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人迷信，認為人經過修行或服藥可以成仙。中國古代神話不算很繁榮，而各路仙人數量相當不少，其中名聲最大的也許是所謂“八仙”（鐵拐李、漢鐘離、呂洞賓、張果老、曹國舅、韓湘子、藍采和、何仙姑），其實他們資曆較淺，其中有些是唐朝人，經附會而成仙；還有些則出于更晚的文人創造。中國的資深仙人見于劉向（前77-前6）的《列仙傳》和葛洪（283-363）的《神仙傳》。《列仙傳》中提到赤松子和王子喬：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昆侖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複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之以上嵩高山三十馀年。後求之于山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此外，還有一個晚一點的的蕭史，頗有豔福，亦極有名：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箫，能緻孔雀、白鶴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台，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随鳳凰飛去。
夫婦同時成仙，自然極得人心。此外著名的資深仙人還有彭祖、羨門、韓終、陵陽子明、琴高、容成、洪崖先生、浮丘公、廣成子等等，來曆複雜，而皆不可究诘。
仙和神容易混為一談，其實他們不同。“神”是非人，基本住在天上（隻有個别的将宮殿建在其管轄的區域，如海底之類），本領極大（有所謂“神通”），一般情況下人們看不見他們，除非他（她）忽然下凡。某些神女特别喜歡下凡嫁給普通人——她們是天上的剩女。
“仙”其實還是人（所以“仙”字是人字旁），但他們是超人。人很難成為神而比較容易成為仙，活着就能成仙。仙人的生活相當世俗化，富有生氣。所以古人往往認為，與其越級升格為一個高高在上的神，還不如就地成仙，這樣比較靠譜而且實惠。
最初關于“仙”的構想大約産生在戰國時代，鼓吹最力的是燕、齊兩國的方士。那時天下大亂，死喪多門，于是他們幻想最好能夠長生不死，生活在和平安甯的地方——他們看好渤海裡的幾個海島，把那裡設想為仙人的世界；同時深刻地探讨如何才能成仙，最主要的途徑是吃一種不死之藥，其種種辦法統稱為“方術”，此即所謂“方仙道”（《史記·封禅書》）。人可成仙的思想與辦法，同上古以來曆代相傳的巫術關系十分密切，巫曆來講究“不死之藥”（《山海經·海内西經》）；而道家的養生思想亦與成仙的幻想一拍即合。生活在内地未必見過海的思想家莊周曾設想過有一種“真人”，同樣非常自由幸福，後來便同仙人漸漸混為一談。莊子不研究操作層面的“方術”，隻是在散文中一味展開他豐富的想象。
戰國時燕、齊兩國的諸侯王已派遣方士入海求仙訪藥，規模比較小；到秦始皇的時代，得到皇家資助的方士展開了規模宏大的活動，一次是齊人徐巿（福）率童男女數千人出海尋海上仙山（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又一次是方士韓終、侯公、石生等人求仙人不死之藥。這兩大行動均無結果。稍後方士侯生、盧生等背後議論秦始皇太專制了，“未可為求仙藥”，全都逃走；秦始皇大為光火，坑殺了方士以及相關儒生凡四百六十馀人，成為曆史上極其著名的大案。他殺的主要是方士。後來迷信方士的大人物是漢武帝，他曾派人入海訪求安期生等仙人的蹤迹（詳見《史記·封禅書》）。武帝多次上過方士的當；但他始終相信人是可以成仙的，隻是手下的方士水平不行罷了。此後漢朝的皇帝幾乎無不迷信方術（詳見《漢書·郊祀志》《後漢書·方伎列傳》），後來這一類皇帝曆史上還有相當一批；因為其術不靈而被殺的方士，也很有一些。
一批批方士被殺掉了，但他們的思想和方術卻仍然活着，既存活在社會生活中，也活躍于詩歌作品中——後者即所謂遊仙詩。
二
遊仙詩是指詩的内容同仙人有關，往往大寫自己希望或者已然與仙人同遊，獲得快樂和自由，擁有世俗生活中根本沒有的幸福、和諧與浪漫，同時也可以借此寄托各種感情和追求。
首先寫遊仙詩的是戰國時楚國的文學家，傳世者有《遠遊》詩，其中的名句是：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
……
超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在災難深重的時代有這樣的想法，很可以理解。這首《遠遊》一般看作是遊仙詩之祖。在屈原的《天問》裡有關于仙人的提問，他對仙的态度在疑似之間。後來秦始皇讓他手下的禦用文人大寫其《仙真人詩》，詩雖已不傳，但文學史上仍然會提到，也被視為後世遊仙詩的先導。在漢人的辭賦如嚴忌《哀時命》、王逸《九思》等作品中，赤松子、王子喬、安期生等知名大仙，紛紛出籠。
一般來說，遊仙詩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真相信成仙的迷夢，在詩中實實在在地與仙共舞；另一類則借遊仙以抒發其别有之用心。秦漢人在詩裡講仙人之事，大抵是認乎其真的，例如漢代樂府詩中那些描寫仙人世界的篇什就是如此。後來也頗有這樣的詩人，例如西晉詩人何劭（字敬祖，236～302）的《遊仙詩》（《文選》卷二十一）雲：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托。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岩石。
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嶽，連翩禦飛鶴。
抗迹遺萬裡，豈戀生民樂。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綿邈。
