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葛劍雄
編者按：中國曆史上有過多次大移民，曆次移民都不同程度地促進了民族的融合，推動了遷入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葛劍雄、王子今、張齊明、黃雯蘭等四位學者從不同角度，紹介了中國古代移民的類型和特點，以及自兩漢開始北人南遷對“江東”“江南”各方面的影響。
以往三千多年的移民史涉及數十個政權和民族的數千萬人口，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将曆史上的移民歸納為五種主要類型。
一、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
從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征發數十萬人征服南越起，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和南方各地的移民一直沒有停止過，但在正常情況下，他們的遷移都是零星、緩慢、無組織的。公元初的兩漢之際曾經出現過一次人口南遷，但持續時間不長，而且多數人在北方恢複安定後又返回故鄉，沒有成為真正的移民。東漢末年至三國期間，大批北方人南下避難，以北方移民為統治集團的蜀國和吳國的建立使多數難民在南方定居。以後又出現了三次黃河流域的漢人南遷的高潮：從4世紀初的西晉永嘉年間（307-312）到5世紀中葉南朝宋元嘉年間（424-453），從唐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至唐末五代，從北宋靖康元年（1126）到南宋後期。這幾次南遷幾乎遍及整個黃河中下遊地區，時間持續百年以上，移民總數都在百萬以上。其中第三次南遷的馀波一直延續到元朝。即使在這幾次高潮以外的近千年間，北方人口向南方的自發的、開發性的移民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從秦漢至元末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國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其規模和影響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一類，這絕非偶然。
地理環境方面，秦漢以前黃河流域氣溫較高，氣候溫和，雨量充沛，适宜人類的生存和生産。黃土高原或黃土沖積平原土壤疏松，原始植被不太茂密，較易清除，在金屬工具不普及的條件下更容易開墾；而長江流域氣溫偏高，降水量太大，過于濕熱，疾病流行，排除積水困難，土壤多為粘性，原始植被茂密，缺乏鐵器就難以開墾。黃土高原比較平坦，在水土流失不嚴重時有大片的“原”和“川”（台地、高地或河谷平原），華北平原更是成片的大平原，交通便利；而長江流域地形複雜，山嶺崎岖，平原面積小，河流湖泊多，交通條件差。
西漢末年，黃河流域自燕山山脈以南、太行山和中條山以東、豫西山區和淮河以北這一範圍内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裡77.6人。這一地區的面積占西漢疆域的11.4%，而人口占60.6%。如果以淮河和秦嶺為界，北方的人口占80%以上，南方還不足20%，許多地方還基本是無人區。西漢後期，在人口稠密的關中、關東，已出現不少人均土地很少的“狹鄉”，無法使人人有地種，更不能養活新增加的人口；但在長江流域，到處是有地可墾的“寬鄉”。這一有利條件吸引着北方無地少地的農民南遷，西漢和東漢期間，都有大批來自黃河流域人口稠密地區的農民自發遷入長江流域，特别是長江中遊。
在黃河流域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無法就地救濟時，由于它的北方、西北和東北大多是遊牧民族或非漢族的聚居區，自然條件也不理想，除非發生戰亂，災民一般不會遷去，所以災民主要的流向還是南方的長江流域。災民的南遷本來是臨時性的，在災害過後應該返回故鄉。但南方自然條件的優越在東漢以後已經很明顯，加上地多人少因而比較容易獲得土地，一部分災民就此在南方定居。
