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我國便有以德、才、學、識四字來品評、衡量人才的傳統。雖然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從這四個方面來評價，但對文人、學者的評骘，這四個字似更是“須臾不可離”。德、才、學、識，說起來似乎并不難懂，很多人以為，那些一流的人才，特别是一些名家、大家，應該是四者兼備的。道理雖如此，但究其實，這四者關系相當複雜，并不一律。錢锺書先生在《管錐編》《談藝錄》等著作中，通過對古代大量文學批評人物的具體考察，揭示了四者錯綜複雜的關系，給人以啟發。
在錢锺書先生看來，世事難以一概，人的禀賦性情也各有所偏，學問見解更是千差萬别，故德才學識能完美彙集于一人者，可謂舉世罕見。暫時先不看“德”這個更為抽象的概念，僅以才、學、識而論，三者不能相副者就大有人在。比如明代竟陵派兩位主将鐘惺與譚元春，錢先生就指出他們相當高明，但缺少才學，所以他們自己作詩便常常“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見”（《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104頁），所謂“眼高手低”，這是識見高明而才學不足造成的。又比如宋代書畫家董逌，他的《廣川書跋》《廣川畫跋》等，提出了不少見識高明的觀點，但是，其文“殊不成語”，筆舌蹇吃，文澀難曉（參《管錐編》，中華書局，1986，845頁）。這也應是文才和學養方面有所不足造成的，即有見識而才學不足。
一般來說，作詩更多地需要才華，而為學更多地需要學識。古代一些文學批評家常常顯得見識有馀而才力不足，宋代嚴羽也是一個典型。錢先生曾引明清時期幾位學人論嚴羽的話，如徐祯卿說：“獨喜滄浪語語上乘，而嚴詩故元人耳，豈識見、造詣殊途乃爾？”徐世溥稱：“使李、杜論詩，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王士祯謂：“儀卿詩實有刻舟之诮，大抵知（智）及之而才不逮雲。”（《管錐編》第5冊，255、277頁）一方面，能夠提出“上乘”的理論，但自己的創作卻無片言可以流傳；另一方面，如李白、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他們論詩的觀點卻未必超過嚴羽。如此看來，就應該公正地對批評對象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既不能因為其創作成就突出就揣測其理論也必然高明，也不能說一個人提出過比較高明的理論，創作上就一定能遵照理論的指導，寫出傑出的作品。這種“順水推舟”式的推論往往不能成立，世事就是這樣“不齊”，難以一概。因此，任何批評都要具體而論，一是一，二是二，若一概而論，就必然導緻評價上的不公允。
與此相反的是，曆史上還有一類文人學者，他們重視才力而忽視學問，這可以明代三袁的公安派和清代袁枚的性靈派為代表。比如袁枚就提出：“作詩須視天分，非關學習。磨鐵可以成針，磨磚不可以成針”“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為考據或骈文，何必借詩賣弄？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見《談藝錄》第200頁引）等等影響很大的說法。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錢先生在《談藝錄》中用相當多的篇幅圍繞袁枚的《随園詩話》一書展開辨析，無情地揭露了袁氏因為沒有堅實的學問為基礎，故他的很多話屬于道聽途說、淺嘗辄止，以及袁枚慣于大言欺人、暗中剽竊等行徑。看來，錢先生在才、學、識這三者中，更強調學的重要性，因為學是溝通先天之“才”與後天之“識”的關鍵。從某種程度上說，學也可以彌補才的不足和識的偏宕，沒有學術根基或者将“學問”與“性靈”割裂的“識”往往成為可怕的狂識、妄識。在此，那個隐含着的“德”已經顯露出來一些。
