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齊明
六朝作為曆史時間坐标，形成于唐代，通常是指曆史上先後以建康為都城的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政權。若以東漢興平二年（195）孫策初據江東作為起點，開皇九年（589）隋滅陳為終點，則六朝所涵蓋的曆史時期近四百年。六朝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地域性概念，相對于大一統的秦漢帝國而言，六朝隻能被視為區域性政權，其所控制的核心地區大緻相當于漢代的荊州、揚州地區。這裡所稱的江東（曆史上亦稱“江左”），通常是指長江中下遊的江南地區。
提到六朝，“衰離亂世”是人們對這一曆史時期的基本認知。然而，就江東地區而言，六朝卻無疑是一個最為重要并取得決定性發展變化的曆史時期。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區域認同變化：由“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為中國”（《魏書·高闾傳》）到“正朔相承，當在江左”、“自晉、宋以來，号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洛陽伽藍記》）。江東地區認同變化的曆史推手是什麼呢？究竟是什麼導緻了這種認同的變化？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移民。正是人口的大流動、大遷徙，造就了六朝社會的巨變。
華夏文明自形成以來，其演繹空間一直是以黃河流域河洛地區為中心向外輻射，華夏先民常常以身處“地中”自居，周人已稱“宅茲中國”（何尊銘文）。“中國”，首先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是指以河洛為中心的中原地區，類似的曆史表述還有“中州”“中原”“中土”。另一方面，“中國”又具有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意義，常與“夷狄”并舉，體現了華夏文明的自我認同，在此意義上，“中國”又指華夏文明主體（漢代之後，一般稱為漢人）所建立的政權。六朝之前，地理空間意義上的“中國”與政治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基本吻合，華夏政權控制的黃河流域的核心區域才被視為“中國”。因此，秦漢時期江東雖在帝國控制之下，但并不被視為“中國”。到了六朝時期，中原人口大規模外遷，非“中原”的江東地區建立起了漢人政權，華夏文明的主體首次走出了“中國”。在這種情形之下，原來并不被視為“中國”的江東，在六朝時期實現了“中國”化。
一、江東地區的“吳人”認同
江東地區曾是“吳人”“越人”的居住地，其族屬有中原人的因素，但總體上是古越人。秦漢時期，中原人不斷南下，進一步改變了江東地區的族群結構。由于史料缺乏，秦漢時期遷居江東的具體人口數很難估計，數量應該不會太少。後被稱為吳郡大族的朱、陸、顧、張四姓，除顧氏外，其他三姓均是在漢代才遷居江東的，移民對江東社會影響之深由此可見一斑。毋庸置疑，中原人南下，有力地促進了江東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即便如此，江東在漢代仍然被視為“卑薄之域”（《後漢書·徐稺傳》），吳地居民雖然不被視為夷狄，但也常常為中原人所輕視。另一方面，秦漢帝國對于江東地區一直擁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東南有天子氣”“金陵王氣”谶言的流傳充分說明，在帝國版圖中江東曾被視為特殊區域，其與帝國核心地區的“中國”在政治、文化認同上存在着明顯的差異。
秦漢時期的中原移民為江東地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六朝時期江東“中國化”奠定了重要基礎。但江東地區社會巨變的真正推手，則是漢末所開啟的中原人口遷移浪潮。漢靈帝光和七年二月，黃巾軍起義爆發，揭開了中原地區戰亂頻仍的序幕。為了躲避戰亂，大量移民進入江東，有學者估計移民數量至少有四五十萬（參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2卷）。可以想見，如此集中的大規模移民必然會給江東社會造成劇烈的沖擊，移民極大地改變了江東地區原有的社會和族群結構。孫策、孫權正是抓住和順應了這一曆史機遇，憑借移民力量，積極經營江東，建立了和中原相對抗的區域性政權。孫吳政權的建立，加速了江東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原化”，也開始形成類似中原地區的官僚、豪強與文化三位一體的世家大族。江東雖然在加速“中原化”，但卻并沒有改變江東地區的政治和區域認同。與之相反，政權鼎立的格局反而強化了江東“吳人”的身份認同感，加劇了江東地區與“中國”“中州”的政治疏離。
