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子今
江西南昌墎墩漢墓的發掘，出土了等級相當高的随葬文物。許多考古學者和曆史學者共同認為，這座墓葬很可能與海昏侯劉賀有關（參王子今《海昏侯墓發掘的意義》，《光明日報》2015年12月16日）。墓主消費生活的高水準，應當是以海昏侯國的經濟發展為條件的。劉賀以昌邑王身份入長安即皇帝位後，僅僅二十七天即被廢。漢宣帝即位後，推行一系列政策“用章中興之德”（《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元康三年）三月，诏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漢書·宣帝紀》）劉賀于是移徙江南。海昏侯國有四千戶人口，王莽改稱“宜生”，或許可以體現當時這裡是豫章生态環境條件較好的地方，這裡也有進一步實現經濟進步的基礎。兩漢之際，中原人口大規模南流，豫章郡接納了數量驚人的北方移民。西漢海昏侯國的經營，在豫章地方經濟開發史上可能具有先導性的意義。
一、海昏侯：從“廢歸故國”到“就國豫章”
漢昭帝去世，霍光以“承皇太後诏”名義，迎昌邑王劉賀入長安。據說劉賀“既至，即位，行淫亂”，霍光“遂召丞相、禦史、将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霍光首先表态：“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這一否定劉賀執政合法性的意見得到了“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和車騎将軍張安世的支持。群臣“會議未央宮”時，“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離席按劍，以“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相威脅。“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于将軍，唯大将軍令。’”因霍光精心策劃，在“太後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禦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的情況下，宣布劉賀罪責，以其“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确定“當廢”。皇太後以“诏曰‘可’”的形式批準了霍光的決定。“（霍光）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玺組，奉上太後，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将軍光送至昌邑邸”（《漢書·霍光傳》）。霍光的這一系列動作，表現出這位強勢權臣的老謀深機，以及他的急切心情和橫暴态度。
對于劉賀的處置，太後否決了“群臣奏言”依據“古者廢放之人屏于遠方，不及以政”的傳統，“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的建議，決定遣返昌邑，“诏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漢書·霍光傳》）。《漢書·諸侯王表》的說法是“廢歸故國，予邑三千戶”。太後之诏，似乎顯示出對“群臣”視劉賀為“廢放之人”的嚴厲冷酷的迫害方式有所保留的态度。
據《漢書·武五子傳·昌邑王劉髆》記載：“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财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也就是說，所謂“歸故國”之“故國”，僅僅隻是一個地域符号而已。“國除”，表明昌邑國已經不複存在。得“賜湯沐邑二千戶”或說“予邑三千戶”，則體現了太後特别的恩惠。
對行使執政權力并不自信的漢宣帝即位後，“心内忌賀”。元康二年（前64），他密令山陽太守張敞對劉賀予以“謹備”：“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玺書曰：‘制诏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顔師古注：“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其措辭也謹慎小心。張敞受命“數遣丞吏行察”，并于“四年九月中”親自“入視居處狀”，用心“動觀其意”，詳細報告了劉賀的容貌神情言談心态。由于張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王之效”，言其“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漢宣帝“由此知賀不足忌”，以為劉賀并不構成對自己權位的威脅。于是，“其明年春，乃下诏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複封為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漢書·武五子傳·昌邑王劉髆》）《漢書·宣帝紀》也有類似記載。
我們注意到，就在劉賀“複封為列侯”的次年，即元康四年（前62），西漢王朝施行了覆蓋面較廣的“诏複家”的政策。诏令若幹在高後、文景及武帝時代因各種原因失去“列侯”地位的功臣後代重新恢複貴族身份。《漢書》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可見一例，《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的記載凡一百二十三例，合計一百二十四例（參王子今《論元康四年“诏複家”事兼及西漢中期長安及諸陵人口構成》，《中日學者論中國古代城市社會》，三秦出版社，2007）。“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可以理解為漢宣帝表現“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或說“骨肉之親，粲而不殊”的“至仁”宣傳，同時也是“用章中興之德”（《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之系列舉措的先聲。