秦漢開始，黃河流域一直是政治中心所在，這一特殊地位引出了兩方面的後果。一是戰争動亂特别多。異族入侵、内部叛亂、改朝換代都以奪取現政權的首都為最終目标，首都附近往往是戰争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波及範圍最廣的地區。戰亂時百姓的逃避方向不一，但仍以南方為主。中原王朝在北方無法維持時，也以南遷為主要退路。政治中心南移不僅帶走大批人口，而且大大提高了移民的素質。後果之二是黃河流域貴族、官僚、地主、豪強集中，土地兼并劇烈，賦稅負擔沉重。不僅貧苦農民生計不易，就是中小地主也常常有破産之虞。而南方賦稅較輕，土地較易獲得，還有很多官府暫時管不到所以不必納稅的地方。如元朝初年，北方賦役特别繁重，流民南遷者絡繹不絕，以至官方不得不設立關卡查禁。
随着年平均氣溫的下降，黃河流域早期開發的優勢已逐漸轉化為劣勢。在農業人口大量進入黃河中遊開墾後，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溝壑發育，大片的原和川不複存在，也造成下遊水患不斷。黃河的決口改道不僅毀壞大量農田，還擾亂了水系，淤塞湖沼，擡高地下水位，加速了土地的鹽堿化。
南方農業生産的不斷進步，包括10世紀起雙季稻引種的成功，為日益增加的人口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糧食。至元代，南北人口之比達到了中國人口史上的極點，南方的實際人口估計占總人口的80%以上。
14世紀後期的明朝初年，朱元璋組織了大規模的由南而北的移民，并鼓勵百姓遷往人口稀少的地區，今江西、浙江、江蘇和安徽的南部都有大量人口輸出，江西成為最大的移民遷出地。由于南方的人口繼續增長，再也無法容納外來移民，本地人口也開始向山區和上遊遷移，持續了一千多年的人口南遷至此結束。
二、以行政或軍事手段推行的強制性移民
按其目的，這類移民又可分為五類。
政治性或控制性移民相傳商放夏桀于南巢，商的遺民被遷至宋和洛邑，春秋戰國時被滅諸侯的宗族被遷，秦始皇滅六國後遷其國君和宗族于内地，說明此類移民由來已久。
從秦始皇開始，将政治上潛在的敵對勢力遷入首都一帶。秦始皇遷天下豪富十二萬戶于鹹陽。西漢遷關東豪強于首都長安及附近的陵縣（因皇帝陵墓而設置的縣級政區），百馀年間移民及其後裔達一百二十萬，幾乎占關中人口之半。此後的三國、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凡是一個政權滅了另一政權，無不随之進行一次規模不等的移民，亡國君臣、都城百姓，甚至某一重要地區的主要人口，都被戰勝國遷入其首都或指定的地區。
首都遷移時，為了加強和鞏固新都的地位，也必然要進行大規模的移民，如曹魏移民于洛陽一帶，北魏孝文帝将平城（今山西大同）、代郡一帶百馀萬人遷往洛陽和河南，武則天移民于洛陽，明成祖遷都北京後遷入數十萬人口等。
随着中央集權體制和地方行政統治的加強，唐代以後，這類遷移的規模已大為縮小，一般隻涉及少數人口。
掠奪性移民這類移民的目的，既是削弱對方，也是增強自己，并利用所掠人口充當士兵、奴隸、工匠或農業勞動力。在敵對政權間的戰争中，當一方短期占領對方領土時，往往采用這一手段。北方遊牧民族尚未以奪取中原為目标時，也經常在緣邊地帶擄掠人口，有時甚至深入内地。如匈奴對西漢、突厥對中原、契丹和遼對華北、蒙古和元對金、後金和清對明朝北方，都曾掠走數十萬至百萬以上的人口。分裂時期，各國間掠奪性的移民特别頻繁，如十六國、南北朝期間。
懲罰性移民相傳堯曾将“四兇”流放到邊遠地區。戰國後期，秦國已實行将罪犯遷往蜀地的法律，并規定其中部分人終身不得返回。秦漢以後，有期或無期的流放已成為一項正式刑罰，而專制君主往往任意擴大流放的範圍。如，秦始皇将賈人（商人）、贅婿（結婚後招入女方家庭的男子）遷往邊疆，動辄數十萬；漢朝時一些大案經常産生數萬流放對象；朱元璋将江南富戶遷往自己的故鄉安徽鳳陽，并對他們實行嚴格的管制。
這類對象中的一部分，可以定期或不定期返回原地，另一部分則就此定居于流放地，甚至子孫都不許遷離。統治者往往将流放與地區開發和鞏固邊防結合起來，以新開發地區和邊疆為流放地。這類移民的數量一般相當大，多少有些積極意義。純粹的懲罰性移民多選南方、西南、西北、東北等生活條件差的地方，這些移民數量不多，多數有返回的機會，其中不乏官員、文人，對遷入地文化水準的提高有不小的作用。如清初漢族流人促進了東北文化經濟的發展，并留下了不少有價值的記載。對具有政治危險性人物的遷移，則以與世隔絕為第一要求，所以處于閉塞山區、交通十分不便的房陵（今湖北房縣）長期充當這樣的場所。