“吳人”身份認同的強化，既是對傳統吳越地區曆史認同的繼承，又是基于對孫吳政權的政治效忠。吳人以曹魏、晉為“中國”“中州”“中原”，而以“吳”“吳越”“江東”“東方”自居。三國鼎立時期，蜀漢與曹魏紛紛以“正統”自居，而孫吳則很少以“正統”自許。吳黃武八年（229）四月，孫權在武昌稱帝。孫權既然即天子之位，就當行祭祀告天之禮。孫權在稱帝時也确實祭了天，但此後卻拒絕再行祭天之禮。孫權這樣做的理由是“郊祀當于中土，今非其所”（《宋書·禮志》）。也就是說，在孫權看來，祭天之類的政治行為必須與地理空間相對應，孫吳建都江東，并非居于“中土”，因此，沒有必要進行祭天。孫權的認識，正是建立在上文所揭示“中國”一詞所包含的空間與政治的疊加意義之上的。這充分說明，孫吳在區域認同上，是将自己排除在“中國”之外的。
太康元年（280），西晉滅吳。但就江東地區而言，西晉的短暫統一，并沒有改變“吳人”的身份認同，他們與“中州”“中國”之間的對立情緒反而進一步強化。“吳人”對西晉政權缺乏認同，長期不附，恢複故國的願望強烈，并曾多次發動武裝叛亂。《晉書·五行志》稱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複。’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複，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複不用力。’”謠谶，常常是民衆政治願望和情緒的集中反映。“吳人不附”也一直是西晉政權所面臨的重要難題。晉武帝在策問華譚時，曾直接表達了對“吳人”不願歸附的擔憂：同為亡國之馀，蜀人“無攜貳之心”，而吳人卻“屢作妖寇”。吳人、蜀人對中原王朝的不同反應，陳寅恪先生認為“其主因在兩國統治者之階級性各殊所緻”。按照這一分析，孫吳的“政治社會之勢力，全操縱于地方豪族之手”，孫吳雖滅而豪族勢力猶在，所以“能反抗洛陽之統治”。大家之論，高屋建瓴，常能發人深思。但是，“吳人不附”的問題，與“吳人”強烈的族群認同也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許多吳人将自己視為“亡國之民”，緻力于恢複故國，即所謂“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顧竊發為
亂者相繼”。可見，“吳人”對孫吳政權的政治認同，并非僅僅是所謂的“地方豪族”操縱的原因，恢複故國可能是吳人較為普遍的情結。
“吳人”族群的凸顯，不僅僅是在政治上對中原政權的不認同，還常常因文化、語言、飲食的差異而與中州人相互攻讦，由此造成了士人之間的對立情緒。這種對立情緒，進一步強化了“吳人”的身份認同。陸氏是江東“首望”之族，陸機、陸雲是吳地士人的領袖。其入洛之初，“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然而，處處碰壁的現實教育了他們。盧志公然在衆人面前直呼二陸先祖名諱（參《世說新語·方正》），這在注重家諱的六朝時期無疑是一種奇恥大辱。盧志與二陸之間的矛盾并非完全是個人恩怨，王濟曾以“羊酪”問陸機（參《世說新語·言語》），劉道真也以“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相問二陸（參《世說新語·簡傲》），因此，二陸與“中國”士人之間的矛盾，絕非個人恩怨，其所折射的正是“中國”與“江東”在政治認同上的差異。
亡國之恨與歧視、屈辱感相互交織，加劇了“吳人”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中原士人對“吳人”普遍存有一種政治、文化和地域上的優越感，視“吳人”為“亡國之馀”（《晉書·周處傳》）。這種優越心态，不僅表現為對“吳人”的不友好，也體現在政治上對“吳人”的排斥，“吳人”出仕和升遷都很困難。陸機在推薦吳人賀循時曾說：“至于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吳人”與“中國”士人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已經發展為南北之間相互攻讦的一種地域性歧視，互相以飲食、語言嘲諷對方，甚至加以惡名，中州人稱“吳人”為“貉子”，而吳人則稱中州人為“伧父”“伧鬼”。
曆史常常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現其時代的發展趨勢。西晉滅吳之後，吳人與“中國”“中原”之間的矛盾與對抗，體現的恰恰是一種區域、族群大融合所必須經曆的曆史過程，歧視、嘲諷有時也同樣是一種交流、融合。
二、“永嘉南奔”：“中國”不在“中國”了
西晉以降，江東地區出現過兩次較為集中的大規模人口遷入時期：一是西晉永嘉時期（307-312）；一是劉宋元嘉時期（424-453）。其中，永嘉時期移民無論其規模、性質抑或是意義上均呈現出了更為鮮明的特征。正是這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才實質上開啟了江東“中國化”的曆史進程。
