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的“風乎舞雩”

遊樂說為主流說法，主要沿襲包鹹、朱熹以來的解釋。包鹹注：“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于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朱熹也基本上認同包注，并加以具體闡釋：“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今人關于《論語》的注譯本多采取這種說法，筆者不再贅舉。

雩祭說則為支流說法，以王充、劉寶楠等為代表人物。《論衡·明雩篇》載：“魯設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幹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幹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清儒劉寶楠繼承王充的說法：“竊以《古論》解此節為雩祀，自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即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同時，劉寶楠也對王充的說法加以修正，認為：“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為祓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為确。”

兩種不同的解釋互有長短。由于包鹹未能注意其中問題，所以給王充留下反證的空間。朱子“有溫泉焉，理或然也”，半出推測，未能自堅其說，故而引起後世儒者若劉寶楠等異議。然而，王、劉二氏之說或失之簡略、或失之瑣碎，均有不周之處。本文則以雩祭說更為穩妥，茲補證如下。由于學殖疏淺，文中不足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一遊樂說于禮為亵

《周禮·春官·司巫》載：“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注：“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諸侯于上公之神。”魯國雖為諸侯，但可用天子禮，所以賈公彥疏：“若魯與二王後得祀天者，亦得雩祭天。”既然舞雩台是諸侯祭天求雨的場所，等級與天子禮相同，如此莊重肅穆之地，且由司巫等專職人員管理，在暮春祭祀之時，豈容士庶甚至成群的孩童随意跑去乘涼、放歌？孔門師生均為明禮之人，無禮不立，當不會有如此不檢行為。即便偶一有之，必然會遭受孔子反對，“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

也許會有人質疑：“此舞雩屬于諸侯國之祭，由司巫執掌，而《論語》隻言冠者、童子等人，二者恐怕不是一回事。”其實，參加雩祭的人員必然也包括冠者、童子。《公羊傳·桓公五年》載：“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此處，何休申明，由諸侯國君親自參加雩祭。另外，如何休所述，雩祭中确有冠者、童子參加。

“童男女各八人”的注解過于整齊，未可盡信。雩祭有童男女參加，當為定論。賈公彥明确指出：“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案《論語》，曾皙雲：‘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雲‘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即便到了漢代雩祭之時，依然有童子出現，《春秋繁露·求雨篇》即載：“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

也許還會有人反駁：“《論語·顔淵篇》雲：‘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說明舞雩台下是常人也可遊玩之處，并非如此莊嚴，令人敬而遠之。”非祭祀之時，常人可否于舞雩台下遊樂，難下定論，但是祭祀之時，必無于此戲樂之理。對此，劉寶楠《論語正義》作出了解答：“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修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崇德、修慝、辨惑都是莊雅之辭，劉氏注為“雩禱之辭”，當為确論。不過，劉氏并未展開讨論，無暇顧及舞雩台作為祭祀重地的莊嚴性。

舞雩台為祭祀場地，尤其是暮春祭祀之時，當不容閑人随意乘涼、吹風。舞雩的目的是敬神求福，唯恐自己對神靈不敬，導緻大旱連年的災禍。雩祭為一年之中的大事，事關百姓衣食豐足，且國君親自參加祭祀，如果不是祭祀人員，尋常冠者、童子等豈可在此肆意喧鬧？常人尚且不敢如此怠慢神祇，何況曾點這般的賢人？

二曾點并無強烈的出世思想

今人張帆先生已有提示：“作為儒生的曾點，既受巫祝文化的影響，又深知稼穑之艱難，祈雨祭天以求豐衣足食，在他看來無疑是大事一件。”（《亦說孔子“喟然”“與點”》，《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比起子路、冉有、公西華等人千乘之國、方六七十之邦、一國小相等政治抱負，曾點的務實表達更容易赢得孔子的贊賞。曾點的志向尤其與子路的志向“因之以饑馑”，形成鮮明對比：與其設想拯救百姓于饑餓之中，不如祈禱風調雨順，預先蠲除百姓的饑餓之憂。

除此之外，還有諸多史料能夠說明曾點本人并無強烈的出世思想。《說苑·建本》載：“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一般而言，如果曾點确有強烈的出世思想，當會與世無争，心氣較常人更為平和，怎會因為兒子曾參誤除瓜根，就将其打得半死？一個火氣偏盛之人，性情耿直，愛惜莊稼，将人生志向定為務實的祈雨求福，非常直觀，容易理解，定為乘涼、歌詠的出世求退，則顯得迂曲、突兀。

《孟子·盡心下》以曾皙為狂士，但是曾皙本人大體為禮教中人，當無異議。季武子在魯國擅權，無人不知，蟜固用“不說齊衰而入見”的率直方式表達對季武子的不滿。季武子死後，曾點激賞蟜固的率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禮記·檀弓下》）。這種行為看似狂野，其實也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容易惹禍上身。倘若曾皙不是禮教的捍衛者，而是受出世思想的支配，恐不至于有此舉動。《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稱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尤可證曾點本為禮教的修習者。

曾點之子曾參為禮教賢人，并無求退思想，也可佐證曾點本人并無強烈的出世傾向。知父莫如子，曾參以重孝聞名，後來成為禮教聖人。有關曾參言行的記載遍見于《論語》《禮記》等書，倘若曾點有很明顯的退隐傾向，曾參作為兒子，何故無一言提及？隐退思想與隐逸志向不可混為一談，孔子本人也有少許隐逸思想，但始終不是主色調。當然，我們也不能将孔子的人生志向定格為一己之樂。同理亦然，曾點縱使有一些狂士之舉與遺世之思，但是也不至于将求退作為自己主要的人生追求。

