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呂華亮
先秦人愛帶劍，漢代人則喜佩刀。亦無論成人還是童子，甚至皇帝、侯王皆好佩刀，所謂“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宋書·禮志》）也。因刀是彼時人們常佩之物，故天子、諸侯賞賜功臣、寵臣，僚屬之間互贈，多以刀為禮物。那麼，漢人為何舍劍而取刀作為佩飾之物呢？或者說，漢人帶刀習俗興盛的原因是什麼？請看下文。
一先秦時的刀、劍概說
郭憲《洞冥記》載，黃帝采首山之金，始鑄刀。此說雖不足信，卻也說明刀的起源很早。據考古發現，最遲在新石器時代，刀已出現，其材料有石、骨、蚌等，尤以石刀居多。銅制刀出現也較早。1975年甘肅東鄉馬家窯出土的銅刀，是目前已知的早期銅器之一，約為五千年前的産物。商周二代及戰國時期，銅刀更為普遍。從相關材料看，彼時的刀多為生活和生産用具，與後代以刀為武器不同。如《詩經·小雅·信南山》“執其鸾刀，以啟其毛”，《論語·陽貨》“殺雞焉用牛刀”，皆以刀為割牲之具。而作為武器之刀，彼時較少出現，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一條材料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阍，使守舟。吳子馀祭觀舟，阍以刀弑之。”
刀既為生活用具，非防身武器，故彼時佩刀者較少，縱有，亦為裝飾儀容而已。《詩經·大雅·公劉》：“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舟，帶也；鞞琫，刀上飾物。朱熹《詩集傳》：“容刀，容飾之刀也。”此語說出了容刀的裝飾作用。
先秦人最愛佩劍，特别是春秋戰國時期，其風尤盛。《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吳公子季劄出使中原，過徐，徐君愛其佩劍，季劄因公務繁忙，當時未及贈予，歸途中又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系之徐君冢樹而去”；《楚辭·涉江》言屈原被貶後仍“帶長铗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此皆彼時帶劍之風盛行之例。戰國時期，劍成了士人形影不離之物，就連無衣無食如馮谖者，亦劍不離身（參《戰國策·齊策四》）。劍本是吳、越、楚南方諸國的重要武器，這些地點亦盛産寶劍，出土文物及《周禮·考工記》《吳越春秋》《越絕書》等典籍中有大量例證，不贅舉。故此我以為，帶劍之俗原始于南方蠻夷之地，後傳入中原，遂流行開來。至于先秦時期劍的起源、發展、流播，可參陸敬嚴《中國古代兵器》“劍的源流”一節。
二漢代帶刀習俗的興盛
漢初，承先秦馀緒，帶劍習俗仍盛。《史記·項羽本紀》載鴻門宴上，項莊、項伯拔劍而舞，項羽按劍而跽，樊哙執劍切生肉，範增拔劍擊玉鬥，劉邦逃脫，“與樊哙、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可見，當時宴會上的将領，都随身佩劍。《漢書·陸賈傳》曰：“賈常乘安車驷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則漢初儒生亦佩劍。西漢中期以後，形勢開始發生變化，刀逐漸取代了劍，成了人們身邊常帶的武器。考諸典籍及出土文物可知，漢代文人、武将、僚吏、遊俠，甚至童子皆有帶刀習慣。試看下列諸例：
《漢書·李廣蘇建傳》：“（蘇）武謂（常）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又同篇載漢昭帝時，霍光執政，派任立政等往匈奴勸李陵回漢，在宴會上，“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環者，諧音“還”，立政“循刀環”意在私谕李陵可以歸還。此乃使者帶刀之例。《後漢書·耿弇傳》：“（耿）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将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後漢書·方術列傳》：“八年，車駕西征隗嚣。（郭）憲谏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此謂将校佩刀。《後漢書·彭修傳》：“年十五時，……道為盜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此謂童子佩刀。曹操《百辟刀令》：“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與五官将，其馀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将以次與之。”陶弘景《古今刀劍錄》：“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此謂文人佩刀。《史記·遊俠列傳》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強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漢書·酷吏列傳》載尹賞為長安令，令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兇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此謂無賴、惡少佩刀。上述事例充分說明漢人無論身份職事，皆愛帶刀。