晉惠帝光熙元年（306），東海王司馬越在“八王之亂”中取得最終勝利，迎接晉惠帝回到洛陽。同年十一月，晉惠帝暴亡，晉懷帝司馬熾即位，翌年改元永嘉。西晉王朝此時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來自異族的威脅。早在八王之亂後期，匈奴人劉淵據平陽、氐人李雄據成都，晉室已經呈現出分崩離析的格局。永興元年，劉淵自稱漢王，永嘉二年，劉淵稱帝，永嘉四年，劉淵之子劉聰繼立。永嘉五年（311），劉聰派王彌、劉曜、石勒攻洛陽，城陷，擄懷帝北去，史稱“永嘉之亂”。永嘉六年（312），晉懷帝遇害，司馬邺繼位，是為晉愍帝，建都長安，翌年改元建興。建興四年（317），劉曜攻陷長安，愍帝出降，西晉滅亡。
永嘉戰亂，洛陽化為廢墟，中原地區幾乎成為殺戮場。為躲避戰亂，中原地區民衆開始了大規模南遷，史稱“永嘉南奔”。永嘉南奔最為直接的結果，就是“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辟，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晉書·虞預傳》）。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移民浪潮，在自發、無奈的情形之下卻又表現為有序的人口大遷徙。移民南下大緻可以分為東西兩條路線：一是東路，從青、兖、徐、揚諸州逃往江東；二是西路，大緻投往荊州，其中有相當部分再經由荊州輾轉前往江東地區。江東地區之所以成為中原人南下的首要目标，不僅僅是因為社會相對安定、自然條件優越，更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考量——時任安東将軍的司馬睿成為中原人心目中延續政權的希望。
琅邪王司馬睿，司馬懿的曾孫，八王之亂後期，他依附于東海王司馬越。永嘉元年（307），在王衍、王導等人的策劃下，司馬睿被任命為安東将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同年九月，司馬睿、王導等渡江至建邺（後因避晉愍帝司馬邺諱改稱建康）。王導采取“綏撫新舊”的政策，積極籠絡吳人，同時又大量招納中州士人，将軍府辟舉掾屬一百多人，時人稱之為“百六掾”。司馬睿集團在江東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和擁戴，站穩了腳跟，在當時極具号召力，成為中原士人心目中恢複中朝的希望所在。“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王導傳》），史書所稱或有誇大成分，但“永嘉南奔”确實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人口遷徙。永嘉南下的核心群體是中原地區的世家大族，南下士人均是政治、文化精英，因此，永嘉南奔之後，“号洛陽為荒土”，“中國”雖在，而其人已去。至此，政治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也就不在“中國”了。
永嘉南奔到底有多少人進入江東地區？譚其骧先生認為，自永嘉之亂到劉宋時期，南下的北方人總數大概在九十萬人左右，進入江東地區的占四分之一還多（參《晉永嘉喪亂之後之民族遷徙》），葛劍雄先生則認為應遠不止此數（參《中國移民史》）。南下進入江東的人口雖在數量上并不占據優勢，但他們憑借政治、文化上的優勢，迅速成為最活躍、最為核心的政治力量，東晉、宋、齊、梁、陳的皇帝與最高統治階層的絕大部分人均為南下的中原移民及其後裔。
未經戰亂的人們往往無法想象戰亂中人們流離失所的艱辛與苦難。永嘉南渡中發生的鄧攸棄子娶甥的人倫慘劇，就是當時中原人南渡曆史場景中的一個縮影。鄧攸系平陽襄陵（今山西襄汾）人，永嘉末年任河東太守，兵亂中被石勒抓獲，後逃脫南下。以牛馬負妻子、兒子、侄子等人南奔江東，途中遇到盜賊掠其牛馬，子、侄年幼，無法自行。饑疲交困之下，鄧攸為了保全弟弟的兒子不得不抛棄了自己的兒子。到江東後，鄧攸納妾，甚為寵愛。一次，鄧攸盤問其父母姓名，發現寵妾竟然是戰亂中失散的外甥女。棄子娶甥，後來者無權以道德的标準去譴責鄧攸，慘劇所折射的恰恰是永嘉南奔中曆史當事者的哀傷、悲慘之狀。
永嘉南奔，士人不僅要承受遷徙中的凄慘、痛苦與艱難，還要備受國破家亡、去井離鄉之折磨。被稱為“中興第一名士”的衛玠，攜母沿西路舉家南遷，輾轉千裡經江夏赴豫章。衛玠渡江南下之時，面對茫茫奔流的江水，悲從中來：“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複誰能遣此！”衛玠将亡國之恨、離鄉之愁，融進浩浩大江，令人唏噓不已。王承時任東海太守，他棄官南逃時走的是東路，經下邳、臨淮到建康。他在路過下邳時，登山北望，故園已不可見，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到了江東，異鄉為客，江南美景勾起的更是故國之思。在一次名士聚會中，周感慨道：“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在座名士聽了，都大哭不止，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新亭對泣”。