民族性移民中原成為華夏（漢族）的一統天下後，其内部的移民不再具有民族特點。但華夏對周邊民族的遷移、尤其是以行政或軍事手段實施的移民，往往還是以民族為單位。如西漢遷越人于江淮之間及遷匈奴降人于西北邊區，東漢遷南匈奴于塞内，東漢及魏晉遷羌、氐等族人口于關中，十六國期間後趙、前秦等政權将各族人口遷至都城附近，唐朝将突厥等各族降人遷至長安一帶、将高麗民戶遷于中原各地，遼将渤海人内遷，明初内遷蒙古降人等，都是這類性質。這類移民有時超過百萬。如果被遷民族安置在漢人較少的地區，又比較集中，遷入民族能夠保持相當長的時間，如東漢的南匈奴、十六國時諸族。如果遷入中原内地，置于漢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很快就會融合于漢族之中。
軍事性移民一個政權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鞏固邊防或達到某項軍事目的，往往需要将部分人口遷至邊疆或軍事要地。除了通過輪流征調兵役以外，還要有固定的人員或定居移民。由于遷入地一般生活條件差，又有一定的危險性，僅僅依靠招募或資助還得不到足夠的人數，所以經常采用強制手段，或者與懲罰性移民相結合，以罪犯充數。在中原王朝開疆拓土期間，這類移民數量最多，并能與邊疆地區的開發結合，收到較好效果，如西漢、唐朝和明朝的前期。而在國力衰退階段，一般隻能組織少量純軍事性的移民。戰亂中的相持階段或亂後的恢複階段，這類移民政策也會與地方的經濟恢複相結合，以軍人或退伍軍人為主實行屯墾，如三國時的屯田。這類移民是否成功，能否鞏固，關鍵是移民是否能有安全的環境并能就地生産足夠的糧食。否則，依靠強制手段集合起來的移民是不可能真正定居的。
以上類型的移民都不是自願的，往往在遷移過程中就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隻要與經濟開發結合，符合實際需要，這些移民政策還是會産生積極的效果。有的移民雖然在經濟上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對政權的鞏固、政治中心的穩定、邊防的加強和遷入地區的經濟恢複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以後，除了清朝入關前有過掠奪性的移民外，這類強制移民基本已成為曆史。明初的移民已是強制與鼓勵相結合了，相當多的移民是在移民大潮的帶動下自發、自願遷移的。根本原因是龐大的人口數量所産生的壓力，以至在中國内地已很難找到大片的人口稀疏區供統治者進行大規模的強制性移民。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數地區的人口密度已經很高，即使遇到天災人禍後出現人口下降，但依靠自身的增殖和毗鄰地區的補充，很快就會複原，沒有必要從外地遷入大量人口。太平天國戰争後的長江下遊平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19世紀後期，清政府雖然對移民東北和台灣采取了一些鼓勵措施，但即使沒有這些措施，迫切需要獲得土地和生計的過剩人口也會迅速填滿這最後兩大片移民的樂土。
三、從平原到山區、從内地到邊疆的開發性移民
在正常情況下，人類總是選擇自然條件較好的地方從事生産。丘陵山區與平原相比，一般存在氣溫低、日照時間短、灌溉不易、耕種不便、土地面積小、運輸困難等缺點，所以除非有天災人禍，在平原上的土地還沒有充分開發利用之前，人們是不會轉而開發山區的。即使進入山區，也限于其中條件較好的局部，或者從事礦冶、采伐、養殖、狩獵等非種植業生産。
黃河流域及其以北也有丘陵山區，但因氣溫低、幹旱缺水，利用和開發更加困難。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内，長江流域和南方是北方過剩人口理想的移殖區。對北方無地農民來說，第一選擇自然是遷往自然條件更好、土地富馀的南方。
到明朝中期，南方的人口已突破一億，能夠開墾的平原、緩坡地和低丘地基本都已加以利用。開發山區已成必然趨勢，成千上萬的流民已不計效益和後果，自發湧入山區。但長江流域山區的開墾也有很大障礙，由于坡陡、土薄，灌溉和保水非常困難，隻能種植對水土肥要求不高的旱地作物。早熟稻盡管生長期較短，用水量較小，也隻能在能保水的緩坡地或梯田栽種，無法擴大到山區。
從16世紀開始傳入中國的美洲糧食作物紅薯（番薯）、玉米、花生、土豆及時解決了這一難題。這些作物對土壤、灌溉、肥料的要求較低，完全适合幹旱的山地種植，不會與水稻争地，這才使南方山區的開發成為現實。