出土文物也旁證了漢人帶刀之風的興盛。1957-1958年，在洛陽西郊的一批西漢墓葬中，有二十三座随葬有環柄刀，這些刀出土時多置于墓主兩側，說明是墓主生前所佩。另，長沙地區東漢墓、陝西劉家渠東漢墓、山東蒼山東漢墓、河北定縣四十三号東漢墓等，都有佩刀出土。漢代畫像石中亦常有佩刀人物圖。山東臨沂白莊東漢畫像石上有一男子，肩扛戈形武器，腰佩長刀；山東藤縣西戶口畫像石上，一男子袖手而立，腰插一刀，虎紋刀鞘；成都北門外與河南方城東關東漢墓石門上所刻門吏，腰間亦佩短刀。
漢代佩刀習俗的興盛還可從類似事例對比中得以驗證。比如，古人谏阻時，往往割斷馬鞅，使車子無法行駛。《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載齊太子光為阻止齊侯進軍，便“抽劍斷鞅”。而同樣的故事東漢時期也有。據上引《後漢書·郭憲傳》載，郭憲為阻止劉秀攻打隗嚣，“拔佩刀以斷車靷”。又《後漢書·周章傳》載，周章從太守行春，途中太守欲拜見窦憲，周章勸阻，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于是乃止”。上述故事中，勸阻者或用劍，或用刀，反映了帶劍之俗的衰落與帶刀之風的興盛。
另外，從相關材料看，漢人似乎刀不離身，此與先秦人劍不離手之現象類同。《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曰：“昔隽不疑漢之名臣，于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于身，蓋君子之于武備，不可以已。”甚至朝見皇帝或諸侯王，也不避諱。《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引佩刀自刭北阙下，衆莫不憐之。”是寬饒上朝時亦帶有佩刀。《漢書·王尊傳》載東平王欲殺王尊，借口觀其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則王尊朝見東平王時亦帶佩刀。《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警上。”則侍中在皇宮中亦帶佩刀。
刀是漢人重要的佩飾，故《後漢書·輿服志》中列有“佩刀”條，且追溯了帶刀之風的源起：“韨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從“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一語看，帶刀之風應始于西漢，先秦時期尚無。
三漢代佩刀的形制、名稱與等級
漢代的刀一般用鐵制成，直脊直刃。從出土漢刀看，其柄端皆制成扁圓環狀，故又稱“環柄刀”，且環中多以禽獸為飾。刀又有長短之分。長刀約85-130厘米，如山東蒼山出土的永初六年的刀，長111.5厘米；長沙金盆嶺3号東漢墓出土的刀，長達128.5厘米。短刀，長約20-40厘米，如居延出土漢墓中的刀，長二十馀厘米。短刀又名拍髀，《釋名·釋兵》曰：“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又名服刀，《漢書·西域傳》曰：“婼羌，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矢、服刀、劍、甲。”顔注引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因短刀長不過尺馀，故又有尺刀之稱，《漢書·李廣蘇建傳》所謂“軍吏持尺刀”是也。另外，因刀的形狀、裝飾不同，具體稱謂亦異，比如史料中提及的還有金錯刀、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等。彼時刀鞘一般由兩片木材合制而成，用絲線或絲織物纏緊，外面塗上漆。如陝縣劉家渠東漢墓出土的長柄刀，便備有髹漆的木制刀鞘。亦有用皮革縫制而成者，如上引居延漢墓便有實物出土。刀鞘上裝有玉璏，以帶穿璏佩于腰間；鞘面一般刻有花紋，或虎紋，或縧帶文。
東漢時，随着科技的發展及奢靡之風的興起，佩刀的裝飾亦漸趨華美。河北定縣中山穆王劉暢墓出土的刀可算是典型代表。該刀長105厘米，刀身上飾有線條流暢的錯金渦紋和流雲圖案，精美異常。這或許就是典籍中常提到的“金錯刀”吧。彼時刀上又常刻銘文。如東漢李尤《錯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為麗好，将戒有身。”《古今刀劍錄》載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有‘蕩寇将軍’字”。同時，伴随禮制的穩定、強化，作為漢人重要飾物的刀，亦呈現出等級性。《後漢書·輿服志》曰：“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鲛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隐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鲛，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鲛。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贲黃室虎文，其将白虎文，皆以白珠鲛為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纡纓其側。”錯者，以金銀鑲嵌也。所謂“黃金通身貂錯”，即刀身用黃金嵌飾成貂尾紋；“半鲛魚鱗”，指刀柄蒙以鲛皮，呈魚鱗狀；“雌黃室”，指刀室漆以雌黃也。依此可知，漢代的帝王、諸侯、百官，乃至童子，皆帶刀，且不同等級之人，佩刀及刀鞘之質料、形狀、色彩和紋飾亦有别。
