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郭潤濤
現在我們将日常生活中人們互相争鬥的行為叫做“打架”。然而，“打架”一語，并非古而有之。古人将人們互相之間的争鬥叫做“相打”，法律上則稱之為“鬥毆”。大約在明清之際才有“打架”的說法，多見于清代康熙年間形成的文獻。康熙之後，“打架”一語才流行起來，尤其在小說中，不僅将鬥毆行為稱之為“打架”，連日常生活中互相争鬧也稱之為“打架”。
康熙《章丘縣志》載《弭盜條約》（康熙二十九年）雲：“禁招帖打圍擾民。東省習俗強悍，好勇鬥狠。更有弁劣、赀郎、豪家子弟，私養馬匹，架鷹牽犬，趁集貼帖，自某地至某處，彼此約訂日期，名曰打大圍。百十成群，作踐田疇，争勝打架，傷人肢體，緻幹人命，大為不法。”（卷十）此文說“争勝打架”，意思與今天所說的“打架”一樣。成書于康熙年間的《福惠全書》，有“禁打架”一條,幹脆将以下情況稱之為“打架”：“夫詞訟當官審出，兩造邀集親友中之惡少，以及種田佃戶、街市遊手，各藏短棍、鐵尺、金剛圈等類，即于衙門前互相兇毆。每有打傷負重，另補人命新詞者。無論南方北地，往往皆然，殊為惡俗，可恨之甚。”與《章丘縣志》所謂山東省的“打大圍”一樣，《福惠全書》特别說到：“近日吳越州邑，有等無賴少年，并糾合紳衿不肖子弟，焚香歃血，公請教師，學習拳棒。兩臂刺繡花紋，身服齊腰短甲。狐群狗黨，出入茶坊酒肆；蜂遊蝶舞，颠狂紅粉青樓。聞他人有不平，便指報仇而恣搶奪；忤伊兇于一盻，辄為攢毆而折股肱。号稱太歲，名曰打降。”（卷一一）可見，這種糾衆鬧事、互相兇毆的現象，各地有不同的名謂，但皆可稱之為“打架”。
乾嘉之時，山東人郝懿行作《證俗文》，釋“打降”一語雲：“俗謂手搏械鬥為打降。降，下也，打之使降服也。方語不同，字音遂變。或讀為打架，蓋降聲之轉也。”（卷六）郝氏說，“打架”是“打降”的音轉。這也就是說，“打架”一詞是由“打降”一語而來。“打降”在當時讀作“打将”（去聲）。“将”與“架”一音之轉，音别為字，就寫作“打架”。現在我們在“打架”“吵架”“勸架”等詞語中，尤其是“勸架”一詞中，對“架”字作争鬥解。其實，這個“架”字原本并無此義。
“打降”之“降”，郝懿行說讀“将”（去聲）。他又引《爾雅·釋天》關于“虹”的記載，再引《經典釋文》的解釋，說“是知虹有绛音”。“绛”字現在讀如“将”，但這不是它的古音。《康熙字典》載：《廣韻》《集韻》《韻會》《正韻》皆注為“古巷切，音降”。這樣似乎又繞回來了。《康熙字典》載“降”的讀音：“《廣韻》：下江切。《集韻》《韻會》《正韻》：胡江切，音缸。”又引顧炎武《唐韻正》說：“古音洪”。《唐韻正》卷一雲：“《廣韻》：去聲，古巷切。巷，古音閧。古巷反，當音貢。按：降字與虹霓之虹同音。《詩》：‘實虹小子。’鄭康成讀戶江反。戶工音洪。……今人不識降之音洪，反讀虹為居浪反矣。”這個解釋，與前述郝懿行的說法一緻。郝氏說：“今東齊人呼虹若醬，即绛聲之訛。”他以此說明“虹”讀作“醬”的語音變化，并說這是訛讀。雖然他沒有直接說明“打降”的“降”本來應讀作何音，但多少說明“打降”原本不讀“打将”。