明末的嚴重自然災害和持續戰亂大大削減了人口，也推遲了向山區的移民。經過17世紀後半期的恢複，移民高潮終于在18世紀不可避免地再次到來。從長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從浙閩丘陵到雲貴高原，大片原始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被清除，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幾乎都種上了玉米、番薯。立竿見影的好處和充足的糧食吸引來了更多的移民，也刺激着已經定居的移民以更快的速度增殖人口。在越來越多人口的不斷蠶食下，南方内地山區很快趨于飽和，到19世紀前期，移民高潮已成馀波。
由内地向邊疆的移民至少可以追溯到戰國時趙國在開疆拓土後向河套、陰山以南的移民，燕國向遼東和朝鮮半島的移民。這類移民在秦漢時已有了很大的規模，但隻是出于政治或軍事目的，并不是人口增加的必然需要，因為黃河流域的過剩人口完全可以遷往長江流域和南方各地。
但到18世紀前期，南方已經開發殆盡，北方的人口也達到了空前的紀錄，一遇天災，流民很難再找到避難就食的場所。所以盡管清政府不斷重申禁令，卻擋不住百姓向東北的遷移。在内地巨大的人口壓力下，移殖邊疆已經無需強制，問題是如何找到既适合農業生産又可以容納不斷增加的人口的開發區。在開放東北的同時，内蒙古南部也開始放墾，接納漢族農業移民。西北、西南邊疆、台灣島和其它适合耕種的海島，也都成為毗鄰地區輸出人口的目的地。
邊疆的開發也有一個從平原到山區的過程，一般總是自然條件較好的平原先成為移殖區，以後從平原擴散到山區。
由平原向山區的移民基本上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不僅官方從未作過系統的規劃，就連官僚地主或學者文人也幾乎沒有參與，移民絕大多數是既無資産又無文化的貧苦農民，少數是企圖發财緻富的無業遊民，因而不可能作必要的準備和起碼的投入，完全是盲目的、急功近利的掠奪式生産。在開發過程中，自然資源、土地資源和生态環境都受到嚴重破壞，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還導緻江河淤塞，水旱災害頻繁。這方面的惡果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些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還制定過種種禁止流民進入或禁止開墾山林的規定，但在人口增長得不到控制的情況下，流民或過剩人口并沒有選擇的馀地。
對邊疆的移民因受到禁區開放過程的影響，并不是毫無規劃，晚清對東北和台灣的移民就是考慮到了鞏固邊防的需要，但多數情況下還是處于自流自發的狀态。
四、北方牧業或非華夏族的内徙與西遷
部分牧業民族或非華夏族曾經與從事農業的華夏族共同生活在黃河流域，直到春秋戰國時期，在今山西、河北、陝西、山東、河南境内都還分布着戎、狄、胡、夷等族。以漁獵和采集為生的民族有可能向南遷移或遷入黃河流域人口稀少的地方，但堅持牧業的民族卻隻能向北、西兩個方向遷移，因為隻有那裡才有适宜牧業的氣候和大片不受農業民族影響的遊牧場所。羌、狄、戎、胡等族的主體都遷離了黃河中下遊地區，到戰國時，秦、趙、燕等國在北界築起長城，秦代和西漢又續修長城，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分割的态勢已成定局。
與農業民族相比，牧業民族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更弱，因此在嚴重的、大範圍的災害發生時，隻能作長距離的遷徙。在與南方農業民族接觸和交往中，牧業民族得到了糧食、紡織品、金屬等物資，以後又增加了茶葉和其他日用品，并逐漸養成了使用、消費這些物品的習慣。漢族統治者則往往以斷絕這些物資的供應為對抗手段，使牧業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脅。
對牧業民族來說，南下或内徙是最方便的途徑，但當中原政權軍事實力強大時就無法如願。為了逃避自然災害和敵方的軍事打擊，隻能選擇前途未蔔的西遷。秦漢之際遊牧于敦煌、祁連山之間的烏孫與月支（氏），因受到匈奴的軍事壓力，于公元前2世紀先後遷往今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帶和伊犁河上遊。在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打擊下，又迫于漢朝軍隊和南匈奴軍隊的聯合進攻，北匈奴的一支自蒙古高原西遷中亞，以後又進入歐洲。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回鹘于9世紀滅于另一個草原民族黠戛斯，馀衆的主體西遷至今新疆和中亞，少數南遷的隻能向唐朝的邊将投降。
