人精神、山水品格、朝隐生活、聲色之風等。唐長孺曾指出吳亡之後，江南士人羨慕中原風尚的心理：“一到晉室東遷，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文化便移到了建康，改變了江南所固有的較保守的文化、風俗等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361頁）唐末時期，大量的士大夫等非生産性人口進入江南地區，他們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和發展，是古文運動、詩壇、繪畫技法、儒學革新、文士入幕等活動的主要倡導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周昉、吳筠等人。南宋時期，北人南遷促進了江南文化的繁榮，在詩歌、繪畫等方面都對江南産生了影響，有以李唐為代表的畫家、以陳與義為代表的詩人群體在戰亂中南遷，還有中原一些北方士大夫在到達江南後，開始興學重教，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跟随士人的學生數量越來越多，如河南洛陽人郭維于建炎年間前往江南地區，“以北學教授諸生，從者如雲”（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90頁）。此外，汴京移民還将許多傳統的節日習俗、傳統小吃、說唱藝術等帶入了臨安，豐富了江南的市民文化生活。
中國曆史上三次北方人口南遷對江南地區産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為江南源源不斷地注入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産技術以及優秀的文化傳統，促進了“江南”的形成。具體而言，北人南遷的影響主要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由于江南位于太湖東部平原湖泊低窪地帶這一獨特的自然環境，曆次人口南遷都因地制宜地對土地和水環境進行開發和利用，使原本的“蠻荒之地”變成了“魚米之鄉”。由于南遷帶來了大量的北方人口，迫使大部分荒地開墾為農田。唐中後期，由于田地和人口之間的壓力不斷增加，在江南大部分荒地被開墾後，人們集中開辟大批圍田、圩田、梯田等。至北宋末年，圩田開始普遍流行，塘浦圩田系統和高度集約化的生産方式促進了江南地區的進一步開發。
其次，南遷移民為農業、手工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和先進的生産技術，促使江南社會穩定、糧食充足、手工業發展。農業、手工業産品的增多，導緻商品交易更加頻繁，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江南市鎮的興盛創造了條件。南宋時期迎來了市鎮發展的高潮，黎裡古鎮便是在這一時期由村莊擴大為市鎮的，其建鎮直接受到了南宋人口激增和政治經濟中心轉移的影響。到了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空前繁榮，數量急速增加，并形成專業化市鎮網絡體系，為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在國内外貿易體系中占據中心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最後，在北人南遷的過程中，北方文化不斷傳入江南地區，本地文化與北方外來文化不斷融合繁衍，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如西晉時期，北人将北方傳統的禮樂文化、士人精神和山水品格帶到南方；唐中期之後，北人又将詩歌和繪畫技術帶入南方；靖康之亂以後，北人将興學重教的傳統和舊都的民俗活動帶入江南地區，使江南地區的文化更加豐富。江南文化既體現了精英和市民層面的文化，又體現了小橋、流水、人家的水鄉生活志趣。“江南”一詞不僅代表着一個經濟發達和文化先進地區，而且也逐漸超越了地域的界限，成為人們心中的理想家園。
（作者單位：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