與郝氏差不多同時的蘇州人顧公燮，撰《丹午筆記》（原名《消夏閑記》），也有“打降”一條，謂：“康熙年間，男子聯姻，如貧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糾集打降，徑入女家搶親。其女必婿親扶上轎，仍以鼓樂迎歸成親。又讦訟者，兩造各有生員具公呈，聽審之日，又各有打降保護。故曰打降之‘降’乃‘行’，非‘降’也。善拳勇者為首，少年無賴，屬其部下，聞呼即至，如開行一般，故謂之‘打行’。今則功令森嚴，此風不興矣。”顧氏直接說，“打降”的“降”字寫錯了，當作“打行”。顧氏說得很清楚，之所以叫做“打行”，是“如開行一般”。這“開行”的“行”，是行業的“行”。這個“行”字的讀音，在今天江浙等地的方言中，還與投降的“降”同音。明人陳第說：“降，古音洪，後人有用入陽韻者。”陽韻的“降”音，為“胡江切”。這個音，與“打行”的“行”很接近。《康熙字典》載：“行，《集韻》：寒岡切，音杭。《類編》：列也。”在今天江浙等地的方言中，“打行”的“行”與“投降”的“降”，讀音相同。而在明清時期，在這個地方的方言中，“行”與“降”為同音字，把“打行”寫成“打降”是同音關系。康熙《崇明縣志》卷一四“風物志”就這樣解釋：“崇邑向有打行。‘打行’者，雲打為行業也。又名‘打降’，猶降伏之降也。”
清朝初年，蘇州人褚人獲撰《堅瓠集·壬集》卷二也有“打行”一條。此條引《亦巢偶記》雲：“打行，聞興于萬曆間，至崇祯時尤盛。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貴介亦有之，中者為行業身家之子弟，下者則遊手負擔裡巷無賴耳。三種皆有頭目，人家有鬥毆，或訟事對簿，欲用以為衛，則先囑頭目，頃之齊集，後以銀錢付頭目散之，而頭目另有謝儀散銀錢，複有扣頭，如牙儈然，故曰行也。鼎革以來，官府不知其說，而吏胥又不曉文義，改作‘降’字，但此輩惟得錢為人效力耳，何嘗欲人之降。此予少時所親見，今此字久而不變，故記之。”《亦巢偶記》記述“打行”一名的由來，說是當時有人幫助人家鬥毆，或人家有訟事，他們去“保護”當事人，人家得事先付錢，事後還要酬謝，“如牙儈然”，也就是顧公燮所謂“如開行一般”。康熙《蘇州府志》卷二一“風俗”記載：“市井惡少，恃其拳勇，死黨相結，名曰‘打行’，言相聚如貨物之有行也。”可見，“打降”本作“打行”已無疑問。
在當時蘇、松一帶，不僅流行“打行”，還流行“訪行”，是都市中一些人的一種生意。明人王錫爵撰《邑侯熊公去思碑》雲：“嘉定士風清嘉，為吳中最。而民間獨多桀黠不逞之徒，什伍為輩，強生事端，苦怯詐愚，橫行都市，其禍甚于盜賊，謂之‘打行’。直指使按行郡縣，禽治豪強，其勢不能無所寄耳目。而嘉定奸人常勾引為之窟宅，意欲有中傷，或取人賄賂，為之報怨，則竄姓名于其中，飾以贓罪。一經逮系，上人雖悟其非辜，亦終不得縱舍，謂之‘訪行’。”（萬曆《嘉定縣志》卷二〇）可見，“訪行”之人“取人賄賂，為之報怨”，也作為一種生意來做，王錫爵所說是萬曆年間流行于蘇、松一帶的情況。與王氏同時的蘇州人婁堅，在《乞禮朱熊王公于名宦呈詞》中說：“又以惡草不除則嘉禾不殖，始剪打行之兇橫，繼絕訪行之中傷。”（《學古緒言》卷二〇，康熙刊本）說的也是嘉定知縣熊密的事。王、婁二人皆将“打行”與“訪行”并提，說明當時對橫行于都市的“打”和“訪”之類的事，皆以“行”相稱。
