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童子試

望子成龍，是古今中外父母的共同心願。隋唐時期科舉取士制度逐漸成熟，由此，唐代就出現了專門針對少年兒童設置的童子科考試。童子科乃“歲舉之常選”，《新唐書》卷四四載：“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宋代承此制度，亦有童子科，又稱“神童舉”，專門考試、選拔聰穎早慧、天資過人的兒童，一時父母趨之若鹜。

與唐代相比，宋代童子試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宋代童子試非“常選”，各地有聰慧的神童，即時向朝廷推薦，朝廷委托相關部門考試。宋代殿試已成常設制度，因此，童子試最後往往也有皇帝親試一項，除了面見神童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鼓勵士人向學之風。各地向朝廷推薦神童的數量和頻率，實際上視在位皇帝的興趣而定。皇帝或以神童試标舉當代儒學成風、天下大治，或以此引導當代政治和文化建設，各地推薦神童的數量就明顯增多，頻率明顯加快。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九·童子出身》統計，北宋年間童子舉概況如下：太宗朝兩次，真宗朝十二次，仁宗朝十二次，神宗朝四次，哲宗朝三次，徽宗朝八次。宋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換言之，北宋年間童子試頻率以真宗在位最為頻繁。真宗年間，皇帝為了自神其迹、自我吹噓、粉飾太平，自編自導上演了一出天書降、祥瑞現的轟轟烈烈的鬧劇。神童試數量增多、頻率加快，與天書、祥瑞事件的宗旨是一緻的。南宋高宗、孝宗兩朝，童子試突然大量增加。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九·童子出身》統計，宋高宗朝童子舉一共有二十六次，數量居兩宋之冠。高宗南渡之後撥亂反正的政治和文化建設，有意識地“從娃娃抓起”，頻頻親試童子，倡導風氣。爾後，宋孝宗承繼高宗，親試童子十八次。孝宗年間，甚至出現了女童子試：“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并通，诏特封孺人。”（《宋會要輯稿·選舉九·童子出身》）

反之，宋代更多的皇帝意識到童子試拔苗助長的負面作用，多次下達诏令，停止童子試。度宗朝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材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宋史》卷四六）道中了問題的實質。李伯玉認為童子試會引導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利己的低俗傾向，而喪失了政治理想追求，即喪失“幼稚良心”。北宋許多君臣對此同樣有清醒的認識，帝王多次發布政令，停止“童子舉”。宋仁宗皇祐三年九月十五日诏：“今後諸處更不得申奏及發遣念書童子赴阙。”宋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十二日诏禮部：“自今乞試童子誦書，所屬毋得令收接。”宋徽宗政和二年九月七日诏：“童子陳乞誦書，今又九人，愈見滋多。所有近令辟雍長貳等通試人數，并今來并不試驗。”（均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九·童子出身》）即使最熱衷于童子試的高宗，也很快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高宗說：“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由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審也。”（同上）所以，宋代童子試屢罷屢興，時斷時續。一直到南宋甯宗嘉定十四年，尚書省上奏雲：“童子設科，從來未曾立定試期并取放名額。比年以來，多有暗減歲數，州縣複不審核，寖成冒濫。”朝廷因此下诏：“自今後童子舉，每歲以三人為額。仍令禮部行下諸路州軍，須管精加核實年甲挑試，結罪保明，申禮部國子監。定以三月初七日類聚挑試。将試中合格人具申朝廷，用三月十七日赴中書後省複試。”（《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二·童子科》）這項诏令，未見執行推行之文獻記載。反而，度宗因李伯玉的論奏，鹹淳三年罷童子科試。此時，離南宋滅亡僅十年時間了。

其次，宋代童子試的内容變化不定。《宋會要輯稿》記載的太宗年間兩次童子試，測試的内容都是“念書”，應該與唐代童子科類似，強調對儒家經典著作的背誦。而後漸漸轉向文學創作。太宗試建州十一歲童子楊億，“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考試的重點已經轉移。真宗鹹平二年試睦州十二歲童子邵煥，“面賦《春雨詩》一篇，援筆而就，賞其敏速，遂命以官”。鹹平四年試南康軍六歲童子重轲，“賦詩一章，亦援筆而就，遂獎錄焉”。此時，也記載這些少年兒童善讀書背誦。至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多次考試童子，或僅僅強調其“能為詩”、“于内殿賦詩”、“上言其能文”（《宋會要輯稿·選舉九·童子出身》），顯然測試的重點轉向發現少年兒童的文學創作天賦。童子試内容的重大變化，對宋代文學創作的繁榮發生了顯著的影響。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北宋兩位大作家楊億和晏殊，就是通過童子試脫穎而出，而逐漸成長為文壇領袖人物的。楊億是“西昆體”代表作家，《湘山野錄》卷上比較詳盡地記載了宋太宗雍熙元年楊億到京城考試的情況：

楊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阙下，太宗親試一賦一詩，頃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書，俾宰臣再試。時參政李至狀：“臣等今月某日，入内都知王仁睿傳聖旨，押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其人來自江湖，對揚軒陛，殊無震懾，便有老成。蓋聖祚承平，神童間出也。臣亦令賦《喜朝京阙詩》，五言六韻，亦頃刻而成。其詩謹封進。”詩内有“七閩波渺邈，雙阙氣岧峣。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雲“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