錢锺書先生為學一貫堅守中道原則，其論學沒有走向任何一個極端。比如是否可以就袁枚的例子得出一個結論：有才有學就一定有識了呢？那也未必。清代那些樸學家們的學問不可謂不深厚，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也頗有才華，但是有些人論起《詩》來，卻頭腦冬烘，如膠柱鼓瑟，盲人摸象。比如不明“詩文之詞虛而非僞”之理，據詩文“考訂”出些似是而非的結論，以至于“吟風弄月之語，盡供捕風撈月之用”（《管錐編》，96頁）。其學問之博，适促成了其見識之陋，正如錢先生用贊賞的态度引用王陽明語所說的：“博聞多識，留滞胸中，皆傷食之病也。”（《談藝錄》，535頁）準确地把握才、學、識之間的微妙關系，使錢锺書的學術貌似樸學，而終歸心學，融會貫通了有清一代漢、宋兩大陣營的學術思想，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此外，錢先生還用大量事實證明：“識”也可以分為多種，難以一概，比如南北朝文學批評家鐘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一方面，鐘嵘對于詩藝的“全體大用”能夠高矚周覽，言談微中；另一方面，在對具體詩人的品評上，卻缺少識見，比如不能賞識陶淵明的傑出，将其歸入“中品”，就常為後世所诟病（參《管錐編》，1446頁）。用今天的話說，鐘嵘屬于善于宏觀概括而不能洞察入微的人。錢先生還指出，有些人的見識竟然不可思議地分為兩截，比如東漢批評家王充，其議論“斬辟處有當風之快，而固昧處又有堕霧之悶，半邊之爽朗适相形而愈見馀半之陰晦爾”（同上，264頁）。錢先生這些論斷絕非空論，句句都是以事實為依據的，令人不得不思索、玩味其中的奧秘。
可見，以才學為基礎的“識”在文學批評中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是才學的歸結處，也是批評是否有價值的根本所在。但是，錢锺書并不認為“識”是最重要的，因為在才、學、識之前，還有一個“隐身”着的“德”。錢先生在《管錐編》中耐人尋味地論及這樣一個事實：陶淵明的作品在南朝時其實有一位“知音”，那就是梁太子蕭統。蕭統不但編了《陶淵明集》，而且還作序盛贊陶詩。可知蕭統與鐘嵘恰好相反，屬于那種“于藝事之弘綱要指，未免人雲亦雲，而能于曆世或并世所視為碌碌衆伍之作者中，悟稀賞獨”的人（參《管錐編》，1446頁）。但這還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與蕭統并世的劉勰和鐘嵘兩人，都屬于對陶淵明不能“悟稀賞獨”的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這部宏大的文學理論和批評巨著中，竟然對陶淵明隻字未提。按理說，劉勰還受知于蕭統，以劉、鐘對當時文學動态的熟悉和對蕭統的了解，不應該不知道蕭統的所好，同時蕭統又是皇太子，劉勰、鐘嵘完全可以改變一下自己的欣賞口味，順着蕭統的意見說些陶淵明的好話，但是，他們都沒有，而是“皆不為勢利轉移，未嘗違心兩舌”（《管錐編》，1450頁）。這就是說，劉勰、鐘嵘在對陶淵明見識上的偏差恰恰又證明了他們兩人具有一種寶貴的批評家的獨立精神，這正是錢锺書所概括的“不為勢利轉移，未嘗違心兩舌”十二個字，而這十二個字，也正是對“德”的最好說明。由此可見，“德”又是超乎“識”之上的，對才、學、識三者具有統領作用的一種可貴品格。離開了“德”，才、學、識都不足可貴甚至會走向其反面，也就是說，才、學、識适“成就”了其“寡德”“缺德”，這種情況從古今中外的“名人”中也可以找到不少。所以德、才、學、識四字，以“德”作為統領是完全有道理的。“德”常常是“隐身”的，也就是說，它通常并不獨立表現出來，但它又無所不在，統貫于其他三個層面之中。
由以上錢锺書先生對德、才、學、識的辨析，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結論性的話：“德”為統領，“才”為天賦，“學”是關鍵，“識”是歸結。這四個字之間，既有内在的關聯，又常常難以統一，形成交錯複雜的關系。錢锺書從具體的批評事例入手而非從概念入手，通過對具體人物、作品的評析，對于四者之間的關系得出了既符合實際又合乎邏輯的結論，這些對于我們今天用以評價人才、評價幹部等，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這一辨析過程中，也恰恰體現了錢锺書本人的德、才、學、識。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管錐編》書影