将“打行”改寫成“打降”，《亦巢偶記》說是入清之後的事。前引康熙《崇明縣志》就記載“又名‘打降’”。但從方志記載的情況看，明代末年，“打降”的寫法已經出現。天啟《海鹽縣圖經》有“戒打降”的表述。（卷六，“食貨”篇下，附保甲火夫事宜，谕俗十二戒）崇祯《嘉興縣志》卷一五“裡俗”也有“迺若打降惡少，飲血結盟，十百成群，一呼畢集”的記載。這說明在“打行”的發生地，或者在同一方言區内，明代末年就出現同音異寫的情況。
“打行”之風，興起于明代嘉靖年間，比《亦巢偶記》所說為早。《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月間，在蘇州城内發生了一件聳人聽聞的事件。當時，浙江馀姚人翁大立，以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巡撫蘇州、松江諸府，嚴厲禁緝号稱“打行”的惡少。當翁大立至蘇州駐劄時，諸惡益懼，于是“相與歃血以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随，鼓噪攻都察院，劈門入之。大立率其妻子逾牆遁去，諸惡乃縱火焚衙廨，大立所奉勅谕符驗及令字旗牌，一時俱毀。諸惡複引衆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卻之。将曙，諸惡乃沖葑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卷四七八）《實錄》記載此事前如此叙道：“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惡少，鹹奮腕稱雄傑。群聚數十人，号為‘打行’‘紮火囤’，诓詐剽劫，武斷坊廂間。”這說明蘇州“打行”之風的興起，與當時防禦海寇有關。隆慶《長洲縣志》卷一《地理志》“風俗”條亦雲：“近緣倭夷倔起，遂有超距翹關者出焉。家匿亡賴，戶結博徒。過屠肆以磔人，入娼家而使酒。遊閑群聚，名曰‘打行’。”此所謂“海寇”“倭夷”，即通常所說的“倭寇”。明代“倭患”主要發生于嘉靖中期。蔓延到南直隸地區，大約在嘉靖三十年之後。是時，官府除動用原有的衛所軍禦寇之外，還在城鄉推行保甲制，編練民壯，以守衛家園。因為衛所軍不堪任用，官府征調客兵來浙直地區參與禦寇，還在民壯中編練鄉兵。但鄉兵、客兵及衛所軍主要用于抵禦沿海來犯的海寇，本地城鄉治安尤其是政權所在的縣、府、司城的守禦，則主要依賴民壯或民兵。而像蘇州這樣的“天下都會”，為财富聚集之處，其安危既為官府所重視，也為民間所關心。所以，一旦形勢吃緊，除官府從各縣抽調民兵之外，民間也自發招集青壯少年，組織成守禦力量。這種由民間自發募集的“武勇”，就是“打行”的起源，時間上當在嘉靖三十年之後。
在起初十馀年時間裡，畢竟不是随時都作戰鬥狀，馀閑之時，招集在一起的武勇，利用他們的拳腳功夫，橫行市井，武斷坊廂間，已成為社會問題。巡撫翁大立未到蘇州，就聲言嚴懲，可見問題已很嚴重。然以“打”為一種專業或行業，當在倭患平息之後。嘉靖四十二年以後，蘇州乃至南直和浙江，倭患大緻平息。其後，原來由官府編練的民兵開始裁減，民間自發招集的稱之為“打行”的組織，也相應解散。然而，正如官府仍然保留大量的民壯額員，這些招集而來的“打行”人員，也部分地留在城市之中。