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衒之所作《洛陽伽藍記序》，幾已道盡其著述之旨：講法教東傳，講寺觀興廢，講時徙事遷，講一己情思。自序本身不僅可以當成撰寫是書之緣起，或也可以視為解讀斯記之玄機。《序》中，作者特意點明記叙伽藍的次第：“先以城内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記遠近。”這是向讀者預告此行的順序以及本書的寫法。楊衒之從内至外重訪一座座寺院，便也由近及遠記錄每座寺院的故事或曆史。他并未重置一種書寫的次序，以打破、疊印、錯綜記憶之實（行）與回憶之虛（寫）并行的時間框架，而是竭力保持書寫與遊覽步調一緻，使二者顯得像同時發生那樣。有賴于此，作者自稱的“重覽洛陽”才極少書寫的修整，也才愈發顯出其可靠性與可信度。寫下的重覽，實為讀者的重覽，留下可供考證的種種标記、線路、圖示。關于伽藍的記憶，便又在閱讀或重讀中起而複生。
《洛陽伽藍記》的書寫，是以城内為始，而城内的記憶，又以永甯寺為始。所謂“始”者，既是首發之寺，亦是為文創則，從撰述角度，可說是确立了一種凡例。永甯寺之後，無論城内他寺，抑或城東、城南、城西、城北諸寺，皆須回應、蹈襲、突破首發寺所用寫法，從而又形成各種通例、慣例、變例。不過，永甯一寺非但有筆法的首現、章法的預演，還變為一種魅影似的記憶，它離開起始之地，頻頻複現于後來的叙述之中，成為令衆寺回首、比拟、瞻望的至高典式。“瑤光寺”條在描述浮圖建制時，想的即是永甯寺的形貌：“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倦掌淩虛，铎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甯。”所言“作工之妙”，就是“永甯寺”條所說“造形之巧”的反複，但其做工、造形具體如何，則須回顧之前的叙述才能想見。彼處寫及永甯寺，尤其關注到寺觀那抹金色：金刹、金像、金寶瓶、金盤、金铎、金鈴、金環、金鋪，仿佛一氣呵成。如此亮麗的建築，在在賦予紀實文字一種動人的風采，而文字或又為建築帶來一種觀看秩序。永甯寺這番摹寫，已将回憶再現得足夠整饬、流暢、完滿，輪到瑤光寺登場，便隻好以“倦掌淩虛，铎垂雲表”這樣一種近乎捕風捉影的筆法表述。此種類似留白的筆法，自有微妙之處。正如司空圖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但楊衒之的“不着”，其實是有寺在前，或者說有寺為證的緣故。
行至城南景明寺，作者所想仍是永甯寺，仍在憶往：“妝飾華麗，侔于永甯。金盤寶铎，煥爛霞表。”這幾乎是重複瑤光寺的筆法筆調，妙在留白，實又為留白指出填補之法，即有永甯寺為證。留白與舉證，二者互為發明，生成一種“點染”之效。留白是“點”，舉證則是“染”。“華麗”或“煥爛霞表”說的是感覺，而感覺的來曆有二：一者來自體物，即眼前的“妝飾”及“金盤寶铎”；一者來自聯想，即遠方的永甯寺。無論體物抑或聯想，皆是對相似的發現。這種相似性，使眼前與遠方、此地與彼處、當下與曾經的兩座寺觀，相遇、會合甚或融為一體。
史書中亦以“永甯”“景明”二寺并舉，《魏書·釋老志》雲：“（永甯寺）佛圖九層，高四十馀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此番品比論次，既包括外觀形制，還包括花費用度。設若“永甯”與“瑤光”對舉，一種感喟慨歎乃至規訓勸誡的意味，就愈發表露無疑。《魏書·李崇傳》載李崇上表即雲：“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甯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勞。”是表亦見于《北齊書·邢劭傳》。雖是批評佛寺建造之“雕靡”，仍可與楊衒之所描繪的寺院之工巧，互為印證。
對形制、用度與永甯寺相仿的寺院而言，另辟一種說辭似也無法設想，故而“秦太上君寺”條再次蹈襲有寺為證的手法：“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刹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于永甯。”有趣的是，永甯寺本身的形制亦其來有自，作者即寫過幾筆考證：考出“佛殿”形如“太極殿”，考出“南門”似“端門”，考出“北門”似“烏頭門”。如是可想，永甯寺彙合了諸多元素，也因如此，它才會成為一個其他寺院衆望所歸又各取所需的地方。