對于劉賀“複封為列侯”其名号“海昏”，顔師古注：“海昏，豫章之縣。”人們會注意到，劉賀由“故王”身份得到“列侯”地位，其實際經濟利益由“湯沐邑二千戶”（或說“三千戶”）增至“食邑四千戶”。但是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被迫離開父子兩代經營三十四年的“故國”，來到比較荒僻的江南“豫章”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古者廢放之人屏于遠方，不及以政”的傳統，在劉賀被廢十年之後依然曲折地得以貫徹。
二、說“食邑四千戶”“削戶三千”
劉賀封“海昏侯”之“海昏”名号，可能有政治象征意義。“昏”，應與霍光指斥“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之“昏亂”有關。而“海”字，很可能與作為自然地理概念的“海”無關。其原本的真實涵義，或許是“晦”（參王子今《“海昏”名義考》，《中國史研究動态》2016年第2期）。
劉賀“食邑四千戶”，可能是當時江南地方最富有的貴族。但同時，他又被看作“天之所棄”的“嚚頑放廢之人”，受到地方官員的嚴密監視。據《漢書·武五子傳·昌邑王劉髆》記載：“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将軍，而聽人奪玺绶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由“後薨”語，可以推知劉賀是在去世前不久受到“削戶三千”的處罰的。對于“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有學者理解為：“萬世又說，你何不在豫章稱王，不要永遠作列侯。劉賀表示将要這樣幹。”并以為是“謀反的言論”（參王恩田《“大劉記印”與海昏侯墓墓主蠡測》，《中國文物報》2016年1月15日）。此說恐不确。孫萬世所謂“賀且王豫章”以及劉賀所謂“且然”，不大可能是說劉賀自己“在豫章稱王”，隻能是期盼漢宣帝封劉賀為豫章王。在漢宣帝以“至仁”表演“用章中興之德”的時候，劉賀等産生這種幻想是可能的。
“削戶三千”是相當嚴厲的處罰。史載西漢列侯“削戶”事，有《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宜城侯燕安“削戶六百”，高昌壯侯董忠“削戶千一百”，安遠缪侯鄭吉“削戶三百”，信成侯王定“削百五戶”；又《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宜春侯王譚“削戶五百”；《漢書·文三王傳·梁懷王劉揖》梁王劉立“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漢書·張延壽傳》張勃“削戶二百”；《漢書·杜延年傳》杜延年“削戶二千”；《漢書·張敞傳》“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緻法，削其戶”；《漢書·哀帝紀》及《朱博傳》孔鄉侯傅晏“削戶四分之一”；又《漢書·何武傳》成都侯王邑“削千戶”等。其中兩例所“削”戶數無法統計，而梁王劉立與海昏侯亦無可比性，其馀九例合計六千〇五十五戶。可知海昏侯“削戶三千”是非常嚴酷的懲治。
以“削戶”比例計，傅晏“削戶四分之一”，即削戶25%。而海昏侯劉賀“食邑四千戶”“削戶三千”，竟“削”掉了75%。
“削戶三千”導緻海昏侯國實力的嚴重削弱是确定無疑的。但是這“三千”戶百姓應當随即成為豫章郡行政控制下的編戶齊民，豫章海昏地方農耕經濟的總體實力并沒有削弱。
三、豫章接納的南來移民
劉賀入長安即帝位時，有“昌邑群臣”二百馀人随行。霍光謀廢劉賀，“與群臣連名奏王”，所指罪責包括“引内昌邑從官驺宰官奴二百馀人，常與居禁闼内敖戲”，以及“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内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霍光等對此“昌邑群臣”心懷警覺，多所防範，最終竟然以極端方式“悉誅殺”。“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後，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後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诏諸禁門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後還，乘辇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将軍跪曰：‘有皇太後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将軍安世将羽林騎收縛二百馀人，皆送廷尉诏獄。”宣布“太後诏歸賀昌邑”後，“昌邑群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于惡，光悉誅殺二百馀人”。這些來自昌邑的劉賀随從面對死刑有激烈的表現：“出死，号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顔師古解釋說：“悔不早殺光等也。”（《漢書·霍光傳》）郎中令龔遂對劉賀的勸谏，有“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谀，必有兇咎”語。所謂“不忍昌邑故人”，顔師古注：“‘不忍’，謂不能疏遠也。”