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代，琉球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在五個世紀的曆史過程中，中國與琉球之間進行了全面、頻繁的文化交流，并且形成了許多成果，琉球醫學著作《質問本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
《質問本草》的作者是琉球醫生吳繼志（字子善），生活在18世紀後期。作為一名醫生，吳繼志深知，沒有藥物，就難以治病救人。但當時琉球的醫藥非常落後，人們對許多草藥的性能及藥理尚不清楚。為此，吳繼志決心向中國醫生請教。他在琉球采集各類奇花異草，曬幹制成标本，然後将每一種标本分别貼在一張紙上，同時在旁邊畫上該植物的彩圖，以便觀看者了解其生長時的原貌。貼有七八十種草藥标本的紙張彙集起來，就成了一本書冊。每年秋冬季節，當琉球遊學生來中國求學時，吳繼志就托他們把草藥标本書冊帶到福州、北京等地，訪求中國名醫辨認書冊中的草藥标本，并且在書冊空白處寫下注文，以說明其藥名、藥性等。為了确保辨認的可靠性，吳繼志要求每種标本必須經過多位中國醫生的辨認。每一位中國醫生的辨認注文，都要被掩蓋起來，以免幹擾或誤導其他中國醫生的辨認。第二年夏天，琉球遊學生将書冊帶回國後，吳繼志就對書冊上的注文進行整理。如果中國醫生對于某一草藥标本的看法沒有分歧，吳繼志就将該種草藥作為确定無疑的藥物收入到《質問本草》“内篇”中。隻要有一位中國醫生的說法不一樣，吳繼志就将其列為存疑藥物，讓琉球遊學生下一次赴華時再請中國醫生辨認。經過反複辨認依舊懸而未決的草藥，則被放置在《質問本草》“外篇”中，留待後人繼續驗證辨識。
吳繼志以極端負責的态度設計出了一套嚴謹缜密的草藥辨認程序，中國醫生也以同樣負責的态度來進行辨認。有些草藥的辨認過程，甚至經過了多個來回，甚為複雜。對琉球草藥“鐵色箭”的辨認過程，就是典型的事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一位琉球遊學生帶着吳繼志制作的草藥标本來到福州醫生周天章的家中，請他辨認。周天章翻遍了《本草綱目》等中醫著作，隻能辨認出幾種，這使他非常苦惱。正在此時，“世業負囊醫治”的江西南昌人李旭來到福州。周天章聞訊後，專門找到李旭，請他協助辨認琉球草藥。李旭欣然答應，特地留在福州，不僅和周天章一起研究那些草藥，而且還“向采藥者相為驗看，亦更與制藥人商議”。盡管如此，他們也隻能辨識出九種藥材，并且認為其中有一種被琉球人稱為“鐵色箭”的草藥就是石蒜。第二年，遠在琉球的吳繼志收到由琉球遊學生從中國各地帶回的鑒定意見。對于周天章和李旭所辨認的石蒜，福建名醫潘貞蔚、石家辰以及太醫潘嶽溪都持同樣的看法，隻有一位名叫陸澍（字雨莊）的福州官員認為這種草藥不是石蒜，而是萱花（俗稱“金針菜”），其功效是“安神定志、清心明目”。盡管絕大多數中國醫生都認為這是石蒜，但吳繼志并沒有因此而輕易地将此作為定論，而是高度重視陸澍的異議。1785年，吳繼志不僅委托琉球遊學生将“鐵色箭”标本再次帶給陸澍，而且還專門附上琉球人所說的“萱花”标本及圖畫，請他繼續辨認。當琉球遊學生帶着标本興沖沖地來到福州時，陸澍早已離開此地回松江老家去了。但琉球遊學生并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最後找到一位對醫藥研究頗深的中國官員陳倬，請他進行辨識。陳倬經過深入的比較研究，最後認定，琉球人所說的“鐵色箭”确實是石蒜，而琉球人所說的萱花，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萱花。一種草藥，前後經過三年的認真考辨，才得以确定，可見中琉兩國的醫生學者是多麼的認真、嚴謹。這不僅反映了中琉兩國醫生一絲不苟的求實精神，更反映了他們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經過反複質詢以及訂正之後，吳繼志的《質問本草》“内篇”共收錄确證無疑的草藥四十一種，“外篇”共收錄存疑草藥九十七種，此外，在“附錄”中收錄了二十二類既可食用又可入藥的植物。值得一提的是，在《質問本草》中，每一種草藥不僅都有配圖，而且全都是彩色的，其中有的圖質量很高。還是以上文所說的石蒜為例。