每每新到一寺，楊衒之常會憶及先前遊覽之地，回想、對照、比較，把某種絕妙的形制樹立為一種難以企及的典則。經由諸如瑤光寺、景明寺、秦太上君寺的追憶，永甯寺似乎被一次又一次的想象裝飾得更為精妙，以緻脫離實體，自身成為一種想象。非惟永甯一寺，長秋寺、瑤光寺、景明寺、昭儀尼寺，也時常扮演這種魅影似的角色。譬如“宗聖寺”條記：“妙伎雜樂，亞于劉騰。”此處“劉騰”所指，即是其所立之長秋寺。再如“沖覺寺”條記：“建五層浮圖一所，
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又如“融覺寺”條記：“林池飛閣，比之景明。”“王典禦寺”條亦記：“工逾昭儀，宦者招提，最為入室。”亞、似、比、逾，雖用詞不同，但總是一種比拟，通過記憶和想象，喻體與本體因之聯接起來。
有寺為證的筆法，大體以一寺為中心，其他寺觀往往須要依靠這個中心來界定自己的位置，一寺與諸寺之間的關系在于貌合形似。此外，另有一種關于雙寺的記叙，所記寺院在建造時即有成對的寓意。城東“秦太上君寺”條追述其命名之由：“當時太後，正号崇訓，母儀天下，号父為‘秦太上公’，母為‘秦太上君’。為母追福，因以為名。”由是可知，此寺不過是一半，另一半則是秦太上公寺，位于城南：
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寺南一裡。西寺，太後所立；東寺，皇姨所建。并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号為雙女寺。
異于秦太上君寺，秦太上公寺因建造者的不同，實又分為東西兩寺，又因建寺之由相同，故合稱為“雙女寺”。值得注意的是“并”字，如若兩寺情形一緻，即可由“并”字統而稱之。不但有一樣的建造緣由，雙女寺亦有一樣的景緻：“并門鄰洛水，林木扶疏，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彩畫工，比于景明。”“并”字與“各”字，一者總體指代，一者單獨稱呼，卻總覺是為凸顯兩寺的對稱。這種對稱性，可由寺院形制、命意的對照，牽及父與母、姊與妹之間血緣關系的并列，更有賴一個微妙的轉接，即以秦太上君寺比之永甯，以秦太上公寺拟于景明，将雙寺的寫法合于永甯、景明二寺之間那種對舉的慣例。修梵寺的叙述，亦以雙寺起筆：“修梵寺，在青陽門内禦道北。嵩明寺，複在修梵寺西，并雕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此處也是以“并”“比”“亦”三個字，點出雙寺形制、聲名的對稱之感。城南“龍華寺”條曰：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并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之與争。
由是觀之，龍華寺與追聖寺并立。且又追想秦太上公寺，實為這樣的寫法追溯到一個既有的典式。
城東景甯寺從前是楊椿宅邸，因普泰中楊椿一門為爾朱世隆所誅，後又為建中寺。而建中寺似乎還有另一個分身，即位于城内的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兩寺不僅同名，而且為同一人近乎同一時代所立。即便如此，兩寺究竟各有身世。城内建中寺前身是劉騰宅，劉騰宅實與南面的元乂宅對應，元乂宅又有前身，即荀彧宅。兩寺（宅）之間的關系，大略分為兩種：一是空間上的對應之地，一是時間上的前身所在。城内建中寺講述的宅邸易主、權謀争鬥的故事，便牢牢凝結于這兩種關系之中，對應之地搭建起故事的結構，前身所在編織出故事的進程。首先，劉騰、元乂二人既是兩所相互對應的宅邸的主人，亦是正光年中幽閉靈太後于永巷的主謀。劉、元在政治上的共謀，投射于宅邸上，仿佛使兩宅之間的距離顯得比實際更近，引人想象珠胎在其間暗結。後來靈太後返政，自然要施與報複。她掘墓收宅，使劉騰永無托身之所，也永無魂歸之地，甚至抹去其曾經存世的見證，即将其宅邸更名換姓。至此劉騰宅易主，成為高陽王雍的府邸。而高陽王雍不過一個匆匆過客，高陽王雍宅亦不過是一個落空的地名，幾乎沒有留下往事。直至爾朱世隆出現，這座宅邸變身為一間寺院，重又呈現于曆史之中，記憶風雲詭谲的人世。但靈太後無以預見的是，墓地可以發掘，宅邸可以易主，曆史的記憶鍊條卻無法斬斷，劉騰的幽靈依然出沒在他的故宅，總會有人想起涼風堂曾是他避暑的地方，那裡屹立着“萬年千歲之樹”。
本文所引《洛陽伽藍記》文句，以周祖谟《洛陽伽藍記校釋》為底本。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