國破家亡，背井離鄉，遷居曾經鄙夷的“卑薄之域”，南下中原移民首先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能生存下來。生存，不僅僅是物質意義上，也包括政治、文化意義上的安身立命。為了凸顯政治、文化意義上的存在，他們強調自己的“北人”身份，強調學術、文化、習俗與“吳人”的差别，強調自己在政治、文化上的優越性，繼而形成了壟斷的門閥政治。
如此大規模的集中移民，該怎麼安置呢？司馬睿政權為了吸引、安頓南下的北方移民，并慰藉其故國之思，在南方設置了僑置州、郡、縣。南遷移民，大多依照他們原來的籍貫，劃定區域，相聚而居，繼續保留其原來的州、郡、縣之名。《宋書·志序》稱；“自戎狄内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人伫鴻雁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複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僑置州、郡、縣不僅僅是慰藉故國之思，更重要的是通過劃定區域，以此與“吳人”區隔，避免移民與原住民之間潛在的經濟、文化沖突。就江東地區而言，移民安置區域避開了吳人聚居的吳郡，南下大族多聚居在建康及其周圍，同時其産業多置于當時人口相對稀少的浙江地區，如琅邪王氏、陳郡謝氏、陳留阮氏等高門大族都居住于都城建康，但莊園産業則多在會稽。進入江東地區移民中的低等士族、普通民衆則多聚居安置于京口（今鎮江）地區，僑置了徐州、兖州（先設于廣陵，後遷京口），他們成為維系南方政權的核心軍事力量。由他們組成的軍隊，被稱為“北府兵”，成為東晉、劉宋時期王朝最為倚重的部隊。謝安憑借“北府兵”取得了淝水之戰的勝利，徹底穩定了江東政權。出身“北府兵”的劉裕，憑借其平孫恩，滅南燕，掃關中，最終建立了劉宋王朝。當然，也有少量南下移民進入了吳人聚居的吳郡地區，成為吳人的“部曲”“佃客”。總體而言，僑置州、郡、縣的方式，在初期有效避免了南遷中原移民與吳人在經濟利益上的直接沖突，起到了穩定社會的積極作用。當然，僑置中原移民也擁有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權，成為統一國家政令的重要阻力，因此，東晉後期，統治者開始推行土斷，移民的身份标識開始逐漸淡化、模糊。
三、“北人”與“吳人”“南人”之争
中原移民進入江東，最大的挑戰不在于經濟利益上與“吳人”的沖突，而在于如何在政治、文化上實現與“吳人”的融合、适應。上文已經指出，西晉短暫的統一并沒有改變“吳人”的身份認同，他們與“中國”仍然存在着明顯的隔閡，面對突然湧入的“中國”人，他們從内心情感上是不願接受的。另一方面，中原政治、文化精英的湧入，勢必削弱“吳人”特别是一些吳地豪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力。因此，“吳人”對于南下的中原人懷有明顯的敵意。
渡江南下的司馬睿，在初期并沒有得到南方世家大族的認同。“吳人不附，居月馀，士庶莫有至者”，不免有“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之感歎。這固然與其個人的威望、實力不足有關，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長期以來“吳人”與中州人士之間的矛盾、對立狀态。為了打破僵局，司馬睿接受了王導的建議，大批任用“吳人”，對于顧、陸、張等大族傾心籠絡。作為南方士人領袖的顧榮，更是拉攏的首要目标。渡江不久，就以顧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咨焉”，顧榮也引薦一大批江南名士如陸士光、甘季思、殷慶元、楊彥明等出仕。這表明，經過司馬睿、王導的努力彌合，南遷的中原士族與江南大族之間矛盾有了一定的緩和，司馬睿也部分得到了南方士族的認同，在江東站穩腳跟并建立起了東晉政權。
永嘉南下的中州士人在較短時間内就立足江東，并獲得“吳人”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最後完全超過了江東舊族的影響力，成為左右江東政治的核心力量。陳寅恪先生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中特别指出了王導的重要曆史功績：“王導之籠絡江東士族，統一内部，結合南人北人兩種實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獨立，文化因得以延續，不謂之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論也。”王導籠絡吳人居功至偉，但其籠絡過程絕非如《晉書·王導傳》所述，僅僅是與王敦陪同司馬睿出遊一番，就讓“吳人”屈尊就顧。