這幅石蒜圖選自日本沖繩縣圖書館所藏的琉球彩繪本《本草質問》（即《質問本草》），上面抄錄着中國醫生的各種辨認意見，其中包括潘貞蔚、石家辰、周天章等人認定為石蒜的結論，陸澍所下的“萱花，俗名金針菜”的意見，還有陳文錦等人“其莖根實難條辨，不知何物”的注文。在這些辨認意見旁邊，就是彩色的石蒜圖畫。綠色的葉子，白色的根須，紅色的花朵，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甚至連根莖上細微的泛紅都被描繪出來了。如果仔細觀察，還可以發現，圖上的花朵實際上呈不同的狀态。作為圖畫主體的兩朵紅花正昂首怒放。不過，這兩朵鮮花的色彩略有差異，一朵較深，另一朵略淺。紅花的右下方，是兩朵下垂的黑色枯花，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光輝。這些姿态各異的花朵表明，吳繼志在繪圖時，并不是簡單地照實臨摹原物，而是精心設計，刻意布局，以便觀察者能夠了解石蒜花朵在不同生命時期的形态。從這幅石蒜圖中就可以管窺到，在《質問本草》中，吳繼志傾注了多少心血。這裡還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國醫生在辨認草藥時，都以明代李時珍的醫學巨著《本草綱目》為主要依據，但《本草綱目》中的插圖卻是黑白水墨畫，許多細節并沒有表現出來，更沒有表現出花卉在不同生命時期的不同形态。從這個意義上說，吳繼志《質問本草》中的圖畫要勝于《本草綱目》。
吳繼志在編寫《質問本草》時，心中有一個宏大的計劃，那就是要把琉球的“山産海錯”以及“南地北山”的各種藥物都繪成圖冊，然後請中國醫生鑒定辨認。遺憾的是，這一宏大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實施，他就不幸辭世了。後來，他的兒子吳承成繼承其父遺志，經過多年努力，編寫《續質問本草》若幹卷，可惜此書的詳細情況并不清楚。
《質問本草》中的石蒜吳繼志在世時，曾在日本薩摩藩暫住過，并且同薩摩藩的一些名醫有過交往。《質問本草》編成後，很快傳入了薩摩藩及日本其他地方。我們知道，古代日本醫藥長期受中國的深刻影響，日本醫生也是根據中國醫藥著作上的圖畫來鑒别日本草藥的。但中國醫藥著作上所畫的是中國所産的各種藥物，日本人根據這些中國藥物圖來辨認日本藥物，自然容易出現錯誤。1834年，日本人菅原利保在為即将刊印的《質問本草》作序時，對于日本人這種按圖認藥的方法有過如下評論：“吾邦赭鞭者流，大率考諸華人所錄，征諸其所圖，以識其為某物，隔靴搔癢，抑亦遠矣。”相比之下，《質問本草》所收錄的是琉球本土所産草藥，而且是經過中國醫生嚴格鑒定過的，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所以日本人對《質問本草》非常重視。薩摩藩藩主島津重豪甚至将其深藏在帷帳内，唯恐被别人偷走。同時，《質問本草》也在日本文人醫士之間相互傳抄。現在收藏在日本鹿兒島大學圖書館的彩繪本《質問本草》，就是日本人于1785年根據吳繼志當時已收集整理的材料選編而成的。随着《質問本草》在日本的流傳，薩摩藩世子麟洲君（也就是後來幕末四賢侯之一的島津齊彬）擔心，手工傳抄很容易出現訛誤，特别是有的傳抄者可能還會在傳抄過程中加以發揮或曲解，這樣就會造成“輾轉迷謬，莫之是正”。正是出于這樣的擔憂，麟洲君下令組織力量将《質問本草》進行刻版印行，并于1837年完成了這項工作，從而有力地推動了這部琉球醫藥典籍在更廣的範圍内進行傳播。其中一部刻本，目前就保存在上海圖書館中。
琉球醫生吳繼志不辭艱辛，廣泛搜集本地草藥；中國醫生一絲不苟，嚴謹辨認異國草藥，無私奉獻自己的知識。所以，《質問本草》實際上是由中琉兩國醫生共同完成的，是中琉兩國醫藥交流的結晶。這部醫藥典籍有力地見證了中琉兩國密切的文化聯系，見證了兩國人民之間深厚的友誼。
本文主要依據上海圖書館所藏《質問本草》刻本，收錄于高津孝、陳捷主編的《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二十二冊，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作者單位：甯波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