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于志飛王紫微
鬥拱是中國古典屋宇中獨特的結構與造型語言。鬥，形如古代量器之“鬥”，方而下收，會形；拱，疊而出挑，勢有“外拱”之狀，會意。兩種部件巧妙結合，便構成鬥拱的主體。漢代時，鬥拱名“欂栌”，《漢書·王莽傳》謂王莽所起九廟“為銅薄（欂）栌，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宋代時，鬥拱名“鋪作”，《營造法式》曾詳盡述及。元代以後，“鬥拱”終于成為這一建築構件的通行稱謂。精巧絕倫的鬥拱既是中國古典建築獨特性的最直觀體現，更代表了由這一建築體系衍生出的木構技術與藝術的最高成就。
一廟堂翼翼，疊枋而生
中國傳統建築自古追求屋蓋伸展如翼的造型效果，《詩經·大雅·綿》記載，西周初年周人于周原營造宗廟的情景是“作廟翼翼”，說明其建築已擁有形如羽翼的巨大屋檐。這種出挑深遠的屋蓋，須全賴鬥拱的重重相疊、外挑才能實現，因此，鬥拱産生的直接來源乃是功能與造型的需要。不過，鬥拱究竟出現于何時？其準确而具體的原始風貌如何？至今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在戰國時期的若幹出土銅器上，已錾刻有當時大型建築的簡化形象，這些建築皆有碩大無朋的出檐，柱頭刻畫着龐大的構件輪廓，暗示戰國時應當已具有了相當成熟的鬥拱構架體系。
有研究者認為鬥拱起源于為實現屋檐深遠的外挑而設置的斜撐，并舉尼泊爾古典建築中習用的巨大斜撐為例，将其與漢代陶樓中常見的自壁中出挑的形态萬端、不乏斜出的鬥拱形象比照，來間接論證這種構造思維存在于中國早期建築中的可能性（參漢寶德《鬥拱的起源與發展》，境與象出版社，1973，9-10頁）。此說有待證實，更與鬥拱在木構架中的構造組合特質頗不相合。尼泊爾式斜撐是純為挑檐而設的獨立于建築外壁的木構件，實在難與穿結于梁枋中的中國古典鬥拱相類比，更遑論其間的發展繼承關系了。而中國本土圖像、明器以至石室、石阙上的鬥拱形象，固然證明漢代建築上施用鬥拱已呈開花之勢，不過從其材質與功用的角度來看，它們還隻是一種藝術仿象，難免誇張、簡化，取寫片段而已，與實際木構屋宇中的鬥拱實物有着相當大的距離，在構造原理上更是相差千裡。
相對于圖像，反倒是漢魏辭賦中一些對當時建築的描寫，由于高度的概括性而透露了若幹當時鬥拱結構的真實信息：
枌橑複結，栾栌疊施。丹梁虹申以并亘，朱桷森布而支離。（左思《魏都賦》）
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岹嵽以星懸，漂峣峣而枝拄。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栌磥以岌峨，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攢羅以戢孴，枝牚杈丫而斜據。傍夭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蘭栭積重，窭數矩設。櫼栌各落以相承，栾拱夭蟜而交結。（何晏《景福殿賦》）
這些辭賦中所形容的木構殿宇，已與唐宋時期壁畫上的建築形象及當時的建築實物相仿佛。辭賦描寫中屢屢用到“複”“疊”“層”“積”等詞語，暗示了鬥拱構造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勢合形離”，道破了其形态雖看似各朵分離、結構卻仍為一體的造型本質。
存留至今的鬥拱實物遺存，雖然較圖像、明器、石造建築大為晚近，但在構造上卻提供了确鑿依據，結合漢魏辭賦，為探讨鬥拱的産生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建于晚唐，規制宏偉，形象雄奇，尤其是大木結構基本未被後世擾動，保持了初建的結構特質。據傅熹年先生總結，其大木構架自下而上為柱網、鋪作（即鬥拱）、屋頂構架三層（參《傅熹年建築史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236-237頁）。其鋪作層内不但包括鬥拱，也包括與之穿插交疊的梁、枋，這一層重疊而起，平面上構成井字格局，結構邏輯明晰；外匝華拱（垂直于屋身的拱）層層疊挑，承托起深遠的出檐。如果簡化其構造，這些重疊之拱實際上與井字交疊的枋木同屬一類構件。因此“鬥拱”這種構造方法，實際上應當發源自枋材的重疊。惟有如此，方能合理解釋鬥拱為何與梁枋形成有機一體的鋪作層，也惟有此有機一體、内外作用，内部層疊的枋材端頭層層出挑，方能共同作用、均衡受力，堅實地承托起碩大沉重的屋檐。從構造上看，這是對鬥拱産生原理最為直接的功能诠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