他們本來憑借的就是一身的武勇，加上多年訓練，舞拳弄棒成了他們賴以謀生的本事。這些當年招集的“打行”之人，在從事幾年甚至十馀年的打行生涯之後，也很難再回到原先的生活。他們留在城市中，或者本來就是城中市民，“打”的本事，便成了他們的一種優勢。隻要有人鬥毆或者糾紛，他們便會積極介入，獲取生活來源。這種情況，當時官府不是不清楚，但開始時這些人都算是有功于城池社稷之人，官府也隻好睜一眼閑一眼。官府的“姑息”，為以後其成為地方之害，埋下了禍患。
從本文所引述的幾條資料看，“打行”之風似主要與訴訟有關。“訴訟”也稱“詞訟”，一般不包括人命、盜賊等重案，而指所謂戶婚、田土、錢債、鬥毆等尋常事件所引發的控告和應訴。明朝原先不鼓勵民間動辄越級上訪，《明律》中有“越訴”一條，要求民間訴訟必須從裡甲開始，爾後再由縣衙門起，一級級地循序漸進。尤其是所謂尋常事件的糾紛，要由裡甲中的裡長、老人等調解裁決，不能動不動“将矛盾上交”。自明代中葉以後，随着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民間的糾紛、沖突層出不窮，裡甲已無法解決錯綜複雜的矛盾。而在官府，除小部分難以理斷而又不重要的事件發還裡甲處理外，大部分訴訟事件，官府也都積極處理。個中原因，除官府需要以“實心”行“實事”的理念之外，還有一個現實因素，就是财政上的需要。官府需要通過對訴訟事件的裁決，來獲得行政經費（如文書簿票的紙張、送往迎來的公費）和赈濟需要的糧食款項等。這些費用，本來自有來源，不足部分則從訴訟事件的“罰贖”來獲取。民間和官府兩個方面，共同促成了訴訟事務日益增加的局面。而這種局面，為一種依附性行業的産生提供了條件。
“打行”主要體現在為訴訟雙方“站隊”，以作威勢，或者“用以為衛”、“打降保護”。這看上去還不算野蠻。其實，這樣的架勢難免雙方在衙門前互相兇毆。而在明代萬曆年間，“打行”之參與别人的訴訟，其行為殊為惡劣。萬曆《嘉定縣志》卷二《疆域考下》“風俗”記載：“市井惡少，恃勇力辯口，什伍為群。欲侵暴人者，辄陰賂之，令于怨家所在，陽相觸忤，因群毆之，則又誣列不根之詞，以其黨為證佐，非出金帛厚謝之不得解，名曰打行。”萬曆《常熟縣私志》卷三“惡俗”也記載：“訟之家，倚勢不足，更募打行。卒遇則毆，有所謂隔年拳者，或逾年死，或逾三年死，《洗冤錄》所不載。即子孫明知受毒之由，何門訴也。”可見，“打行”之人，賺的是訴訟一方的錢，而施之以打擊報複。當然，訴訟的另一方，也可以雇請别的“打行”，以成均勢。但這種看上去像現代黑社會那樣的作派，放在任何時代都是極其惡劣的風氣。
本來“打行”的專業是打人。既然是打人，挨打也就難以避免，但這畢竟不是主動被人打。明末清初，居然出現了一種專門代人受杖的“打行”。太倉人陸世儀在代友人所撰《姑蘇錢糧三大困四大弊私言》一文中，述及“四民之弊”雲：“更可笑者，聞太倉近日增一‘打行’，蓋征比急迫，聊以代杖耳。官杖每日數千，裡民不勝其苦，倩人代杖，每闆必要二錢，民之窮餓者多賴此以活。遂有奸民從而壟斷，特開行面，四方群趨之。”（《桴亭先生詩文集》文集卷五）官府征收地丁錢糧，其中有兩個環節：一是催征，例由裡長負責；二是比較，由官府負責。官府将催征錢糧的任務下達于裡長之後，按照規定的限期，進行比較。比較就是分明錢糧的完欠情況。裡長要按照限期，赴縣衙門去“聽比”。如果所限的任務沒有完成，照例要受“杖責”。由于總是完不成每限的催征任務，總是挨闆子，且太過頻繁，裡長們就雇人代其受杖。