（《漢書·武五子傳·昌邑王劉髆》）“不忍昌邑故人”，透露出劉賀對舊情、鄉情、故人之情的深心看重。由這一思路考慮，則海昏侯劉賀“食邑四千戶”中，應當也有部分“昌邑故人”同行江南。将這一人群與被霍光冷酷處死的“昌邑群臣”進行身份比較，應當理解其中也應包括一定數量的“昌邑從官驺宰官奴”等。作為來自“昌邑”的北方移民，他們自然會把黃河流域的生活方式和生産方式帶到“豫章”地方。正如有的學者在分析漢代中原南下移民成分及其社會作用時所指出的，“貴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員，以及為這些人服務的藝人、工匠、商人、武士等”，由于“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藝、行政治理經驗和經營管理能力，因而對南方及其他遷入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産生很大的影響，最終導緻了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371頁）。
《漢書·地理志》提供了漢平帝元始二年（2）的戶口數字，《續漢書·郡國志》提供了漢順帝永和五年（140）的戶口數字。比較兩次戶口統計數字，我們看到，一百三十八年之間，豫章郡戶數增長了502.56%，口數增長了374.17%。有研究者據梁方仲《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以為豫章郡公元140年較公元2年人口數增長474%，年均增長率為11.3‰。并判斷這種“戶口增長率”确實說明“實際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長”，這“肯定是人口的機械流動所緻”（參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136-137頁）。今按：豫章郡人口數增長474%的說法是錯誤的，實際應為374.17%。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1卷《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言“474%”是“永和五年口數”與“元始二年口數”的“比較”（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421頁），這樣的表述是正确的。在江南九郡國中，豫章郡的增長幅度僅次于零陵郡。而自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間，全國戶口數字則呈負增長的趨勢。戶數和口數分别為-20.7%和-17.5%。當時，位于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江西的豫章郡都接納了大量的南遷人口。這兩個地區當時均處于中原向江南大規模移民通道的要沖。而豫章郡接受北來移民，應受到海昏置侯國“食邑四千戶”這一先導性的影響，是我們應當注意的。要知道西漢時期隻有少數幾個侯國始封時戶數等于或超過“四千戶”，而海昏侯國是江南地方規模最大的超級侯國。
自兩漢之際開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熱潮，即所謂“大規模的自發的人口遷移”，“導緻中國人口的地理分布在一段時間裡出現了南增北減的變化”（石方《中國人口遷移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147頁），又經曆六朝繁華，江南地區逐漸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可以推想，海昏侯劉賀家族也許對豫章地區自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的環境開發和經濟繁榮有一定的曆史貢獻。我們不能排除海昏侯墓出土文獻中存在反映這一曆史變化的重要信息的可能。
漢代移民史料少有直接涉及豫章海昏地方開發的記錄。方志文獻保留的有關漢代馮氏家族遷徙海昏的記憶，或許有一定的曆史文化價值。《太平寰宇記·江南西道四·洪州》：“馮水。漢因遷江東馮氏之族于海昏西裡，賜之曰‘馮田’，水因名之。”雍正《江西通志·古迹一·南昌府》“倉城”條引《名勝志》：“漢遷江東馮氏之族于海昏西裡，賜之田，曰‘馮田’。故其水曰‘馮水’也。馮氏倉場，故址在奉新之龍山下，山北有井，井上有牆，延袤數百尺，俗呼‘倉城’。”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寰宇記》雲：“漢遷江東馮氏之族于海昏西裡，賜之田，曰‘馮田’。水因以為名也。”（中華書局，1983，764頁）所謂“漢遷江東馮氏之族于海昏西裡，賜之田”，舉族而遷，且“賜之田”，體現這是政府組織的遷徙。而兩漢之際豫章地方接納的移民，可能更多是來自黃河流域的自發的南遷平民。
四、“海昏”“宜生”的生态條件認識
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江南”地方相對窮僻落後，開發程度比較低。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司馬遷還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的說法，是在同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語後。中華書局點校本是這樣斷句的。裴骃《集解》引徐廣曰，以為“江南”即“丹陽”。而張守節《正義》則以為丹陽“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按照張守節的說法，标點應作：“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這樣的意見也許是正确的。司馬遷“江南”的區域界定并不十分明朗，但是豫章确實屬于“江南”無疑。
