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君世世為兄弟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1037），四川眉山紗穀行一個蘇姓耕讀世家的男孩順利降生。據說這個男孩出生後，當地的彭老山一下變得光秃秃了（參張端義《貴耳集》卷上）。這個傳說的出現，大概是後人為了表示家鄉秀美山川的鐘靈毓秀之氣都轉聚到了這個男孩身上吧。三年後，蘇家的另一個男孩也呱呱墜地。他們就是以傑出的文學成就震爍當世、彪炳史冊的文壇連璧——蘇轼、蘇轍。

宋時的眉山，稱眉州，屬成都府路。經濟富庶，文化發達，不僅是當時全國有名的三大刻書中心之一，而且史學傳統深厚。其後範祖禹（成都府華陽縣人，《唐鑒》的作者、《資治通鑒》的編者之一）、李焘（眉州丹棱縣人，《續資治通鑒長編》的作者）、史炤（眉州人，《通鑒釋文》作者）等人，于史學能高卓一時，顯非偶然。受此時代風氣影響，二蘇兄弟的父親蘇洵亦浸染戰國縱橫家之風，聚書數千卷，尤嗜兵家孫吳、《戰國策》等書，并不笃守儒家所謂“父母在，不遠遊”的教導，常年遊曆在外。作為“留守兒童”的蘇轼，直到八歲時才入學，師從當地的一個道士張易簡。二蘇兄弟中年經曆宦海風波後，都好修道，追根溯源，當胚胎于此。蘇轼九歲時，蘇轍入學，從此至離蜀，兄弟兩人或切磋琢磨，或登山臨水，未嘗一日相離。可以說這個時候的蘇轼對于蘇轍來說，是兄長、是同學，也是父親、是老師。蘇轍在《祭亡嫂王氏文》中曾說“轍幼學于兄，師友實兼”。

慶曆七年（1047），蘇轼的二姐去世。次年，祖父蘇序又去世，家庭的接連變故，使得年已不惑的蘇洵倍受打擊，無複往日豪情，居喪不出，把光大門楣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兩個兒子身上，他不僅親自教授二子，還為二人擇師當地的名儒劉巨、史清卿，自己閑來則著書立說。

嘉祐元年（1056）三月，居鄉近十年的蘇洵決定攜蟄伏蜀地、刻苦攻讀已久的蘇氏兄弟出川一試身手。父子三人離眉山、發成都、過劍門、經郿縣、曆扶風、至長安、出關中、徑渑池，曆時近三個月，終于來到京師汴梁。秋，蘇轼、蘇轍應開封府解，榜出，蘇轼第二，蘇轍也中選。嘉祐二年（1057），蘇轼、蘇轍又應省試，蘇轼仍第二，蘇轍也再次中選。不過按照蘇轍的說法，此次省試主考官歐陽修本來是準備将蘇轼所撰《刑賞忠厚之至論》取為第一的，但因疑心是其門下士曾鞏所為，為避嫌，才改置第二（參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

