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嘉琳
《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收入明代拟話本小說集《喻世明言》（題《楊思溫燕山逢故人》），被認為是傳世的宋元話本之一。小說講述舊日東京人楊思溫與結拜之兄韓思厚和嫂鄭意娘異鄉相逢的故事。楊思溫因靖康之變，流寓在燕山。元宵之夕，偶遇嫂嫂鄭意娘，相互探問韓思厚的下落，得知鄭氏禍時為撒八太尉執虜燕山，而韓思厚當時更衣遁走，二人失散。三月，楊思溫偶見秦樓壁上詞，知鄭意娘之死，驚而急尋哥哥韓思厚，以通事體。韓思厚驚疑，故與楊思溫同往韓國夫人宅探聽鄭意娘下落，于宅前遇一東京婆子，得其帶路，與鄭意娘之魂宅中相會。韓思厚知鄭意娘為他守節而亡，大受感動，發誓永不再娶，以求攜其香骨共歸金陵。惜終是風流之性未變，續娶喪偶女道士劉金壇，違負前誓，雙雙被鄭意娘及劉氏先夫亡魂拽入波心而死。
《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通過一個東京人在燕山遇昔日東京故人的煙粉靈怪故事，寄寓了北宋遺民的故國之思和民族感情，把整個故事置于一種“鄉愁國恨”壓抑灰沉的色調當中。
在故事裡，說話人刻意安排一個流寓在燕山的東京人楊思溫，借由他的行動、雙眼，引出許多與昔日東京有關的人、事、物，使整個故事籠罩在一片懷舊追憶、感歎無奈的氛圍之中。故事開端，說話人先以一句“今日說一個官人，從來隻在東京看這元宵；誰知時移事變，流寓在燕山看元宵”引入其中一個主要角色楊思溫，成功惹起台下一片鄉愁情恨。從楊思溫看燕山元宵起，就處處“他鄉遇故知”，先在昊天寺遇到往昔東京“大相國寺河沙院行者”，再偶遇昔日京師嫂嫂鄭意娘。其後在燕山秦樓碰見“東京白樊樓過賣陳三兒”及“東京寓仙酒樓過賣小王”，随後又遇上舊日相識蘇、許二掌儀和哥哥韓思厚。在與哥哥韓思厚尋訪嫂嫂時，又結識同樣來自東京的婆婆。而在楊思溫“他鄉遇故知”的過程中，說話人不斷在其中穿插着許多昔日東京事物。在昊天寺前，擡頭就見“上有金書‘敕賜昊天憫忠禅寺’”。
在宋史中，有不少有關憫忠寺的曆史事件，宋欽宗趙桓被俘後曾拘留于憫忠寺；徽宗趙佶死後，洪皓曾在憫忠寺設奠；謝枋得被拘在憫忠寺，絕食而死，可見憫忠寺在北宋遺民心目中占據着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除此之外，故事還提及了東京地标白樊樓、寓仙酒樓，以及京師人市語。這一切一切皆是帶有濃厚東京味道、承載着昔日東京記憶的标志性事物，說話人故意在叙述過程中一再有意無意地提及，一方面勾起台下聽衆對時移世變、故國離愁的切身感受，一方面營造出強烈的諷刺意味，流露出深切的悲哀，故人、故事、故物今卻隻能在異鄉相遇相得相見，不可謂不諷刺，不可謂不悲哀。
說話人在故事裡，巧妙地将“故人”與“故國”聯系起來，所以“故人”今如何，即“故國”今如何。說話人借鄭意娘之口，道出“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點出北宋滅亡後，人鬼相雜，有思故國而堅貞者，有忘故國而甘樂者。此一番話充分體現了北宋遺民思國守國一派對甘心享樂派之痛恨，及對偏安宋室之怒其不争。在故事裡，說話人把出場人物分為“人”“鬼”兩途，分别暗喻南渡後社會上政治取向載然不同的兩派人：明顯的，鄭意娘雖身作鬼，卻心為“人”。她先為撒八太尉相逼，“義不受辱，以刀自刎而死”，而且明言自己“與丈夫守節喪身，死而無怨”。她的骨匣上“有兩個鍮石環兒”，正是暗喻鄭意娘“磐石無轉移”，堅貞之心不改；楊思溫亦是“人”一途，他自感“看了東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間元宵”，每“認得是故鄉之人，感慨情懷，悶悶不已”，并想方設法尋訪哥哥、嫂嫂，可見其眷戀東京的一切，對故鄉故國有着難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在将酒餞别哥哥時，還“再三叮咛：‘哥哥無忘嫂嫂之言’”，可見他深為嫂嫂之義舉感動，亦同是性情中人，擁有一顆堅貞之心；舊仆人周義亦屬“人”之一途，他感鄭夫人之貞節，在家挂牌位兒供奉夫人。在聽說韓思厚再娶時，為夫人抱不平，氣忿忿地到沖到韓宅前“一頭罵，一頭哭夫人”，也是一個懷舊感恩的性情中人。外人尚為鄭意娘之義行所感動，但身為丈夫的韓思厚卻忘恩負義，顯然不配為人，當入“鬼”途。說話人早借鄭意娘之口，點出“他風流性格，難以拘管”，日後“憐新棄舊，必然之理”。這一番話明指韓思厚，實喻宋室，指出宋室原因貪安而使北宋覆亡，現在亦恐死性不改，依舊隻顧享樂，忘了驅逐金兵之壯志，丢了複國之雄心。然而，北宋遺民始終還是對宋室留有一絲念想，抱有一絲期待的，就像楊思溫抱樂觀心态想“哥哥今來，不比往日，感嫂嫂貞節而亡，決不再娶”似的，盼望宋室思國，痛改前非，發奮複國。惜“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宋室不可雕，亦不可期也。所以“一個也不追薦丈夫，一個也不看顧墳墓”，隻顧“倚窗攜手，惆怅論心”的韓思厚和劉金壇，正正就是“鬼”的典型代表，亦是當時享樂派和偏安宋室的最佳寫照。
故事中，曾先後兩次出現《好事近》詞，可見這詞在故事裡占有一定的位置和分量。《好事近》一詞，一方面在故事裡擔當着預示和諷刺的叙述功能：第一次出現時，暗示鄭意娘和韓思厚好事将近，與一直心心念念之人相見有期。第二次出現時，暗示韓思厚、劉金壇二人“好事将近”，帶有強烈的反諷色彩，詞中最後一句“趁江南春色”更是把反諷效果推到極緻；另一方面，它是鄭意娘的哀詞，彈盡其心中腸斷淚血，訴盡其“何計可同歸雁”的殷殷期望。然而，“何計可同歸雁”，又何嘗不是道盡北宋遺民的哀腸？
在這個忠貞女子負義郎故事的背後，是南宋臣民的濃濃鄉愁情恨，北宋遺民的斑斑無語淚血。說話人責的不單單是“憐新棄舊”的韓、劉二人，還有貪安棄恨的宋室，歎的也不單單是“古今負義人”，還有古今忘國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