三“風乎舞雩”等記載與雩祭條件高度吻合

“風乎舞雩”雩祭說發端于王充，有很強的說服力。在北國，依照夏曆，無論是早春，還是晚春，乍暖還寒，去郊外浴身、吹風、乘涼，都有悖常理。事實上，“風乎舞雩”等記載與雩祭條件高度吻合，時間、祭服、祭祀人員、祭前準備、讀禱文、樂舞、樂歌、獻神等不一而足。

關于祭祀時間，王充認為暮春“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後經劉寶楠修正為“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劉氏修改，名據宋翔鳳之說，實據杜預之注。《左傳·桓公五年》載：“龍見而雩。”杜注：“龍見建巳之月。”建巳之月于周曆為六月，于夏曆則為四月，故而劉氏認同“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

對于雩祭頻次、時間的分疏，清儒孫诒讓作了一番整理。孫氏雲：“鄭以為夏四月，而謂周之雩有二，以四月為正雩，雖不旱亦舉其祭；其夏五月、六月、七月，在周為秋三月，遇旱則亦雩，不旱則否，是為旱雩；馀月則有禱無雩。”（《周禮正義》卷五〇）一年之中，正雩隻有一次，最為隆重，在周曆六月，旱雩有三次，分别在周曆秋季七、八、九月。正雩有歌舞，用盛樂；旱雩有歌舞，無盛樂；他月不舉雩祭，僅用禱文而已。凡雩祭必先禱求，而禱求則未必雩祭。周曆夏六月，即夏曆春四月，應當舉行正雩之祭，以拜神祈雨，保佑秋天谷物豐收。至于為何周代秋季即夏曆夏季可以“遇旱則雩”，冬、春則不需要，是因為秋收在即，時間緊迫，比他季更需要雨水充足，以保秋收。

孫氏又言：“其周冬、春、夏三時旱，有祈禱則無定時，禮亦尤殺，故經注不具。”周代夏季，已有六月正雩，不必再祭。周曆的冬、春兩季，分别相當于夏曆的秋、冬兩季，如上文所述，與秋收無關，故而禮節有所減損。然而，孫注并不完全正确，嚴格地講，周代季夏，即夏曆的暮春，有正雩，而冬、春無雩祭，不宜籠統地将夏季與冬、春二季同列。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春秋》經文中出現大雩二十一次，散見在多月，并非局限在正雩、旱雩等四月。但是，鑒于各種緣故，不在鄭玄雩祭禮例之中。對此，前人已經進行分疏，筆者不再贅言。

至于祭服則有“春服既成”，祭祀人員，如上文所述，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等。祭前準備則是“浴乎沂”，“浴”當如朱熹、劉寶楠等注，不可解釋為在沂水中浴身，應作祓濯解，用沂水祓除不淨、濯去不潔，準備祭祀。“風乎舞雩”，風訓為“諷”，諷誦禱文，同時有樂舞，進行雩祭。“詠而歸”，“詠”則為祭祀樂歌，歸、饋二字相通，多見古籍，不勞例證，意為饋獻，在樂歌的伴随下，向神祇饋獻祭品。由此可見，“風乎舞雩”等一系列的記載幾乎就是雩祭的實錄。如果曾點的志向隻是遊樂、出世而已，大可不必如此巧合。

馀論

雩祭說與遊樂說各有所長，一則肅穆莊嚴、為民祈福，一則閑逸灑脫、樂道自适。學界之所以莫衷一是，根源即在于孔子本人進退自如，具有豐富的思想内涵。故而，無論主進主退，都有一定的合理之處。

然而，隐逸出世隻是孔子思想的一個側面，将“風乎舞雩”解讀成遊樂說、出世說，有放大孔子、曾點二人出世思想的嫌疑。這種以面奪體的做法，也存在相當大的不可靠性。畢竟，重祭、重禮正是孔子的主體思想。如何改變禮崩樂壞的現狀，才是孔子一生考慮的核心命題。

至于清儒趙翼的反诘，“若王充所雲雩祭，則又失之遠矣。果如其說，以雩祭調和陰陽，則亦為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赤非為邦與”（《陔馀叢考》卷四），劉寶楠之說“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即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正可作為回應。此外，細讀曾點與其他三子之志，判然可别。子路、冉有、公西華的志向無不以自己為主體，“由也為之”“求也為之”“願為小相”。唯有曾點所言雩祭，隻出現“冠者”“童子”，實際上還當由司巫主持，國君親自緻祭，自己卻像一個旁觀者，樂觀其成。曾點所言，全是為民謀，而非為己謀，主觀上未必自覺，客觀上卻深得禮讓為國之大旨，明顯比三子更高一層境界，故而獲得孔子贊許。

在具體闡釋上，王充将“浴”解釋為“涉”，這種改字解經的方法，不足為訓。王充同時混淆夏曆、周曆的月份，将夏曆四月解讀為二月，也屬訛誤。但是，根據天氣等方面的原因，大膽質疑“風乎舞雩”風幹身體、乘涼的解讀，最終得出“風乎舞雩”等記載屬于雩祭的結論，王充的思路是正确的，結論也比較可靠。除了學界提出的論證之外，遊樂說于禮為亵、曾點并無強烈的出世思想以及“風乎舞雩”等記載與雩祭條件高度吻合等三個方面，也可為雩祭說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