三月，經宋仁宗殿試，蘇氏兄弟順利進士及第。蘇氏文章，名震京師。然而就在這時，蘇洵的妻子、二蘇的母親程氏夫人于四月七日卒于家，父子三人隻好匆忙返蜀守喪。嘉祐四年（1059）十月，免喪的父子三人改由水路，取道樂山，由岷江至犍為、宜賓，入長江，經三峽，第二次出蜀，在荊州上岸後，陸行由襄陽、泌陽、許昌，于次年二月二十五日重抵京師。嘉祐六年（1061），蘇洵被任命為霸州文安縣主簿，八月，蘇氏兄弟則經舉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谏制科策試。所謂制科，屬于特科，是有宋一朝不定期舉行的考試。參加人員多由大臣舉薦并經甄選，然後由當朝皇帝命題殿試。據統計，有宋一代共舉辦制科策試二十二次，取中的僅四十一人。慶曆六年（1046）八月癸亥，蘇洵就曾應制科，但未能通過。本次制科，蘇轼由禮部侍郎歐陽修、蘇轍由中書舍人楊畋舉薦，複由翰林學士吳奎、龍圖閣直學士楊畋、知制诰王安石複試通過，最後才由宋仁宗于崇政殿策試。試畢，蘇轼被錄為三等（宋代制科考試一二等為虛設，不授。三等也僅蘇轼與吳育、範百祿等數人獲得過而已）。但蘇轍所作，卻引發考官之間的巨大争議，司馬光主張錄為三等，範鎮建議降等錄，胡宿則認為對策中“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绌之”。幸而仁宗雲：“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參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四）最終才得以四等次錄取。有宋一代，兄弟同時應制科而登科者，唯有蘇氏兄弟。這次制科風波，對兄弟二人一生産生了巨大影響。民間曾把少年得志和中年喪妻、老年喪子并列為人生三大不幸。我們不難發現，蘇轼正是因為年少時春風得意，一帆風順，才“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韓愈《柳子厚墓志銘》）；蘇轍則因經此當頭一棒，對宦海的險惡增加了更多的、清醒的認識，從此變得謹慎内斂、沉默寡言（《宋史·蘇轍傳》：“轍性沉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之。”）也是從此以後，蘇轼，這個哥哥，在官場中就如闖入瓷器店的大象，莽撞笨拙，反像個不谙世道兇險，讓人不省心的、毛躁的小弟弟；而蘇轍這個弟弟，則一變成了總是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竭力庇護不斷惹事生非、捅婁子的弟弟的大哥哥的角色。

制科結束後，蘇轼除簽書鳳翔府判官，蘇轍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商州軍事推官。判官、推官，都屬于選人階官，是宋代士人入仕的起步階段。但出乎意料的是，與蘇轼欣然赴官不同，蘇轍以父洵在京師旁無侍子為由，奏乞養親三年，拒絕赴任。這是兄弟二人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因個人的原因而選擇不同進退。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蘇轼罷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事任，離開鳳翔。次年二月，還朝，除判登聞鼓院。蘇轍赴大名府留守推官，尋差管勾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治平三年（1066）四月戊申，蘇洵卒于京師。蘇轍返京，和蘇轼一道舟載靈柩自汴入淮，溯江歸葬于彭山安鎮可龍裡——蟆頤山東二十馀裡老翁泉。