全詩的中心在仰慕仙人王子喬。何劭詩即以《列仙傳》的記載為生長點，穿靴戴帽，加以鋪墊渲染。西晉時的不少達官貴人仰慕仙人，身為高官二代的何劭（其父何曾是西晉開國元勳）生活非常奢侈，“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丘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禦膳，無以過之”（《晉書》本傳）。他也真心相信神仙，其《雜詩》有雲：“心虛體自輕，飄飖若仙步。瞻彼陵上柏，想與仙人遇。”這一類人之仰慕神仙世界，無非是尚不滿足于當下的享樂（“生民樂”），希望将自己的富貴生活進一步提升到仙人的水準上去。
晉代的另外一些遊仙詩，如張協、張華等人的作品，專門就仙界本身作過詳細的描繪，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不那麼明顯，看來是道教漸盛以後神仙世界進一步引起人們興趣的一種表現。詩人們可以就此發揮想象，描寫出一個非人間的美好世界來。至于那些道教徒們所作的遊仙詩，乃是道教的宣傳品，同詩其實沒有什麼關系。
三
在另外一些詩人那裡，遊仙隻是一個隐喻，作者借此表達其固有的思想，例如曹操一心追求長壽，他的遊仙詩即以長壽以便完成統一大業為中心（參顧農《曹操的遊仙詩》，《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5月10日）；曹植追求自由，他筆下的仙人世界就是最美妙的自由王國；而阮籍詩中的仙人世界則是體現他理想的載體（參顧農《理想主義者阮籍》，《博覽群書》2010年第11期）……這些詩人大抵對成仙若信若疑，他們的遊仙詩可以當作詠懷詩來讀，但由于其中仍多“列仙之趣”，沒有同老派遊仙詩完全劃清界線，因而沒有産生太大的影響。
影響最大的遊仙詩人是兩晉之交的郭璞（景純），《文選》卷二十一錄入他的《遊仙詩》七首，極其有名。
郭璞根本不相信人可成仙，他寫遊仙詩全為詠懷。這一點鐘嵘早已明确指出過：“《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其雲‘奈何虎豹姿’，又雲‘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詩品》）在他筆下，各路仙人不過是他詠懷的道具而非仰慕的對象，詩中寫的是人生的感慨，世事的觀照，結果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出發豐富了抒情詩的寫作路徑。《文選》李善注雲：“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锱铢纓绂，餐霞倒影，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李善和鐘嵘一樣，明确指出了郭璞遊仙詩與傳統寫法、流俗之作的重大區别，同時又能進一步聯系郭璞本人的經曆來考慮他作品的特點，強調其“自叙”的性質，這正是先前鐘嵘所說的“坎壈詠懷”。近賢黃侃先生說：“然景純斯篇，本類詠懷之作，聊以摅其憂生憤世之情，其于仙道，特寄言耳……首章、七章皆有山林之文，然則遊仙特隐遁之别目耳”（《文選平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1頁）。
在兩晉之交的動亂年代，郭璞雖然也曾混迹于官場，但他深知這裡的危險，他認為最好是找一個風景秀麗的僻靜之處去過披着道教色彩的半隐生活。其《遊仙詩》其一雲：
京華遊俠窟，山林隐遁栖。朱門何足貴，未若托蓬萊。
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羝。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郭璞指出了三條路：或走向“朱門”卷入政治；或是不問政治，隐遁山林；而最佳選擇則是托于蓬萊，這樣可進可退，可仕可隐，最為高妙。又《遊仙詩》其七雲：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蓐收清西陸，朱羲就由白。
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圓丘有奇草，鐘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煉五石。
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前半講自然界自有其規律，植物至秋冬凋謝是正常的情形，還有生命周期更短的生物；因此詩中所謂“奇草”“靈液”盡管以正面的語氣出之，而其為虛妄不實乃不言而喻。詩的最後隻在“當途”與“山林”之間作出抉擇而根本不提什麼仙人，無疑也是對“列仙”的徹底默殺。
要之，郭璞認為從政太危險，但也不必完全規避政治，那樣也頗危險，最穩妥的辦法是遊離于政治，若即若離，既不熱衷于仕途，也不作形式上的歸隐，而以寄意于道術為手段，處于出世與入世之間，這樣在天下紛亂中不僅可以求生存，甚至可以求發展。半仙的學道色彩可以有效地保護安頓自己。而其《遊仙詩》完全是憂生憤世的詠懷詩，“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劉熙載《藝概·詩概》）；但其中運用了大量的神仙道教的符号。這些作品告訴後人，遊仙這一題材具有極大的彈性，其中可以寄托各種感情，仙境可以成為詩人的大舞台，演出的内容可以與宣傳道教奇迹絕不相幹。他做得很成功，抒情詩從此有了更廣闊的道路。
朱自清先生說：“《楚辭》的‘引類譬喻’實際上形成了後世‘比’的意念。後世的比體詩可以說有四大類。詠史，遊仙，豔情，詠物。詠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創始的人……遊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創始的人……”（《詩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214頁）。以郭璞是否即為遊仙詩的創始人似尚可讨論，但他在這一方面的的影響特别大，一提到遊仙詩，人們便首先想到其人，則是事實。
在中國詩史上，遊仙題材一脈不斷，但佳作不算很多，難以同詠史、豔情、詠物三類并駕齊驅。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