在中原政權軍事失利和政局混亂時，牧業民族或逐漸遷入内地，或随着軍事入侵進入黃河流域，甚至長江流域和南方各地。由于漢族在文化、經濟方面處于領先地位，加上生活和生産條件的改變必然導緻這些民族生活和生産方式的變化，内遷的民族多數最終接受了漢族文化，逐漸融合于漢族之中。在本民族的政權滅亡、漢族政權重新建立以後，融合的速度更加迅速。凡是牧業民族的主體遷入漢族地區并經曆了較長時間的，幾乎很少能重新遷出。軍事上的征服者無不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五、東南沿海地區對海外的移民
中國的東南沿海，從杭州灣至雷州半島，分布着一連串面積不大又互不相連的平原，在平原之間是丘陵或高山。在這些平原的背後，一條條東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脈将這些平原與中國内陸分割開來。這樣的地形條件，尤其是在人類的生産力低下、原始植被尚未清除的情況下，這些平原與内陸的聯系遇到極大的障礙，相互之間的陸上交通也存在很大的困難。所以，海上交通，特别是沿岸近海以及附近島嶼之間的航行成為有效的手段。
這些地區遠離華夏文明的中心，這裡的早期居民都屬百越系統，秦漢以來雖然已逐漸被大批遷來的漢人所同化，但畢竟還不如内地漢人那樣向往中原。這種非向心性甚至離心性的心态和習性因地域和地形條件不同而異，一般說來以閩中南和粵東沿海最為突出。
這些平原的範圍不大，農業生産潛力有限。但由于海洋能提供魚、鹽以及其他豐富的水産品，對海外的貿易更能帶來巨大的财富，所以對沿海人民具有比土地大得多的吸引力。東南沿海地區本來人口就少，西漢時又将今浙江中南部和福建境内的越人遷走，福建幾乎成為無人區；東漢末和三國期間的南遷、永嘉以後的南遷帶來的移民，最初主要定居在今浙江北中部和江西北部，進入浙江南部和福建的還很少。直到唐朝安史之亂前，盡管福建的人口已經有了很大增長，但還沒有出現地少人多的矛盾。在安史之亂後北方人口再次南遷的連鎖影響下，唐末開始有較多人口遷入福建。經過五代期間和北宋前期的開發，到北宋後期，福建有限的土地要養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已經顯得相當困難。由于毗鄰的浙江、江西的平原地區同樣人滿為患，不可能成為福建人口的移殖區，移民隻能從福建西南部進入人口相對較少的廣東東部。但廣東東部的平原面積不大，山區能夠容納的人口更加有限，所以這一出路能維持的時間不長。在這種情況下，移殖海外必然成為主要出路。
秦漢以來，東南沿海地區已經納入中原王朝的疆域版圖，漢族很快成為該地區的主要民族，漢文化随之取得主導地位。從此，無論是統一王朝，還是割據政權，統治者都持以中國（中原）為中心的觀念，實行以農為本的政策。即使是在中國曆史上比較開放、中外交流相當頻繁的階段，當時的政府主要也隻是允許外國人來中國貿易、求學、遊曆或定居，而不是同時允許中國人也這樣做。明初實行海禁，清初執行遷界，都嚴格禁止百姓出海謀生。當地人均土地越來越少，平均生活水準越來越低，冒險非法出境的移民則越來越多。
從16世紀開始，出現了兩種統治者無法控制的因素，大大加快了移民海外的進程。一是本地的人口壓力；一是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對廉價勞動力和初級産品的迫切需求，以及它們所采取的殘酷無恥的掠奪手段。這些國家在殖民地利用華人勞工生産經濟作物和礦産品，又使用華人從事本土的開墾和建設。鴉片戰争後，招募、誘騙、掠奪華工的規模和數量激增，華工的去向也從東南亞擴大到北美、南美、澳洲和歐洲，部分幸存的華工成為在這些國家的定居移民。而且随着沿海口岸的開放，輸出移民的地區已不限于閩粵沿海，通商口岸和列強某些據點也成為移民的集合地。移民仍以貧苦農民為主，但也逐漸擴大到其他階層，包括一些上層人物。
到20世紀，中國在海外的僑民和外籍華裔已有數千萬。由于這一遷移過程經曆了好幾個世紀，所以除了在集中輸出地對緩解人口壓力有較大作用外，對全中國早已極其龐大的人口總量來說，影響是很有限的。但中國的海外移民對所在國和中國本身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方面的貢獻和影響之大，已為舉世公認，是無法簡單地用人口數量來衡量的。
（作者單位：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