宋神宗熙甯元年（1068）冬，蘇轼兄弟喪滿出川，并于次年二月抵達京師。蘇轼除殿中丞、直史館授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蘇轍除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這一時期，正是王安石新黨主政，積極醞釀變法之時，而蘇轼兄弟論政與之多有不合，頻生龃龉。司馬光欲舉蘇轼為谏官，神宗欲用蘇轼，皆為王安石所阻。無奈，兄弟二人隻得醞釀逃離政治漩渦。熙甯三年（1070），蘇轍應陳州知州張方平辟，出為陳州教授。熙甯四年（1071），蘇轼亦乞外補，除杭州通判。從此二人輾轉各地，會朋訪友，詩詞唱和，迎來了一生詩歌創作的最旺盛時期。據不完全統計，至“烏台詩案”為止，蘇轼這一時期創作詩歌竟達七百首之多。熙甯九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知密州的蘇轼酩酊大醉後，不禁想起了遠在齊州掌書記任上的蘇轍，賦《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绮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别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婵娟。”一年後，已經離開齊州随蘇轼來到徐州的蘇轍，想起昔年兄弟二人讀韋應物“安知風雨夜，複此對床眠”詩時，曾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而今卻漂泊在千裡之外，也慨然寫下了《逍遙堂會宿二首》：“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風吹松竹雨凄凄。”詩中流露出的真摯的手足之情，雖曆千百年，仍能深深地打動讀者。孰料好景不長，元豐二年（1079），監察禦史裡行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轼，奏蘇轼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暗藏譏刺朝政之語，禦史中丞李定也指斥蘇轼有四大可廢之罪。七月，中使到湖州，将蘇轼逮赴禦史台獄，罪涉不測。平心而論，蘇轼雖才名冠一世，性格上卻有缺陷：不自檢束，好逞口舌之快。好的方面講，是風趣，如東方朔之流的滑稽多智（事實上，也是這一點最為後人豔羨）；壞的方面看，有時不考慮對象，譏刺無度，谑而近虐，難免賈禍。如後世哄傳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恐怕多少未免會讓當事人感到難堪。後來大儒程頤也是因屢受蘇轼嘲戲而與其結怨。這一點時人早有定論。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曰：‘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台之勘，赤壁之貶，卒于不免。觀其獄中詩雲：‘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才出獄便賦詩雲：‘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此前蘇轼在朝時，就曾做詩肆意譏諷主張新法之士。什麼“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奸邪”（參莊季裕《雞肋編》卷下），什麼“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奈何主人愛”（參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就都被時人認為是出自蘇轼之手。雖查無實據，卻事非無因。好在王安石也是個有偉大人格的人，雙方政見不合，卻未能因此生隙，進而尋章摘句，羅織罪名。但天下又能有幾個王安石呢？新法利弊，本一言難盡，王安石罷相後，新法仍屢廢屢興，不能盡黜，足見新法也不無是處。蘇轼被逮時，與妻子訣别，留書蘇轍，處置後事。家小則由其知徐時的兩位學生王适、王遹兄弟護送至南京（商丘）蘇轍處。在獄中，蘇轼屢受侵淩，自分或死，賦詩二首以遺轍：“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又：“柏台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珰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蘇轼《予以事系禦史台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蘇轍得詩後，痛哭不已，毅然上書乞納在身官贖轼。其實，蘇轼得罪前，蘇轍就曾勸其謹言慎行。蘇轼的表兄文同在其離京赴外時，也賦詩叮咛（參前引《鶴林玉露》卷十），可見蘇轼情性過于外露，胸無城府，容易招禍，已是親友共識。經過多方營救，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蘇轼出獄，責授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蘇轍也貶監筠州煙酒稅。

貶谪中的蘇氏兄弟，如汪洋中的一葉小舟，隻能任由風暴吹向不可知的地方。元豐七年（1084），蘇轼自黃州量移汝州，六月底至金陵，特意前往看望早已罷相隐居南京鐘山的王安石。并《次荊公韻四絕》，其三雲：“騎騾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對當年竭力反對新法略示悔意（《朱子語類》卷一三〇：“熙甯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複言，卻去攻他。”）。奇怪的是，一生惟阿兄馬首是瞻的蘇轍，今詩集中卻無一首與王安石唱和之詩，對王安石的惡意，也至死未變。其中原委，有待探究。

元祐元年（1086），宋神宗去世，九歲的哲宗即位，祖母太皇太後高氏輔政。高後将主持新法的蔡確罷相。五月，起用反對新法的司馬光為門下侍郎，主持朝政。昔日反對新法的“遷者追回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作為蘇氏兄弟當年制科考試時的考官，司馬光一直對兄弟二人欣賞有加。很快，兄弟二人分别從貶所召回。蘇轍以承議郎為秘書省校書郎，蘇轼以朝奉郎除禮部郎中。此後數年中，兄弟二人同朝為官，同心輔政。高太後能被後人譽為“女中堯舜”（參《宋史·高皇後傳》），蘇氏兄弟未嘗不與有力焉。不過做官畢竟不是蘇轼所長，不欲立異也不願苟同的蘇轼在此後八年中，又對司馬光等舊黨所做所為表示不滿，始終無法長期在朝立足，不得不屢請外任，先後知杭州、颍州、揚州、定州。與之相反，蘇轍卻青雲直上。元祐六年（1091）二月，蘇轍以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元祐七年，又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官居副相，達到其一生權力的最高峰。這也足以見得兄弟二人性格的差異。蘇轍為宦的才能較之乃兄，實更勝一籌。因為或多或少得到其弟的庇護，這幾年是蘇轼一生中最為快意的時光，也是蘇轼詩歌創作的又一個高産期。