四漢代的贈刀習俗
古人愛以佩物贈人。有贈人以玉佩者，如《詩經·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九歌·湘君》亦言：“捐餘玦兮江中，遺餘佩兮醴浦。”有以劍贈人者，如上引季劄挂劍于徐君之冢。漢代，随着佩刀習俗的盛行，出現了以刀為禮物贈賜人的現象。《漢書·匈奴傳》：“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賜以冠帶衣裳……玉具劍，佩刀。”郭憲《洞冥記》：“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後漢書·輿服志》：“建武時，匈奴内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雲。”按：這裡的“童子佩刀”，即短刀。《後漢書·馮鲂傳》：“（馮石）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绶、玉玦各一。”《後漢書·虞延傳》：“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于是聲名遂振。”班固《與弟超書》：“窦侍中遺仲升……金錯半垂刀一枚。”又其《與窦憲箋》：“今月中舍以令賜固刀把，曰：‘此大将軍少時所服，今賜固。’”
按：“刀把”應為“把刀”之誤。《東觀漢記》載鄧遵破匈奴，“诏賜……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後漢書補逸·馮绲傳》：“绲南征，表奏應奉，賜金錯刀一具。”又《應奉傳》：“賜奉錢十萬……金錯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從上述材料可知，漢代皇帝、侯王常把佩刀作為貴重之物賞賜給功臣、寵臣或嘉賓。詩歌中亦有表現，張衡《四愁詩》所謂“美人贈我金錯刀”是也。
漢代帶刀習俗之興盛已如上述，那麼，漢人為何一改先秦舊制，舍劍取刀呢？筆者認為，這與刀的自身構造及其在騎戰中的優勢有關，而這種優勢又顯明地呈現在漢人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争中。
某種武器的發展、興起，與戰争的需要關系密切。衆所周知，周代的中原地區多車馬戰，故長兵器如矛、戟、戈等最為常用。随着楚、吳、越南方諸國争霸中原的序幕拉開，長兵器的弱點便顯現了出來，因為，楚及吳、越多步兵，善用劍，在與他們的搏殺中，長兵器笨重、不靈活，而以刺殺為主的劍，卻能發揮作用。上述三國在春秋中後期之所以能相繼稱霸中原，劍或許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于是，因戰争的需要，劍盛行了起來，又因其輕便靈活，便成了人們常佩的防身武器。漢一統天下後，戰争主要發生在中國與北方少數民族之間，其中又以匈奴為最。而北方民族的軍隊主要是騎兵，慣用刀。《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铤”。那麼，在與以刀為主要武器的北方少數民族作戰時，劍的弱點也暴露了出來。楊泓《中國古兵器論叢》說：“縱橫馳騁在戰場上的大隊騎兵，手執長劍向敵軍沖擊時，由于馬的速度過快，要想斃傷敵人，主要靠揮臂劈砍，而不是用劍向前推刺。”如此，以刺殺為主的劍在戰場上的作用就不大了，且在擊刺、劈砍時，劍還容易折斷。因此，為了适應實戰的需要，刀成了戰場上的主角。《釋名·釋兵》：“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刀是一種專門用于劈砍的武器，它隻在一側開刃，另一側則是厚實的刀脊，厚脊薄刃不但從力學角度看利于尖劈，而且刀脊無刃，可以加厚，因而不易折斷。刀的這種構造，使它成為騎兵戰中的重要武器。可以說，為了對付北方的少數民族，漢人抛棄了劍而選擇了刀。甚或可以說，漢人帶刀習俗的興起，亦源于此。因為，早在戰國及楚漢戰争時期，騎兵戰在中國業已興起，然從典籍記載看，彼時所用武器仍然是劍，少見刀的身影。漢武帝時，在大規模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作戰中，漢人才真正發現刀在騎兵戰中的作用，于是棄劍取刀，由此，刀在中國流行了起來。這也正是漢初人仍佩劍而至武帝後佩刀之俗才逐漸興盛的原因所在。
本文系國家社科後期資助項目《漢魏六朝民俗詩學》（項目編号：13FZW05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淮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