西漢時期江南侯國封置數量有限。這可能與功臣貴戚的安置要首先考慮到生态環境條件有關。我們知道漢文帝時賈誼任職長沙國時心情抑郁，主要原因是“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與“卑濕”相近的說法是“下濕”。舂陵侯劉仁封地在零道之舂陵鄉，以“舂陵地勢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内徙”，漢元帝時，徙封南陽之白水鄉（《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城陽恭王祉》）。東漢初年也有類似故事，據《後漢書·馬防傳》，馬援的兒子颍陽侯馬防因涉窦憲案徙封丹陽，為翟鄉侯。馬防“以江南下濕，上書乞歸本郡”，得到漢和帝批準。海昏侯國的環境劣勢，也不免“地勢下濕，山林毒氣”。所謂“山林毒氣”，或許即所謂“瘴氣”。
呂後時代曾經派周竈發軍擊南越。對于周竈南征戰事，司馬遷在《史記·南越列傳》中隻有如下簡要記述：“高後遣将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歲馀，高後崩，即罷兵。”因為對當地氣候條件的不适應，漢軍不能越過南嶺阻隔，兩軍相持了一年之久，呂後去世方才罷兵，于是出現了司馬遷所謂的“隆慮離濕疫，（趙）佗得以益驕”的局面。所謂“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體現出嶺南開發曾經受到因“暑濕”導緻的不利影響。《史記·南越列傳》記載，漢文帝時代，陸賈再一次出使南越時，南越王為書謝，自稱“南方卑濕”。兩漢史籍以“卑濕”言自然地理條件，如前引“長沙卑濕”“江南卑濕”“南方卑濕”等，據《漢書·嚴助傳》，在漢武帝對南越用兵之前，淮南王劉安曾為言“南方地形”，又說：“南方暑濕，近夏瘅熱，暴露水居，蝮蛇蠢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所謂“暑濕”，更明确地指出了南方的氣候特征。所謂“瘅熱”，很可能是說濕熱之疾流行（參王子今《漢晉時代的“瘴氣之害”》，《中國曆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3期）。
《後漢書·安帝紀》記載永初七年（113）事：“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赈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又調濱水縣谷輸敖倉。”說明“豫章”“租米”收成已經相當充備，甚至可以“赈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等原本比較富足的地方。豫章農耕經濟的開發無疑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顯然，自兩漢之際以來，江南經濟發展速度确實明顯優勝于北方。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從這時起，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江南經濟區的重要性亦即從這時開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長起來，而關中和華北平原兩個古老的經濟區則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沒落。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巨大變化，盡管表面上看起來并不怎樣顯著”（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25頁）。西漢晚期至東漢江南地區經濟文化實現顯著進步的原因，是由複雜的多方面的條件形成的。氣候環境的變遷，也是研究者不應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竺可桢在1972年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其中指出：“在戰國時期，氣候比現在溫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漢（221-23）氣候繼續溫和。”“司馬遷時亞熱帶植物的北界比現時推向北方。”“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于寒冷的趨勢……。”（《竺可桢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480-481頁）江南地區氣候條件趨向幹燥寒冷的變遷，使得中原士民不再視之為“暑濕”“瘅熱”之地而“見行，如往棄市”（《漢書·晁錯傳》）。氣候環境的改善，也使得中原先進農耕技術可以在這裡移用推廣（參王子今《試論秦漢氣候變遷對江南經濟文化發展的意義》，《學術月刊》1994年9期）。這些無疑都成為江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得以迅速提高的重要條件。在這一認識基點上理解“海昏”地方經濟開發的背景，應當是有益的。
劉賀“就國豫章”時，“食邑四千戶”，戶數較昌邑湯沐邑兩千戶或三千戶顯著增益。在“削戶三千”之前，海昏侯國應當有比較充備的經濟實力。“海昏”地名，王莽時改稱“宜生”（《漢書·地理志上》），或許亦可以體現這裡是豫章郡生存條件較好的地方，也可能反映兩漢之際氣候變遷對“海昏”地方環境改善的影響。後世曆史記憶中保存的“漢遷江東馮氏之族于海昏西裡，賜之田”的史事如果确定，則說明“海昏”地方已經可以承納更多的人口。回顧劉賀“複封為列侯”之後的生涯，可以體會到，海昏侯國的經營，也許對于豫章郡兩漢之際啟動的高水準的經濟開發确實有奠基的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