然而人生的命運波詭雲谲。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後高氏病逝，哲宗親政，力變前規，盡廢元祐黨人。紹聖元年（1094）三月，蘇轍以端明殿學士知汝州，後改筠州、藤州、雷州、循州……四月，蘇轼以諷斥先朝罪名貶英州，未至複改惠州、儋州……蘇轼也成了中國曆史上被貶谪到國土最南端、名氣最大的詩人。然而也就是在這時，蘇轼把他昔日指向同僚友朋戲谑無度的生花妙筆，轉變為了對苦難命運、險惡環境的蔑視和對生活的熱愛與讴歌，悄然完成了由一個天才的、優秀的詩人向一個偉大詩人的轉變。貶谪到惠州，蘇轼作《食槟郎》《食荔支》，驚歎于“草木各有宜，珍産骈南荒。绛囊懸荔支，雪粉剖桄榔。不謂蓬荻姿，中有藥與糧。舂為芡珠圓，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栗，黃精诳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座光”的南國風光（參蘇轼《小圃五詠·薏苡》）。苦難的貶谪生涯，在蘇轼眼裡，竟如同一次次美食之旅！嶺海條件艱苦，“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參蘇轼《答程天侔三首》），文化落後，詩侶更是難得，蘇轼有契于陶淵明“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的人生态度，乃和陶詩度日，無意中又為後世詩人開辟出一種詩歌寫作新形式——追答古人。

紹聖四年（1097）五月十一日，蘇轼貶儋州，蘇轍貶雷州，兄弟得相遇于藤。六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同行至雷州。時蘇轼痔瘡發作，疼痛難耐，蘇轍為之終宵不眠，一夜屢起，并力勸兄戒酒。蘇轼《和止酒》贈别，蘇轍次韻作答：“少年無大過，臨老重複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裡。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床聞動息，一夜再三起。溯流俯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猶止之，其馀真止矣。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這也是兄弟二人一生之中最後的一次相聚。元符元年（1098）二月二十日，蘇轍六十歲生日，遠在儋州的蘇轼仍不忘以海南特産黃花梨木制作一手杖，并附詩以贈：“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幾。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蘇轼《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

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蘇轼兄弟得相繼北歸。年底，蘇轍定居颍昌（今河南許昌）。并緻書蘇轼，邀其同居于颍。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蘇轼在赴颍昌途中，因“病暑暴下”，中止于常州（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七月二十八日，蘇轼病逝于常州。蘇轼病重期間，曾“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同上）崇甯元年（1102）閏六月二十日，蘇轍遵其遺囑，葬轼于距颍昌、嵩山均不足百裡的汝州郏城縣（今河南郏縣）鈞台鄉上瑞裡，并撰《墓志銘》，文凡近萬。然而料理完兄長後事的蘇轍，卻一變昔時勇于敢為、無所畏懼的作風，突然變得膽小怕事起來，“不複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參《宋史》本傳）。《朱子語類》卷一三〇載：“後來居颍昌，全不敢見一客。一鄉人自蜀特來谒之，不見。候數日不見，一日見在亭子上，直突入，子由無避處了，見之雲：‘公何故如此？’雲：‘某特來見。’雲：‘可少候，待某好出來相見。’歸，不出矣。”（按：《朱子語類》同卷又記以為貶谪時事）偶爾浏覽書籍，至于世俗藥餌玩好及昔日與兄所熱衷之修煉養身之舉，并漠然忘懷（參蘇籀《栾城先生遺言》）。沒有人知道也步入生命最後一段曆程的蘇轍這時在想着什麼，或許蘇轼的離世，使他覺得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對這個人世不再留戀。正如當年完成了《史記》寫作的司馬遷，此後“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月三日，蘇轍病卒于颍昌，年七十四。死後與兄轼同葬于上瑞裡，繼續和其一生相依相戀的兄長為伴，也完成了蘇轼昔日“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的心願。

《宋史·蘇轍傳》曾贊歎二蘇說：“（蘇）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笃，無少怨尤，近古罕見。”應該說自古兄弟二人聲名之大、成就之高、情誼之深，更無有出于二蘇之右者。

本文系2014年四川省社科專項規劃項目《栾城集研究》（項目編号：SC14XK2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綿陽師範學院文學與對外漢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