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劉躍進
曹丕《又與吳質書》，吳質《答魏太子箋》
建安二十二年，當時疫病流行，建安諸子多罹其難。信中說“昔年疾疫”，那就肯定不是作于當年，應作于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三國志》亦載此文。裴松之案曰：“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文選》卷四十二亦載此文，文字略有異同。文曰：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别來行複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複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馀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曆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緻足樂也。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于鐘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複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馀，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觀瞻，何時易邪？恐永不複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複有所述造不？東望于邑，裁書叙心。丕白。
“二月三日丕白”六字以及結尾“丕白”二字，《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所無，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說明蕭統所載，全書首尾俱全。“歲月易得，别來行複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沉痛迫腸，令人感慨歎息。行，猶且也。兩人離别已超過三年，故引《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人認為三年不見，已經沉痛，況且過之。其間雖有書信往來，依然不能平撫相思之情。何以支，即不能支撐。更何況，這情不可支，還不僅僅是由于山川阻隔，更在于人世的變遷。“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痛可言邪，《三國志》作“痛何可言邪”，多一“何”字，更加沉郁頓挫。由此可見，這份情思，不僅僅是生離，更有死别之情。
由此生離死别之情引出對往昔的回憶。從前伴遊，日夜相随，觞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歡樂的時候，大家都以為這樣的生活還可以持續多年，大家彼此相知相愛，誰也沒有想到，轉瞬之間，生死異路，成為古人。因此，曹丕為他們的作品彙集成冊，一一加以點評。
在曹丕心目中，徐幹（字偉長）最值得推崇。首先是他的人格。他說：“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唯獨徐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許由隐居箕山。這裡說徐幹文質兼備，恬淡無欲，有許由那樣的操守。其次是他的作品。徐幹著有《中論》二十馀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李善注引《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号曰《中論》。”曹丕記載《中論》二十多篇，而《文章志》明确說是二十篇。梁章钜《文選旁證》卷三十五引姜臯曰：“至《中論》，則晁公武《讀書志》稱李獻民所見别本，尚有《複三年》《制役》二篇，今二十篇者，非全書是也。”建安七子，曹丕最為推崇徐幹，不僅僅是因為他人格的偉岸，更在于他有著述傳世。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七子之文，獨推《中論》，可謂知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