一些“吳人”對王導的籠絡并不就範，如王導曾經以酪招待“吳人”陸玩，“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箋雲：‘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伧鬼。’”陸玩，是陸機的從弟，也是江東大族的領袖之一，他以近似調侃的語言表達了對中州士人的嘲諷，這是西晉時期“吳人”對抗中州人情緒的繼續，從中還能看到南北士人間的不信任，乃至相互仇視的情緒。王導曾一度想與陸玩建立起姻親關系，但陸玩以“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相拒絕（參《晉書·陸完傳》）。面對“吳人”的不合作态度，王導小心翼翼加以周旋，甚至學習吳人語言，《世說新語·排調》中記載劉惔拜見王導後說：“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王導的刻意籠絡，确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讓南下的“北人”迅速站穩了腳跟。東晉初期，“吳人”在王導等的刻意籠絡下，一度也有機會進入政權的高層。但是，“吳人”與南下士人之間的緩和關系維持時間并不長，随着東晉政權的穩定，南下大族基本上壟斷了東晉政權，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谯郡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等“北人”先後控制東晉政權，他們成為高門士族，形成了門閥政治壟斷格局。而原來一度借重的“吳人”，再次被排斥在最高權力之外。對此，“吳人”是極為不滿的。“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禦吳人，吳人頗怨”。而南下的中原移民，一直保持和強調自己的“北人”身份。一方面，他們樂于以此自居，以示自己上國身份；另一方面，“吳人”與“北人”之間一直存有濃厚的南北情結，相互诋毀、諷刺、争鬥之事時常發生，也影響了“北人”的“南化”。
江東地區“北人”與“吳人”認同差異長期存在。劉宋的建立者劉裕是彭城劉氏移民的第四代，但仍以“北人”自居，他在平定孫恩之亂時就曾說“吳人不習戰”。南齊時，吳郡張緒被任命為右仆射，遭到了王儉的堅決反對，認為“南士由來少居此職”（《南齊書·張緒傳》）。王儉是王導的五世孫，已經是中原移民的第五代，但仍然将張緒看作是與自己不同的“南士”。王儉反對張緒任職，并非是基于對張緒個人不滿，他曾稱贊張緒：“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意思是，即使是在過江的“北人”中，也難以找到像張緒這樣的，不知道東漢時的陳仲弓（寔）和黃叔度（憲）這樣的名士能否超過張緒。如此高的評價，僅僅因為其“吳人”身份，王儉就不同意他擔任右仆射一職。這充分說明，此時的“吳人”“北人”之争，已經變成了門第之争。“吳人”“北人”刻意區分，成為維持“北人”政治特權的工具。
曹魏到西晉時期形成的“吳人”族群認同，在永嘉南奔後的江東地區依然比較明顯。圍繞着門第和權力，“吳人”“南人”與“北人”之間的鬥争繼續發酵，一直延續到六朝中後期，“北人”與“吳人”“南人”既鬥争又融合。對外，他們需要共同抗擊北方異族的威脅。在面對異族時，他們一緻對外，都以“中國”自居；對内，則雜糅了南北、士庶等基于地域、門第的複雜權力分配關系，以“吳人”“南人”與“北人”相區分。魏晉以來的“吳人”與“中州”“中國”間的族群之争，逐漸演變為“南人”“北人”間的權力、門第之争。
總之，江東内部的“吳人”“南人”與“北人”族群，自東晉開始就處于不斷的鬥争和融合之中，飲食、語言、風俗，既迥異又相互影響。關于“南人”“北人”的融合，有研究者認為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形态：一是“吳人”“北化”，即吳地一些士人在文化、語言、飲食上受到了北人的影響；二是，南下的“北人”也日益“南化”。六朝時，“吳人”能作“洛下詠”，“北人”也能作“吳語”，正是這種雙向融合的反映。
四、“華夷”“正統”之争與江東“中國化”
東晉後期，劉裕集團開始崛起，并于420年建立了劉宋政權。與此同時，鮮卑人所建立的北魏也逐漸控制了中原地區，形成了新的南北對峙政治局面。在此情況之下，“南人”“北人”有了新的曆史含義。北方的魏人稱江東人為“南人”，有時也稱“吳人”，更多的是以歧視性的“島夷”相稱。而江東地區，無論是中原移民的“北人”還是“吳人”，都以“中國”自居，稱居住于中原地區的魏人為“北人”，但更多是以歧視性的“索虜”呼之。此時，“南人”與“北人”已不完全是江東地區内部的族群之分，而逐漸演化為南北政權之間的“華夷”之分和“正統”之争。正是在這一曆史語境下，江東地區實現了“中國”化。