大抵到明末清初，“打行”所從事的範圍就不止于介入訴訟、參與糾紛，隻要能賺到錢，他們什麼都可以幹，社會民衆也不得不依仗于他們。康熙《嘉定縣志》卷四“風俗”記載：“市井少年，什百為徒，逞其拳勇，名曰打行。私立名目，一倡百和。凡撇青、搶親、扛擡、紥詐，非得此輩不興也。撇青者，或有宿憤，号召其徒，腰鐮執梃，三五為群，花禾方長，乘機割刈，青野如洗。搶親者，見平民有女，辄持雙燭茶葉投其家，其家驚避，反指賴婚。甚有群不逞，持火執械，黑夜突入人室，負其女至半途，舁之而去。迨訟之官，則雲斷合不斷離，可懼也。扛擡者，或匹夫匹婦，一朝小憤，投環赴水，并非威逼，地方亡賴即擁多人，乘機搬搶，投告有人，設處有人，甚有乞兒餓妪，僵死風雪，不逞之徒，冒認處故，白地起波，不待簡驗，其家已破。凡此皆打行之煽毒也。至于縱酒肆、博報仇，睚眦張威閧鬥，又其馀事。人之罹其毒者，隐忍退避，莫敢聲揚。間或聞之當事，又有大力者為之奧援，庇護免脫，此若輩所以橫不可制也欤！”事情演化至這樣的情形，離受到更為嚴厲打擊的時間也就不遠了。就在康熙年間，清朝更為嚴厲地打擊“打行”之風。清朝比明朝更嚴厲的地方是，不僅剪除首惡，而且頒行一系列禁令。所謂“功令森嚴”，此風大約在康、雍之際漸漸消亡。
“打行”因禦倭而起，主要發生在南直隸和浙江等地。本來為守家護園，系特定形勢下的産物。可是，形勢已變而流毒尚存，且演化成一種“得人錢财，替人消災”的邪惡勢力，這或許是當時人所始料未及的。在明代後期，它與北方的“響馬”等齊名，官府屢禁難止。崇祯年間，祁彪佳巡按蘇、松諸府，即對蘇州的“打行”實行嚴懲：“廉其稔惡可殺者四人，械于衢，集鄉三老詢之曰：‘是可殺否？’鄉三老曰：‘可。’即又詢諸觀者曰：‘是可殺否？’觀者曰：‘可。’
于是掄大棰……操棰一棰至死，驗之陳其屍。”（《東林列傳》卷一一《祁彪佳傳》）這樣的嚴打，不可謂不嚴厲，但并未禁絕“打行”之風。而當遼東事起，又有人想起“打行之人”原有守護家園的作用，提出征用“打行之人”，以及北方的“響馬”等，前赴遼東拒敵。這種想法，聽起來似乎是用其所長，但正如熟悉“打行”的蘇州人陳仁錫所言：“夷患時有，而紀綱必不可紊。若遂欲用打行、百子會、響馬以拒敵，是率天下而夷也。”陳氏疾言，這種做法“不唯不可行，亦不可言。不唯不可言，并不可名”（《無夢園初集》勞集一《正名遏亂》）。利用社會上的邪惡勢力，來承擔保家衛國的重任，無異于引火燒身，不要說不可行，連說都不能說，想都不能想。
自清代中葉以後，雖然“得錢而為人效力”、武斷坊廂間的人與事依然存在，但以“打行”為名的惡俗已不再存在。至乾隆年間，連知道“打行”之事的人都不多。《四庫全書》輯入婁堅的《學古緒言》，原文幾處“打行”，皆改為“打降”。高攀龍的《高子遺書》，也都作了相應的改動。這些改動，暴露了四庫館臣也已“不知其說”。而當“打架”一語流行之後，“打降”一詞則掩沒不彰，較少為人所用。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曆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