晏殊是宋詞創作走向繁榮的第一位重要作家，被後人稱為宋詞“初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〇載真宗景德二年他在京城的考試過程：

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蓋試詩六篇。殊屬辭敏贍，上深歎賞。……後二日，複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所私習，上益愛其淳直，改試他題。既成，數稱善。

這兩人執文壇牛耳後，獎掖後進，選拔人才，又發現與挖掘了更多的文學大家，形成宋代文學創作長盛不衰的局面。在這方面，晏殊更為知名。出自晏殊門下的文學大家有歐陽修、範仲淹、宋祁、張先、尹洙、石介等等。換一個角度，晏殊等文學神童過早進入官場，打磨得八面玲珑，性格相對平庸，對文學創作也有負面影響。

此後，童子試内容的變化，還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背誦的儒家經典著作數量逐漸增加。最初，僅僅能背誦五經中一部分就可以了。至神宗元豐年間，饒州十一歲童子朱天錫能背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七經；其兄長朱天申十二歲，除上述七經外，還能背誦《孝經》《揚子》《老子》三經。到高宗年間，送試童子大約都能背誦經書十種左右，最多的達到十七種。在經典背誦種類無法增加的前提下，童子開始背誦經書之注疏、講解等，号稱既能背誦又能講解，其實隻是增加和擴大了背誦的内容而已。“今之所講說者，不過父兄以講義與之誦念，實未嘗通曉義理”（《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二·童子科》）。其二，為了讨得帝王之歡心，童子在經典背誦之外，開始大量背誦當代皇帝的創作。此風始于高宗年間，應試童子“誦禦制《勸學》《漁父詞》及經子書十四種”，“誦禦制《建炎古詩》《漁父詞》及經子書十六種”，“誦禦制《宣聖七十二賢贊》及經子書十種”，“誦禦制《為君難說》及諸子書十種”（《宋會要輯稿·選舉九·童子出身》）。在宋代，歌詞乃通俗文類，為體不尊，文人皆遊戲為之。一旦高宗的《漁夫詞》進入經典背誦行列，對推尊詞體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也是童子試意想不到的收獲。其三，與南宋時局有關，童子試增加了武學方面的内容，如“兼習步射，排變陣章”等。

    宋孝宗淳熙八年，朝廷試圖為童子試内容和等級做出具體規定：

（童子試）始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六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或賦一道、詩一首為上等，與推恩；誦書外能通一經，為中等，免文解兩次；止能誦六經、《語》《孟》為下等，免文解一次。複試不合格者，與賜帛。（《宋史》卷一五六）

此外，《朝野類要》卷三載：

神童。十歲以下能背誦，挑試一經或兩小經，則可以應補州縣小學生。若能通五經以上，則可以州官薦入于朝廷，而必送中書省複試，中則可免解。

應該也是南宋年間的規定，時間大約早于前一條。與童子試其他規範制度一樣，這些規定未見貫徹實施的具體文獻資料。換言之，童子試在兩宋期間始終無法進入“常選”之列。

宋代童子試既為天下父母指出一條望子成龍的捷徑，摧殘兒童、拔苗助長之偏激行為，也就屢見不鮮。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二記載了江西饒州一地父母的極端措施：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幹。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複，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于中也。

居然将自家幼童置于大樹之上，斷絕外界的一切幹擾，逼迫他們背誦。許多幼童被摧殘緻死，父母仍然沒有醒悟。當代一些“高考狀元縣”“高考集中營”的舉措，就有點宋代饒州父母的做法。也正因饒州當地這樣極端的風俗，宋代參加童子試的幼童大量來自饒州。以《宋會要輯稿·選舉九·童子出身》記載的高宗朝二十六次童子試為例，沒有載明童子籍貫的七次，全國其他地方籍貫的七次，饒州籍貫的十二次。由此也可以從一個角度理解宋代江西人才輩出的成因。南宋江西大詩人楊萬裡就有多首送家鄉童子赴試的詩歌。其《送李童子西歸》說：

江西李家童子郎，腹載五車幹玉皇。選德殿後春晝長，天子呼來傍禦床。口角誦書如布谷，眼光骨法俱冰玉。紫绡輕衫發錦束，萬人回頭看不足。莫言幼慧長不奇，楊文公與晏臨淄。老翁笞兒也太癡，欲鞭轅下追霜蹄。六歲取官曲肱似，春風晝錦歸吾裡。生子當如李童子，至如吾兒豚犬耳。

其《送劉童子》說：

天上麒麟地上行，掌中珠玉月中生。瀾翻六籍吞諸子，聲動三公及九卿。别有詩書真事業，不應童子是勳名。長成來奏三千牍，桃李春風冠集英。

詩歌除了稱頌這些神童天賦異禀之外，也點出其負面作為：“老翁笞兒也太癡，欲鞭轅下追霜蹄。”許多幼童恐怕就是這樣被鞭打緻死的。

敦促兒童刻苦學習和過度逼迫是一把雙刃劍，今天依然如此。宋代童子試的經驗與教訓，值得今人深思。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