元嘉二十七年（450），拓跋焘率魏軍圍困彭城，時守軍主帥為江夏王劉義恭及武陵王劉駿。圍城期間，雙方使者曾進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對話。北魏使者為李孝伯，劉宋為吳郡張暢。李孝伯問：“向借博具，何故不出？”張暢回答說：“二王貴遠，啟聞難徹。”李孝伯追問：“周公握發吐哺，二王何獨貴遠？”張暢則回答說：“握發吐餐，本施中國耳。”在這裡，張暢即以“中國”自居，其言下之意魏人則為夷狄。據《宋書·張暢傳》載，李孝伯對張暢說：“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李孝伯以中州為北國，又承認自己“自隔華風”，此記載出自《宋書》，當然未必完全可信，但其所傳遞的觀念至少體現了江東士人對于自身的認識，那就是江東乃是“中國”，而原來的“中國”則淪為夷狄，即所謂“自晉、宋以來，号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
江東政權自東晉以降均以“中國”自居，梁武帝被稱為“中國聖主”（《梁書·海南諸國傳》），《陳書》稱文帝陳蒨“惠養中國”。陳為六朝政權中疆域最小的政權，但仍以“中國”自居，可見江東是“中國”已成為共識。
與江東“中國”化相伴随的，就是南北之間的“正統”之争。“正統”所争，是南北政權誰是華夏所在。江東既然已經“中國”化，以“中國”自居即是以“正統”自居。當然，北方鮮卑政權也在迅速漢化，也逐漸強調自己的“中國”與“正統”屬性。因此，南北政權之間，常常圍繞着誰是“中國”、“正朔”何在而展開激烈的争論。
中大通六年（534），出現了一個重要天象，那就是“熒惑入南鬥”，天象示警。根據漢代以來天人相感的政治觀念，天子必須對天象做出反應。梁武帝蕭衍“以諺雲‘熒惑入南鬥，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在梁武帝看來，自己才是華夏正統，當應天命，“跣而下殿”以禳災避禍。但後來卻得知天象應在了北魏孝武帝元修率衆入關投奔宇文泰之事，梁武帝不禁發出了困惑的反問：“虜亦應天象邪？”（《資治通鑒》）如果将此事與孫權不行祭天之禮相比，梁武帝對自己不能壟斷天命的隐憂、困惑與孫權以“不在中土”為由拒絕祭天，強烈的行為反差與觀念差異，為我們傳遞了豐富的曆史變遷信息：江東的“中國”認同發生了深刻變化。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537），李諧出使蕭梁，其與梁人範胥之間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範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于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适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邺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裡，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金陵王氣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北齊書·李諧傳》）
在辯論中，範胥以“金陵王氣”為立論依據，強調江東的“正統”地位；而李諧則強調其地理空間的“中國”屬性，以此論證天命在己方。《北齊書》所記，當然有其自身的政治立場。但總體而言，即使是中原人當時也多認為“正朔”在江東。高歡就曾對杜弼說：“江東複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
“正統”“華夷”之争，凸顯了南北在政治上的對抗，甚至還伴随着軍事上的激烈沖突。但華夏帝國之所以曆經多次大的民族沖突和政治分裂，而終能再次實現一統，恰恰就是因為這種執著的“正統”與“華夷”之争。
五、結語
六朝時期，中原移民大量湧入江東，成為江東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主導力量。江東的社會、族群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形成了新的基于江東地區的“中國”認同。漢時不被視為“中國”的江東，在六朝時期發展成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曆史以政治動蕩、人口遷徙與長達近四百年的政治分離為代價，形成了新的“中國”認同：經由“中國”不在“中國”到江東“中國化”，再到隋統一後“中國”又回到了“中國”，南北形成了全新的、同一性的“中國”認同，“中國”在空間上無疑大大擴展了。
“清江悠悠王氣沉，六朝遺事何處尋。”上述意義隻是一種曆史的後見之明，對于置身其中的六朝時期的人民而言，人口遷徙帶給他們的大約更多是流離失所、生死離别的艱難與哀痛！曆史的展開常常如此，當事者承載苦難，後來者收獲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